邓朴方首次回忆他和父亲的伤痕

邓朴方人物背景

邓朴方，1944年出生，1962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68年受迫害致残，1984年起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理事长，1988年起任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团主席，执行

理事会理事长，1993年起任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中共第十五、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

核心提示

他有着一个特殊的家庭，却始终过着朴素的生活。

他遭受过不人道的待遇，却致力于弘扬人道主义思想。

他是我国6000万残疾人中的一个，也是我国残疾人事业的开拓者和领路人。

众多历史细节首次亲口披露。

邓朴方的成长、磨难、事业和梦想。

名字是刘伯承取的“朴方”就是朴素、方正

记者：你这个名字很有来历，我们想跟您自己证实一下，是刘伯承取的吗？

邓朴方：那时候在四川重庆，那时候要上学，该取个学名了，刘邓两人多亲热，那个时候我们两家都在一起，住在一起，孩子都在一起玩，然后父亲就请他来取。

记者：你父亲自己可以取。

邓朴方：刘帅的学问多好啊，他多尊重刘帅啊，他们那种亲密关系，我们真是眼睛看得到的。因为我小名叫胖胖，胖子，p是我那个“胖”字的元音，ang是“胖”字的辅音，所以刘帅就用元音取了个“朴”字，用辅音取了个“方”字，他亲自查的字典找的，然后“朴方”两个字就是朴素、方正，这个对我影响很大。

记者：您说这个名字对您有什么影响？

邓朴方：我觉得朴素方正，我这一辈子好像都这么做过来了。是不是刘帅有点儿神啊。

朴素的童年不知爸爸是啥官觉得低人一等

邓朴方出生在战争年代，幼小的他随着父亲转战迁徙，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举家迁往北京。正像刘伯承元帅所给他取的名字一样，虽然父亲是国家领导人，邓朴方仍然像普通人家的孩子一样过着朴素的生活。

邓朴方：我上八一小学，那个时候学生里面也有一种不好的风气———比谁爸爸官大。都是军人子弟嘛，谁的爸爸是团长，谁的爸爸是司令，谁的爸爸是将军，说你爸爸是什么，我爸爸不知道是什么，什么都不是，觉得好像我们比别人低一等似的。小时候很糊涂，我小时候。

记者：好像你上中学以后好长一段时间你们同学，包括老师都不知道你是邓小平的儿子？

邓朴方：是这样，我在十三中上学，都到高二了，我们团干部活动里面说是不是要请我父亲题个词什么的，后来我们团委书记交代给另外一个团委委员，说你去找邓朴方去说去，他父亲是总书记，那个同学说，啊，他是总书记(的儿子)。我们都同学五六年了，他还不知道我的父亲是总书记。那个时候没想到，不觉得这是个事，你和别人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优越的，没有任何东西。

“文革”初的磨难造反派逼他揭发父亲邓小平

然而，朴素的邓朴方也无法脱离浩劫的旋涡。1966年，也就是他上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很快，父亲邓小平成为斗争核心，邓朴方以及姐姐邓林和妹妹邓楠都在各自的学校受到了批判和管制，造反派试图从他们身上拿到父亲邓小平的罪证。

记者：找你们的目的就是想通过你们揭发你父亲的事。

邓朴方：当时是，就是这样。

记者：揭发了吗？

邓朴方：不可能，就想找茬儿也找不出来。但是当时北大的主要目标就是无论如何要找到他的罪名。

记者：最后把你们带到哪儿去了？

邓朴方：把我们带到他那些武斗基地里边。

记者：做什么呢？

邓朴方：就是审问，一天到晚审问。

记者：审什么？

邓朴方：审什么，邓小平和你们的关系，他们又捕风捉影抓住我，说我攻击江青，就是想把你打成反革命。

记者：攻击江青这事有吗？

邓朴方：我也不是攻击，就是说江青在北大那个大操场上讲话，讲得很不像样子，我在底下说了一句，“看你猖狂到什么时候？”被人听到了。

记者：报告上去了？

邓朴方：可能也是揭发吧，这之类的。反正总是抓到这些材料，当然我们也是矢口否认了。我就跟他们说，我说邓楠她们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要问就问我。

记者：你为什么要这样说？

邓朴方：反正我想，第一个，我总是第一目标，另外一个就是希望给弟弟妹妹们减轻一点压力。

不堪回首的梦魇往事难忍“反革命”帽子选择自杀

由于邓朴方是邓小平的长子，所以造反派就把工作重点放在了邓朴方身上，对他进行残酷的迫害，并把他打成了反革命，取消了其预备党员资格。1968年8月，不堪忍受虐待和凌辱的邓朴方选择了跳楼自杀。对那段梦魇般的往事，邓朴方一直不愿回忆，这次采访，是邓朴方首次面对媒体披露当时的情景。

记者：最后是什么样的压力情况下，会让你感觉到(绝望)？

邓朴方：说老实话，我自己也很革命，当你非常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很强烈的革命者，被当做反革命，你处处被作为反革命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不能忍受的，所以一旦听到他们开始称呼我反革命，我就想我到头了，该结束了。

