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白鲸》

《白鲸》是十九世纪美国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赫尔曼·麦尔维尔（1819年～1891年）写于1851年发表的一篇海洋题材的小说，小说描写了亚哈船长为了追逐并杀死白鲸莫比·迪克的经历，最终与白鲸同归于尽的故事。故事营造了一种让人置身海上航行、随时遭遇各种危险，甚至是死亡的氛围，是作者的代表作。1956年06月27日发行的电影《白鲸记》（英文名称：moby dick），就是改编自这篇小说，由著名导演约翰·休斯顿导演，格里高利·派克gregory peck把高傲倔强的亚哈船长塑造得入木三分。小说场面宏阔博大，思想内涵复杂，哲理性很强，而且文笔沉郁瑰奇，堪称杰作。

《白鲸》是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之一。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于十八世纪末，在十九世纪上半叶达到繁荣时期，是西方近代文学最重要的思潮之一。在纵向上，浪漫主义文学是对文艺复兴时期人本主义理念的继承和发扬，也是对僵化的法国古典主义的有力反拨；在横向上，浪漫主义文学和随后出现的现实主义文学共同构成西方近代文学的两大体系，造就十九世纪西方文学盛极一时的繁荣局面，对后来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浪漫主义文学是西方近代文学两大主流体系之一，对整个西方文学产生的影响是勿庸置疑的。纵向上看，浪漫主义强调创作的绝对自由，彻底摧毁了统治欧洲文坛几千年的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是西方文学在近代历史上的又一次“文艺复兴”。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的诸流派，都可以看作是浪漫主义文学蜕变、演进的结果。很多现代主义者自称“新浪漫派”，可见浪漫主义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之间密切的联系。在宏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看，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文学思潮和风云变幻的社会变革如此密切的结合。浪漫主义文学是近代历史上人们对科学理性、物质主义带来的异化现象的一次彻底的检视和清算。浪漫主义颠覆了西方资本主义旧的价值理性，以强烈的反叛精神构建了一个新的文化模式。

此外，许多浪漫主义者重视对民歌、童话等民间文学的整理和搜集，在很大程度上保存并发扬了西方文学的民间传统。在德国和英国，浪漫主义就是从搜集民间文学开始的。浪漫派广泛从民间传说、神话、童话中撷取题材，极大的丰富了文学的表现手法，为现代主义文学题材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而主人公亚哈船长和白鲸莫比·迪克是一对尖锐的矛盾，这个矛盾集中代表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强烈的冲突。用我们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衡量，这个冲突的发生是客观的、必然的、以及不可回避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一个非常形象化的体现。

亚哈船长是人类在自然面前的代表，是人类派来征服自然的。他是普通的人，却有着普通人所没有的坚毅刚强和不为名利所动的种种美德，但同时，在他的身上我们还发现了疯狂、自私、刚愎自用等种种劣迹，使我们对这一个形象产生了全面立体的认识。从他的美德看，他近乎神明，让人信奉和激动不已；从他的阴暗的一面看，他又越来越接近莫比·迪克而成为了一个恶魔，让人感到可憎又可怕。正因为如此，亚哈船长才是一个真实而强大的人，只有他才能完成人类所赋予的剿灭白鲸的使命。

对于亚哈来讲，这使命是神圣的，是历史性的。人类征服自然的过程是由无数个剿灭白鲸一样的过程组成的，每一个过程都有一个亚哈作为领袖。这领袖非亚哈莫属。因为亚哈既强大威严得像一个神，又确实是一个人。人类不可能依靠神力来征服和改造自然，那只是被称作神话的美好愿望。亚哈担起了进击自然的使命，它赢得了所有勇敢的人的尊敬和爱戴，他招致在自然面前缩首缩脚的懦弱的人的恐慌甚至憎恨。于是，人类自身的矛盾产生了，并且一步步加剧，仅次于人与自然的矛盾。人类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必须解决好内部的矛盾，必须克服自身的种种弱点，只有这样，才能在与自然的较量中获得成功。

