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明批判暗保护 外交部怎样走出外交冰点晤

不论是周恩来还是毛泽东，都善于利用礼宾安排来表明他们对某个问题的看法。当周恩来打算委婉拒绝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提出的中国难以承受的援助要求时，他建议代表团去看看中国农民是怎样生活的。被选定的参观地点是大寨。他特别叮嘱，不要让当地接待部门不切实际地用山珍海味款待客人。

“91人大字报”

1968年新年刚过，外交部一些刚刚恢复工作的司长和奉召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大使们开始频繁地相互走动起来。这在后来被叫做“串联”。在他们的感觉里，那场噩梦般的“革命”似乎快要进入尾声了。他们在酝酿着一个大胆的计划：以写大字报的方式公开揭露隐藏在“打倒陈毅”这一口号背后的政治阴谋。这个圈子有一个四人组成的核心：余湛、陈楚、韩叙和赵政一。大字报的标题最初定为“打倒陈毅是个反动口号”，因担心会伤害那些不明真相的普通群众，最后的标题是从《毛主席语录》中挑选出来的：“揭露敌人，战而胜之”。大字报还有一个副标题：“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实际上这才是他们的本意。大字报贴出来之前曾被送到外交部党委和由各派群众组织联合成立的一个叫做“大联筹”的临时性机构审阅过。听到消息的司长和大使们则争先恐后地在大字报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签名者在一两天之内就达到了91个。

韩叙夫人葛绮云用漂亮的书法抄写了那份长达八千多字的大字报，当它在2月13日早上被贴出来时占据了整整一面墙的位置，并成了外交部的头号新闻。大字报一针见血地指出：围绕着“打倒陈毅”和反对“打倒陈毅”而展开的一场斗争，绝不仅仅关系到陈毅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究竟由什么人掌权和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大字报还揭露了“一小撮阶级敌人”为打倒陈毅而采取的种种卑劣手段，断言：所有这一切不过是他们“推翻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政治阴谋的一部分。这份大字报的影响很快扩散到全国各地，而猜测大字报所说的“政治阴谋”的主使人究竟是谁，更是成了人们在私下谈论得最多的话题之一。

最先对此事表示担忧的是这91人竭力保护的陈毅。大字报贴出后，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曾以十分兴奋的口吻向陈毅复述过大字报的主要内容。尽管陈毅对有人出来讲公道话表示赞赏，但他更担心这样做会“帮倒忙”。“91人大字报”张贴的时间以及它所谈论的问题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年前的“二月逆流”。事实上这张大字报后来果然被“中央文革”定性为“为二月逆流翻案的代表作”。周恩来几乎是最后一个知道大字报事件的人，他为此曾责怪过余湛，因为大字报的起草者们完全可以在事前将大字报的底稿交给他。当然如这样做，很可能就没有“91人大字报”了。周恩来立即让秘书钱嘉栋向外交部有关方面转达了自己的意见，他不仅要求写大字报的91人承认错误，马上收回大字报，而且要求外交部党委和“大联筹”迅速采取补救措施，对大字报的“原则性错误”进行批评。周恩来特别强调说：“现在又是二月，去年二月的情况不应再出现。”他在第二天再次让钱嘉栋给外交部打电话说：“91位同志、部党委和‘大联筹’都要表态，不表态，不批判，极‘左’又要出来。部常委不表态，就站不住脚。如果部常委不表态，我就来表态。”

除去部党委和“大联筹”外，和91人一同做检查的还有陈毅。所有在大字报上签名的人都知道，他们接下去要面临的是有关此事的各种各样的盘问。为了避免将更多的人牵扯进去，韩叙建议大家不要将部党委在事前看过大字报底稿一事透露出来。但造反派已经从乔冠华的妻子龚澎那里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因为她认为整个事情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她甚至十分坦然地在一次大会上说：“我是没有签名的签名者。”周恩来了解到韩叙试图“蒙混过关”后，先后几次严厉地批评了他们。但他同时又强调“91人绝大多数是认识上的错误。”

“91人大字报”的风波终于平息了，大多数签名者都像韩叙一样很快就得到了周恩来的重用。人们在事后渐渐醒悟到：这种及时的批判，恰恰是周恩来对他们的一种特殊的保护。

走出外交“冰点”

1969年初，韩叙重新出来主持礼宾司工作。当时整个礼宾司包括韩叙在内只剩下了九名工作人员，而在三年前，它拥有的工作人员是这个时期的五倍。外交部的造反派头头首先要求人们把中国驻外使馆变成“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色学校”，一些驻外使馆的工作人员在驻在国滥发毛泽东像章和《毛主席语录》，而使馆外面的新闻橱窗里也贴满了宣传“文化大革命”的图片和文章。有些驻外使馆在国庆招待会的讲话中竟然不顾驻在国的反对，点名指责另一个国家。同样性质的事情在国内也频频发生，当一些国家的驻华外交官外出时，他们被勒令佩戴毛泽东像章和随身携带《毛主席语录》。当诸如此类的做法遭到抵制后，一些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便被认为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敌人”。