记者：你开始采取这个极端的行动的时候，肯定是抱着一个必死的(想法)。

邓朴方：对，当时的想法就是已经到头了。

记者：受伤以后被送到哪儿？

邓朴方：受伤以后开始被送到北医三院，北医三院住了一段时间以后，没有做手术，后来就送到北京大学校医院。

记者：为什么没有手术呢？

邓朴方：当时像我们这样的反革命，当然是不可能给你做手术的。苏醒过来以后我心如死灰，生和死已经无所谓的，我觉得那个时候真是，人们尝试过那么样一种经历，真是，心死的这种都不感到痛苦的那种状态。

难熬的那段时光住福利院编纸篓换钱买酒喝

因为得不到及时治疗，邓朴方胸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觉，造成了无可挽回的高位截瘫。受伤半年之后，造反派彻底放弃了对他的治疗，把他送到了北京郊外的清河福利院。此时，邓小平夫妇已被下放到江西，对于邓朴方来说，这是最难熬的一段时光。

记者：有人照顾你吗？

邓朴方：那就是一个大屋子，12个人，照顾我们的就是同屋的80多岁的一个老头儿和一个十七八岁的傻孩子，他们两个在这屋里面能走动，然后是我们这些不能动的。

记者：生活呢？

邓朴方：生活谈不上，一去以后就给你发一身棉衣、棉裤，就是光着身子穿这些棉衣棉裤。

记者：光着身子穿？

邓朴方：对。平常除了吃饭什么的，就是做做手工。当时福利院有加工纸篓，过去的纸篓是铁丝编的，编的纸篓叫做编筐，然后编一个筐子四面的帮是3分钱，编一个底是1分钱，就一个一个拿手工来编，做些手工挣点钱。

记者：你会做这个吗？

邓朴方：我做什么都还可以啊，我只要学两下立刻就是高手了，我编得快，又快又好，一个月挣几块钱，然后就去小镇子上跟几个人一块摇着车子，喝个酒，来两个花生米夹着，就这么过。

记者：你自己有没有采取什么行动？

邓朴方：后来我说病还是要治治，后来我就摇车子从清河，一个手摇车，从清河摇到中南海，我记得摇了很长时间，那是5月份还是什么时候，天很热，我就穿着棉袄，从清河一直摇到中南海。

记者：现在开车大约可能需要1个小时。

邓朴方：记得有一个坡，我摇不上去，后来路边有个人帮我推了几把，才把那坡拱上去。那时候摇到中南海西门，我就同门口说，我要见一见领导，一个战士就让我靠边站，就把我放到西门斜对面的马路边上，马路西边远远的，我就在那儿等了好长时间。西门是过去我每天上学都进出的地方，最熟悉的地方，当时就在那儿等着，又过了很长时间，他们有人说给你再换个地方，用吉普车把我和三轮车一块抬上去，拉回救济院了。我也做过上访的，这也算上访的。

深沉的父爱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

1971年6月，经过父亲邓小平的多次争取，中央最后同意把邓朴方送到江西。在江西的这段日子，邓朴方感受到了邓小平深沉的父爱。

记者：这个时候已经跟父母几年没见面了？

邓朴方：我们大概从1967年出来以后就没看到父亲了，到1970年，三四年吧。

记者：三四年没见面，分手的时候你是家里的长子，很健全的人，这个时候再见到你的时候是这样，父亲没有说什么？

邓朴方：他没说什么，我也没说什么，就是眼睛看我，无言相对。我说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我就不记得当时是流泪的，但是心里面的泪是在流，也许淌的是泪，也许淌的是血。

记者：在您身上发生这种悲剧，您父母心里应该是非常难过的，你能看得出来父亲难过吗？

邓朴方：看不出来，难过是一定的，但他不会表现出来，不会这样表现出来。

记者：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他没能照顾自己的孩子。

邓朴方：但是他自己从来不说这事情的，家里一直到“文革”以后他也从来不说这些事情……我惟一对不起的就是父亲和母亲。

记者：怎么讲呢？

邓朴方：因为我自己的行为造成了父亲母亲的痛苦，我觉得非常对不起他们，他们是精心培养我、教育我、爱护我，而我呢，却给他们这么大痛苦。

记者：你一直自责？

邓朴方：是的，一直是这样想的。在那后来，90年代了，我跟张百发接触的过程中，他给我讲过一段事情，他跟我讲，那时候80年代初期的时候，前三门建了那一排宿舍楼，修了一条路很漂亮，当时父亲去看，看了以后父亲就跟他们说，你们说房子将来可不可以作为商品？我看将来会作为一个商品，如果将来买房子的话，我要给我大儿子买一套，他是因为我而受伤的，其他的孩子我就不管了。我听了张百发那个话以后，我觉得实在是父亲的这一片心意，他的内心的这种痛苦他从来没有表达过，也没有说，但是在这件事情上看出他自己内心的一种伤痕，他的这种伤痕越深，我的伤痕也就越深。(据央视《面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