亚哈船长剿灭白鲸的过程包括了以上种种的因素。“裴廓德号”是人类社会本身的一个高度概括，是那个年代人类状态的一个缩影。亚哈船长剿灭白鲸的过程是人类征服自然的过程中的一个浓缩，是无数次殊死斗争中的一次。白鲸莫比·迪克是自然的代表，当然它也是自然阵营中最杰出的代表。莫比·迪克是一种自然力量的象征，是同样强大的自然的一种具体体现。自然由强大的莫比·迪克和无数个平庸的其他组成，正像人类由强大的亚哈和无数个平庸的斯达巴克、斯塔布和弗拉斯克组成一样。

自然是丰厚和大度的，它是人类的依靠，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宝库，是人类的衣食父母，失去了它，人类将不复存在。自然是吝啬的，它从来都不主动给人类什么，人类从它身上得到的一切，都是靠着自己索取甚至掠夺而实现的。所以，人类搞不清自然究竟是人类的恩人还是仇人，还是时而是恩人时而是仇人，这一点，恐怕它自己也搞不清楚，因而才如此的矛盾重重。但是，仅就大鲸而言，自然和人类的冲突只可能是你死我活的，因为，人类行为方式在大鲸的身上只体现出对自然最残酷和最无道的一面，同样，大鲸所回报给人类的也只有殊死的反抗和阴险的报复。

在这样无数的矛盾之中，无数的冲突产生了。莫比·迪克充当着自然界的酋长，自命为自然的守护神，因而亚哈和莫比·迪克的冲突不可避免。在自然与人类的冲突中，结局的胜负是事关重要的，它影响着世界的前途，自然也决定着人类和自然的命运。最终亚哈和莫比·迪克同归于尽了。人类和自然谁也征服不了谁，他们就像是地球的两个极一样，互为依靠，互为补充，维持着世界的运转。人类和自然，是做敌人还是做朋友，这个问题找不到答案。逝去了的亚哈和莫比·迪克解决不了这个难题，现代人不知能否解决。人类如何面对自然，是人类所永久面临的一个话题，是人类能否保持自身的一个关键。

《白鲸》是伟大的作品，是力量和思想的所在，是美国文学史上的史诗之作。作者从富有到贫困的转折决定了他坎坷而闪耀着光彩的命运，而命运的多舛和对命运的不断抗争，则决定了他人生的力度和作品的力度。

跳开1851年，站在二十一世纪的视点重新审读《白鲸》，细心的读者将会发现，《白鲸》从始到终贯穿一条主线：人一旦置身于大自然中，惟一的选择只有充当征服者，他与被征服对象的关系必然是对立的，两者是彼此仇视的、互不相容的。麦尔维尔对亚哈船长的塑造尤其突出了这一点，使他成为《白鲸》这部书的灵魂。

在麦尔维尔笔下，虚拟的大海与真实的大海相去甚远，麦尔维尔的大海永远是变幻莫测、充满险恶的，它是“冷酷恶毒的”，它有“幽灵似的白浪滔滔的洋面”，即使晴朗的天气，“在它那一派蔚蓝的、柔和的底里，隐藏有一种邪恶的魔力。”这就是“大寿衣似的海洋”，一切邪恶皆来自它的最深处，它孕育了凶残无比的大白鲸，还有嗜人血的抹香鲸，而大白鲸在大海中横行无忌，简直就像个“蠕动的海魔王”。