值得庆幸的是，极“左”分子们的许多荒唐闹剧在1969年5月份以后不得不收场了。迫使他们偃旗息鼓的原因是毛泽东在5月1日会见应邀参加游行观礼的外国驻华使节时，发出了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改善和发展关系的重要信息。各国驻华使团的外交官很快恢复了同礼宾司的正常往来，不仅如此，他们还委托礼宾司为他们配备翻译和工勤人员，甚至是帮助他们代购车船票、冲洗照片及预订戏票。

中国在外交上采取的积极姿态很快使自己走出了对外关系的“冰点”时期，在1970年前后甚至迎来了又一个建交高潮：在从1970年10月到1971年12月的15个月里，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多达20个。由于外交部部一级的领导已经基本上“靠边站”了，周恩来开始直接依靠司一级的负责人来维持工作的正常运转，韩叙在这种情况下成为周恩来处理大量与礼宾有关的外交事务的左右手之一。每年300次以上的会见全部要由礼宾司负责安排。如果某个国家的外宾提出一定要见毛泽东的话，那么整个活动随时都有可能被打乱，因为毛泽东的决定总是在最后一分钟才通知礼宾司。礼宾司在这种时候难免会显得手忙脚乱，因为有时当他们得知毛泽东将在一个小时之后会见某个外宾时，他们已经将这个外宾送上了飞往外地的飞机。不过礼宾司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应付这种突发情况，总能将一切都重新安排妥当。不论是周恩来还是毛泽东，他们都非常善于利用某些礼宾安排来表明他们对当时某个重大问题的看法。比如有一次，当周恩来打算委婉地拒绝一个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提出的中国难以承受的援助要求时，他建议代表团到农村去看看中国的农民是怎样生活的。被选定的参观地点是山西省昔阳县的大寨。周恩来让韩叙提前赶到大寨去安排一切，他特别叮嘱说，不要让当地的接待部门不切实际地用山珍海味来款待客人，而要让他们尝尝中国农民日常食用的粗粮。当外宾们面对着一桌俭朴的饭菜时，周恩来适时地说出了他的看法。对方当即表示愿意收回最初的要求。

接待尼克松和田中

1971年6月中旬，由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负责的小组悄无声息地搬进了“文革”开始后已经很少使用的钓鱼台国宾馆。基辛格一行抵达北京南苑机场的时间是7月9日中午，当天下午四时左右，基辛格就和周恩来开始了第一次会谈。

大约很少有人料到中美之间的技术性谈判会那样棘手，双方的争论焦点是美国总统究竟应该使用由谁提供的交通工具。美方代表提出，尼克松从始至终都必须使用自己的专机和防弹车。但是，允许一架外国飞机在尚未开放领空的中国境内飞行显然是有损国家主权的，美方的提议即遭到中方拒绝。在接下去的谈判中，韩叙代表中方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坚持了由中方提供交通工具的基本立场，同时也充分考虑到美国提出的尼克松必须和美国国内随时保持联系的要求。方案允许美国总统的专机作为副机跟随在由中方提供的主机之后，美方对于这样的安排显然无话可说，但是他们对中方用来作为主机的伊尔-18型飞机的性能表示了怀疑。中方保证为这次飞行挑选出来的机长是最优秀的，况且中国总理也将乘坐同一架飞机。在这样的安排和理由面前，美方代表只好放弃了原来的打算。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一行飞抵北京。就在尼克松到达钓鱼台国宾馆后不久，得知毛泽东主席将在下午三点钟会见他，这不免使他大松了一口气，因为在此之前没有肯定的消息证实这次会见的确存在。事实上，并不是中方有意将事情搞得扑朔迷离，而是毛泽东在尼克松动身的前几天突然休克，他的心脏甚至还一度停止了跳动，在经过几天的紧急抢救后，病情才稳定下来。跟随美国总统来访的近五百人被分别安排在钓鱼台国宾馆和民族饭店下榻。

不过严格按照计划行事并不意味着某种刻板，相反中国人的善于变通同样给美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中方决定将远在十几公里以外的专供外宾购物的友谊商店里的商品临时搬到了钓鱼台国宾馆出售。美国客人除了购买商品外，带走的还有中方不动声色地送给他们的中国糖果。那些糖果是他们每天从放在宾馆客房里的糖果盘中拿走的。客房服务员最初曾对他们的客人在一天之内就能吃掉满满一大盘糖果惊讶不已，但当同样的情况接二连三地发生在每一位客人身上时，他们终于发现了其中的奥秘。这件事被报告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建议继续在他们的房间里摆放足够的糖果，而他的客人们果然如数照收。这种彼此心照不宣的游戏使双方都感到很有趣。

如果说中美交往是以富有传奇色彩的方式使世界震惊的话，中日关系的发展则是以其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令人叹为观止。人们很难想象田中角荣在他执政两个多月后就出现在了北京。

1972年9月25日，当田中乘坐的专机降落在北京国际机场时，出现的是比半年前尼克松访华时热烈得多的场面。中日两国首脑在9月29日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当晚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书斋里会见了田中一行。他们没有严肃地谈论政治问题，而是轻松地谈论了个人经历和中国的“孝道”。顺利完成访华使命的田中在周恩来的鼓励下喝了不少茅台酒，以至于当他登上飞往上海的专机后竟然在周恩来身边睡着了。有趣的是，周恩来和田中喝茅台酒的故事居然使日本市场上的茅台酒价格一下子上涨了三四倍。

（摘自《韩叙传》，阮虹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