总之，在作者的描述和勾勒下，翻动着白色浪花的大海与幽灵般的白鲸，两者在阴险、邪恶的轨道上融为一体。为使阅读者真切地感受大海的险恶，作者从《白鲸》最初的章节起始，竭力渲染紧张、恐惧的气氛，他引领读者走进与棺材谐音的“彼得·科芬”大鲸客店，那装饰古怪的居所处处闪露着凶兆，使人联想到无处不在的死神。连人们寻求心灵庇护的教堂，也无法使你摆脱对死亡的恐惧，面对一座座葬身于大海的海员墓碑，读者直接感受那索取人性命的元凶迫近的气息。神父的布道更是异乎寻常，他“曳长而庄严的声调，有如一只陷在迷雾的海上的船只那种不断敲击的钟声”，他的吟诵将人们的恐惧拖至深渊：

大鲸的恐怖和肋骨

困我在阴森可怕中

神光普照的浪涛滚滚而过

把我高高举起

重重抛进毁灭之都

似乎这还远远不够，神父反复宣讲《圣经》中“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的那一段落，把大海，以及大海中的生物同基督教历史神话连接起来，把人的恐惧、人的死亡归罪于大海，把人和大海、和大海中那“一条大鱼”的对立与冲突视为历史的必然。甚至那艘以灭亡的印第安部落名称命名的“裴廓德”号捕鲸船，也是隐喻“死亡与决斗”。这艘“用它猎逐到的敌人的骸骨来打扮自己的船只”，竟是用花白的鲸骨打造的。

这些描写和叙述不仅把大自然恶魔化，而且不可缓解的仇恨压倒了一切。仇恨的对象具体而明确，就是那头出没于大海中邪恶无比的白鲸，人与大海、与海中巨兽的对立和复仇情绪，已是箭在弦上不能不发。在此，人们不能不提出疑问，在真实的人类狩猎历史活动中，某一种狩猎活动，在它的准备状态，在它行动的前期阶段，果真要在猎手的心灵中灌输和强化对所猎取对象的恐惧情绪，直至把这种情绪引向仇恨吗？这是容易被阅读者忽略的常识性问题。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作家在这里明显进行了有意的歪曲和改写，其中隐含了作家写作的深层动机和目的。阅读和了解人类学家所记载的狩猎部族习俗，我们将会发现，无论在印第安部落、还是在爱斯基摩人中，无论在非洲和亚洲曾以狩猎为生的原住民中间，他们与猎取对象的接触或遭遇，更多的是欣喜，同时伴随着久远的敬畏（类似的场景，还能从美国电影《与狼共舞》所复原的印第安部落习俗中看到片段）。假如某个猎手对某种猎物有了怨恨，不管他是部族头人还是首领，都不会把个人的怨恨提升为整个部族的仇恨，那将引发疯狂的滥杀，或退而避之，全部族选择迁徙之路。但这势必危及群体的生存，甚至毁掉整个部族的生计。

为此，我们不能不追问，麦尔维尔是否犯了常识性错误，将他所描述的猎手对猎物的仇恨当成人类固有的、原发的、普遍化的共通现象？这里更可能的是，作家并不只是简单地犯下常识错误。探究其源由，根本原因恐怕还在于麦尔维尔所处社会环境的变化，这变化是前所未有的、来势汹汹的、难以抵挡的。1851年前后的那一时段，一只看不见的大手将历史折为两截：被翻过的那一页，无论其多么漫长（包括所谓封建社会），从总体上说人类对大自然取一种敬畏的态度，在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中都是维持低限度生存水准，以同大自然保持相对协调；翻过的这一页，是以“资本和利润”为推动力的历史新开端，征服和占有大自然成为它的题中应有之意。

美国心理学家弗罗姆在他《占有还是生存》（1976年出版）一书中对此有过深刻的论述，他认定“十八世纪的资本主义逐步地发生了一种深刻的变化，经济行为与伦理学和人的价值观念分离开来。”他认为资本主义已是“一个有着自己的动力和规律的运动着的系统”。他分析了重占有和重生存这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追溯其历史渊源，从中得出的结论是：“这两种生存方式的区分以及爱活物和爱死物这两种不同形式的爱，是人类生存的至为关键的问题。”毫无疑问，麦尔维尔全身心地沉浸在类似于“爱死物”的那样一种冲动中，他竭力渲染人与大自然的对立情绪，将这一情绪引向仇恨。这种仇恨一旦合法化，就能为那些追逐利润的人们，为贪婪得发疯的资产阶级，为整个资本主义体系随之而来的在更大的海域、在更广阔的大自然中，进行更疯狂的屠杀，无休止的占有，找到了无所顾忌的行动口实，清除了征服者的心理障碍。

“征服和占有”确实是1851前后那个时代的大主题，麦尔维尔紧紧地抓住了它，又在《白黥》写作中占有了它。

《白鲸》为读者提供了这样一段有趣的场景：亚哈船长一只手抓着护桅索，一只手高举着一枚西班牙金币，口中高喊着：你们随便哪一个给我发现这条白鲸，就可以拿到这枚金币，朋友们！

在大海里，在航船上，以西班牙金币悬赏第一个在桅杆上发现猎物的人，这样的情景令人眼熟，肯定在哪里发生过。它与某一段历史，某位声名显赫的征服者有关。查一查《哥伦布航海日志》中就有类似的记述，那应该是1492年10月至12月的某一天，哥伦布乘“平塔”号探险船航行在大西洋上，他就是以同样的姿态，同样的口气，以西班牙国王的名义宣布：第一个在桅杆上发现陆地的人将得到赏金。这是历史的照搬和刻意复制吗？究竟是麦尔维尔无意中设置了这一情节，还是因为大海和航船等相似的场景，使他下意识地套用了当年殖民扩张时哥伦布的焦虑？这一时难以认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两个发生于不同时代的故事，既然使用了相同的情节，必然在某些方面有内在的联系：主人公（或当事人）意识到征服和占有是他此行的惟一目的，意识到金钱所具有的无法抗拒的魔力。从这富有象征和隐喻色彩的情节中，读者或许应该不难找到这样一种联系：在麦尔维尔的潜意识中，哥伦布，或这一类人是值得效仿的楷模：他要做一桩大事情，他要完成有一个大发现，他要征服一个大目标。这征服欲，也就是弗罗姆所说的“爱死物”的欲望。这一欲望通过爱尔维尔所虚构的人物和故事一点一滴地表露出来。

这里要特别指出，在《白鲸》的整体结构中，麦尔维尔还为表述这一种欲望（也是为了迎合某种社会欲望）专门设置了足够的叙述空间。这表现于：在故事的叙述过程中，作家再三再四地中断叙述，造成叙述的间隔，在这些间隔中插入大量的非叙述性文字。而这一堆堆插入的文字如赘生物，明显地使这部作品显得臃肿而庞杂。有意思的是，《白鲸》结构上这种臃肿和杂乱，反被一些评论家认为具有知识的含量、历史的厚度，称它为捕鲸方面的百科全书。然而，这样的评价忽略了这些插入的非叙述性文字其实另具功能，另有意义。在麦尔维尔的心目中，它们与小说中的叙述性文字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麦尔维尔在“鲸类学”章节中，有意展示了他所掌握的有关鲸类的丰富知识，不仅将不同的鲸进行分类描述，还在描述其形态和习性的过程中，指出哪一种鲸的“商业价值又是最高的；因为它是人们能够从它身上获得贵重的东西，即鲸脑的惟一动物”；从哪一种鲸的“嘴巴里所提炼出来的芬香可口的油是极其名贵的，是珠宝商和钟表匠所竭力搜求的东西。”他出示收集到的资料，还谈到独角鲸的角，声称在古代它是被“当做抗毒的灵剂的，因此，它的制剂售价很高。”但有关这种独角鲸的信息少之又少，只有在1576年的文献中有段记载，那是英国的马丁·弗罗比歇爵士探险归来，把一只独角鲸的角献给了伊丽莎白女王。

至于鲸类的食用价值，细心的作家并没有忽略，他在“做菜的鲸”一章中津津有味地谈到，三百年前，法国就把“露脊鲸的舌头当做一种珍肴美味，而且价格卖得非常高。”说到小抹香鲸，“把它的脑髓当成一样上等菜。用一把斧头，把这种精巧的脑壳敲开后，肥肥白白的两大爿就折裂开，然后把它们和着面粉，煮成一种最惹人喜欢的食品，味道之芬芳，有点像小牛脑的味道。

很明显，作家在这里是向一大批为数众多的隐形读者诉说。这批读者对猎取和屠杀没有兴趣，他们不愿自己的双手染上血迹，但他们却有很高的消费趣味，有很强的好奇心，他们的关注点集中在珍希物品上。为了满足这些隐形读者的特殊口味，麦尔维尔被“资本和利润”浸透过的商品意识已溢于言表。从这一角度阅读“割油”、“绒毯”、“海德堡大桶”、“龙涎香”、“手的揉捏”、“炼油间”等章节，从那大段大段工厂化操作的描述中，被牵着鼻子绕来绕去的读者终会发现，原来这里谈及的，才是远洋捕鲸的真实目的，它与金钱和利润直接挂钩，它是捕鲸、猎鲸、屠鲸的原初动机，与所谓的“复仇”和“仇恨”根本就没有什么瓜葛。

在这条轨道上还谈什么正义与邪恶！捅破这一层窗户纸，读者或许有上当受骗之感。特别是在“抹香鲸头——对比图”和“露脊鲸——对比图”这两个章节，麦尔维尔引领读者以占有者的姿态把玩手中的猎物，他触摸鲸的唇、舌、须，把玩鲸的头颅，将鲸的“整个头当成一只大提琴，而那些个喷孔，就是大提琴的声板上的壁孔。”他细细地观赏鲸“头顶上的奇特、隆起、鸡冠形的覆盖物——这种碧绿而缠来缠去的东西……”他翻看鲸的牙齿和嘴巴，“这只嘴巴真是多么漂亮雅致呀！从地板到天花板都有镶里，或者不如说是用一层白色薄膜裱褙的，光辉闪烁，宛如新娘穿的缎子。”这情景恰如一只老猫把玩爪下的小老鼠。够了，这按照这一思路，亚哈船长俨然是为正义而行动的悲剧性英雄，他在思想与行动上与《圣经》中的英雄神话、英雄人物一脉相承。

在这篇短文里，不便讨论基督教早期自然观的利弊得失，引人注意的却是麦尔维尔为把亚哈船长、甚至将整部《白鲸》同基督教神话传说联系起来的种种努力。他在《白鲸》臃长的引文里，例数圣典中有关“巨兽”、“大鱼”、“大鲸”的记载，借用神话写作的方法，将亚哈船长装扮成半人半神的形象，他的仇敌也被赋予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形成了虚拟性叙事与神话性虚拟两种表述方式相互交融的叙述策略。这种写作策略亦虚亦实、亦神亦鬼，容易使阅读者产生类似服用迷幻药那种虚实颠倒的幻觉。亚哈船长一出场，就像“一个刚从火刑柱上解下来的人，一条细长的、青白色鞭痕似的东西，像根线一般从他那簇灰发里蜿蜒而出，直顺着他那焦黄色的半边脸和脖子而下，消失在衣衫里。”作者并不点明造成这副伤残面孔的直接原因，而是引导阅读者按照他的暗示去想象。

作者勾画了亚哈船长半倚半站的轮廓，强调的却是他的那条残腿，告知读者它是用“抹香鲸的颚骨加以磨光修整做成的”，省略了造成这位捕鲸船长伤残事件的缘由。将一个饱受伤害的形象推到读者面前，使读者没有机会思考那桩事件的原发过程：究竟是猎手攻击猎物在先，还是伤残了的猎物被动反扑在后？在这里，一个前提，一个必不可少的猎取和占有的动机被悄悄地掩盖了。那头大鲸变成了天生的恶魔，它成了捕鲸手的“天敌”（进而也就成了人的天敌）。而这位受伤害者所有的仇恨，所有的复仇行动因此变得正当，变成情理之中的事情。

作者轻松地滑过了对那头大鲸，对大海，对整个大自然恐惧和仇恨起因的解释，以纯粹的复仇掩盖了一切，掩盖了远比宰杀一头恶兽更为实在的图谋。同时，小说为亚哈的疯狂和偏执，为那些同他的行为相类似的举动，找了可辩解的理由：“他对于白鲸的报复心理可能会多少扩大到一切抹香鲸，他越多杀巨兽，就越增加机会，因为这样一条条地杀下去，最后的一条鲸就会是他所要猎击的可恨的鲸了。”

这是推出亚哈这一形象的图谋所在，也是这一形象的功用和价值所在。无论作者怎样遮掩，这一人物显然是为“扩张和征服”的目的塑造的，他具备这一目的所需要的一切特征：他头脑中只有一个目标，胸中翻动的只是一种情绪：他要彻底毁掉那头鲸，哪怕追杀到地狱的尽头。他成了驰骋于大海之上无所畏惧的超人，他是“船上的可汗，海中的之王，也是大海兽的太君”；他成了力量的象征，“施行一种随心所欲的霸权”；他是以自我意志为中心的旌旗手，不顾“裴廓德”号船员的生死，行为完全被所谓的“斗志和意志”所支配。这位与古代君王同名的捕鲸船长，最终以三天三夜的搏斗，完成了英雄的征程，按照作者的设计以殉道的方式与白鲸一道沉入海底。

至此，这部虚拟作品释放了全部能量，把紧张、恐惧、仇恨、复仇的极端化情绪塞进了读者的记忆，进而成为长期存在的公众形象记忆的一部分。不管人们喜欢还是不喜欢，亚哈船长最终成了一尊在大自然面前不负任何责任，毫无敬畏和忏悔之心的冷面偶像。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一形象助长了在大自然中无所顾忌、疯狂的行动，影响了这一行为向更大的范围蔓延。这一点，人们可以从1851年之后的那一段历史，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在陆地、在海洋，肆无忌惮的扩张中，从陆地生物和海洋生物大量灭绝的境况中有所感悟。

麦尔维尔确实捕捉到了一个大目标，他为早期资本主义对待大自然的态度，勾画出大体轮廓，也预示了其未来。麦尔维尔在《白黥》所拓展的母题以及相关的气氛、基调和人物，在后来的文学和艺术发展中被不断地因袭和复制，一个多世纪以来竟然潮起潮落，从未停歇。直到二十世纪中叶，美国的电影公司还推出跟《白鲸》相类似的海洋恐怖故事，它就是影片《大白鲨》。无论从什么角度看，《大白鲨》都是《白鲸》的现代复制版。我相信，类似的叙述性作品今后还会陆续问世，只不过它的背景很可能不再仅仅是海洋，而是漫无边际的地球外层空间了。

可以说，这就是《白鲸》写作的谜底。对人类社会的进步而言，无论它是一本好书，还是一本“坏书”，已是历史的一部分，成为支持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话语的重要部分，与当今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与人类的未来生死攸关。将1851年的麦尔维尔与资本主义体系捆绑在一起，进行批判性思考，有如翻弄一本陈年旧帐，但只要能给眼下被生态环境问题困扰不安的人们，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就是值得的到底表现了一种什么心理？与捕鲸手的心态（无论怎么说《白鲸》还是以捕鲸为主线）是否相符？我们不能不有所质疑。

我们从人类学家泰勒、弗雷泽的专著中不难发现，狩猎部族猎获之后通常是以敬畏的心情抚慰自己的猎物，安慰它，讨好它，并以多种方式为自己的行为开脱、谢罪，这不只是部族成员自觉履行的习俗，而是他们自然信仰的一部分，同他们的生存方式合为一体。这样的习俗在亚洲、在中国的北方，在西伯利亚的密林中，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如今，在世界某些边远地区的部族文化中仍然存留着。美国作家海明威在他的《老人与海》（出版于1952年）中，就以令人信服的细节描述了老渔民与一条大鱼搏斗的经过，其虔诚、敬畏的心境和猎取大鱼后的失落感，给人以刻骨铭心的记忆。显然，麦尔维尔清楚地意识到他面对（或者说他感兴趣的）的是什么样的读者：这是一个新兴的强力集团，是特殊群体，这一群体的行为心理特征早与传统相悖，特别在对待大自然、对待自己占有物的态度上，同古老的传统有了本质的差别。

现在还是让我们回到1851年，回到麦尔维尔和他的《白鲸》吧。虽然麦尔维尔在他的小说的非叙述性章节中，塞进了大量浸透和渲染了占有的快感，也就是“爱死物”的快感的文字，直接表述了带有资本主义原始资本积累时期强烈特征的价值观念，不过这毕竟是构成小说的次要结构因素。麦尔维尔的主要贡献是塑造了一个经典的人物形象亚哈船长。

从《白鲸》问世以来，如何看待麦尔维尔笔下的亚哈船长，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1988年出版的《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对亚哈船长给予很高的评价，在谈到这一人物给阅读者带来的历史性联想时，认为亚哈的对手白鲸，是“一条‘约伯的鲸’，是和那些原始的传说中的恶龙和海怪同属一类的，是那些肆虐于创世之际的混沌的力量象征；而亚哈则是柏修斯、圣乔治式的人物，自愿担当起救世的重任，去实现《以赛亚书》中的预言，去‘屠杀海里的恶龙’。”在这样一个神话的映照下，亚哈还是“一位十九世纪的思想家。”

最后我想介绍一下，关于作者的故事。

麦尔维尔(1819～1891）melville，herman美国作家。1819 年8 月19日生于纽约的一个商人家庭，1891年9月28日卒于同地。因父亲破产，未成年便离开学校，自立谋生。先后当过银行小职员、农场工人、商店伙计、小学教师。1839年，到一艘往返于美国纽约和英国利物浦之间的轮船上当服务员，开始了5年海上生活。其间曾在几艘捕鲸船和邮轮上当过渔叉手和普通水手，足迹踏遍四大洋，还曾流落到塔希提岛和马克萨斯岛上，在有食人风气的土著部落中生活过一个时期，并作为水兵在美国号战舰上服过役。这些经历为日后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1844年，麦尔维尔退伍回到纽约，开始创作生活。最初的长篇小说《泰比》、《奥穆》、《马尔迪》都是以他在南太平洋的生活为依据写成。其中《泰比》描写了他在马克萨斯岛上的食人部落泰比人中的惊险经历，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给当地土著人的淳朴生活带来的破坏，因此受到教会的谴责。另外两部长篇小说《雷德本》和《白外套》也是描写海洋生活的。这些作品给美国文学带来了崭新的领域和内容，在美国读者中广受欢迎，作者因此赢得了海洋文学家的称誉。1851年完成的长篇小说《白鲸》(即《莫比·迪克》)是麦尔维尔的代表作。这是一部寓意丰富、深刻、笔触雄浑的长篇小说。它记述在19世纪上半叶美国捕鲸业蓬勃发展的年代，从事捕鲸业40年的裴圭特号捕鲸船船长亚哈在同一条巨大凶猛的白鲸莫比·迪克搏斗中船破身亡的经历，反映出作者对当时资本主义巨大发展的疑虑和惶恐心情。麦尔维尔此后曾任纽约的海关检察官19年。后期写了大量诗歌，自费出版。他根据自己的经历写成的长篇小说《皮埃尔》和遗作《比利·巴德》等，带有悲剧的神秘色彩。这些作品长期没有得到重视。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麦尔维尔的价值才被美国文学界“重新发现”，确立了他在美国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