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1973年复出之后的首次公开亮相

“文革”初期被打倒了的邓小平在1973年戏剧性地复出，曾使中外惊讶

“文化大革命”初期，邓小平被作为“中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之后，1973年戏剧性地突然露面，曾使中外惊讶，舆论关注。

这年的4月12日晚，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的宴会，邓小平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出席。当时，一位外国记者这样描述邓小平：“他那对大而近似欧洲人的眼睛，正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这边，站着‘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英雄，他们不久前曾剥夺了邓的一切权力，而那边，则是政治的牺牲者。”还说他“只身孤影，缄默无声”。其实，这位记者的描述是不准确的。因为邓小平的复出，符合中国人民的心愿，他内心也一直洋溢着能重新为党和人民工作而焕发的欢快。

1950年就同邓小平相识的阿沛·阿旺晋美，曾到钓鱼台对面邓小平复出后居住的一幢公寓里拜访，邓小平很高兴，乐观坦城地对这位老朋友说：“我这几年在下面过得很好，你看我的身体不是还很健康吗？我过去学过钳工，后来干革命，手艺生疏了……”随后，他不无幽默地说：“这几年又干钳工，还学到了不少新技术，这也是一件好事。”

阿沛·阿旺晋美说，“文革”初期红卫兵还未来得及批判他，毛主席和周总理就派飞机把他接到北京，保护了下来。邓小平不由得连声说：“这就好，这就好，你是进了保护伞，对你这样的人是应该保护的。”接着邓小平又说到自己：“我也是得到主席和总理保护才活下来了。送我到外地一个小地方，也是一种保护。”

邓小平还特意会见了已故元帅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

邓小平对生死与共数十年的罗荣桓表示深切怀念。他对跟着林月琴前来探望的孩子们说：“要记住你们的爸爸，他是真正维护毛泽东思想的，他反对活学活用完全正确，我和他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邓小平对时时关心自己的老部下，总是宽慰地说，他在江西工厂锻炼时没阻扰，啥事都没有过，身体也很好。

决定邓小平出席联大会议前，毛泽东写信告诫江青“不要反对”。周恩来抱病主持这项筹备工作。

1974年4月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是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当一年前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时，石油输出国组织为支持阿拉伯国家，采取了石油提价的措施，这表明了第三世界国家以原料为武器，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更加高涨。也可以说这是第三世界国家在完成政治独立以后，争取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这一着重讨论原料和发展问题的会议，与会者大多为各国首脑。

会议本身重要，我国由谁率团出席的问题既重要又敏感。当时，周恩来病势加重，全国四届人大即将召开，国外纷纷猜测中国政坛上的格局变化。可见，由谁率团出席这次会议，将在国内外产生重大的政治影响，为各方面所瞩目。

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当然也看到了这一点。此前，他们借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使重病中的周恩来政治处境更为艰难。在遭到毛泽东的批评以后，江青等虽暂时收敛了气焰，但眼见率团出席联大会议的人选有空子可钻，便力图把他们帮派中的人推出来。

3月20日，外交部关于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代表团人选的请示报告呈送到毛泽东面前。年迈的毛泽东仔细地审阅报告，当即拍板：由邓小平担任代表团团长。同时，他又觉得有必要再听听其他人的意见。于是，他嘱咐：这件事先不要说是他的意见，可以先在外交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来，报请中央政治局批准。此时，江青也在揣摸毛泽东的意向。这一天，她写信给毛泽东，请求会面。毛泽东看穿了江青求见的真正意图，立即写信答复：“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写到此，毛泽东觉得还未达意，随即又批评道：“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

江青在毛泽东处吃了闭门羹却仍不醒悟。3月24日，周恩来接到了外交部重新写给党中央、毛泽东的报告后，立即明确表示赞成，毛泽东也圈阅了这份报告表示同意。但是江青却公开提出反对意见，蛮横地要求外交部撤回这份报告。周恩来只好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份报告。

3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举行，由于会前周恩来做了工作，除江青外的与会政治局委员都赞成由邓小平率代表团出席联大。江青一看自己彻底孤立了，在会上吵吵闹闹，声称对这件事“保留意见”。大家出于对毛泽东的尊重，以沉默态度相对。会议的情况于第二天汇报到毛泽东处，他感到很恼火，本来他已决意让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只是为了听听大家的反映才不便明说。可是在政治局绝大多数同志已经同意他的意见后，江青还在胡闹。于是，他马上写信告诫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

这当头棒喝，使得江青不得不在当晚周恩来传达毛泽东意见时，表示同意。

小平同志于27日起减少国内工作，开始作出国准备。虑事缜密的周恩来，嘱咐安排好小平等同志的安全工作，并要求在4月6日代表团离京时，举行盛大欢送，以壮行色。

邓小平认为，出国准备工作“重要的是要有一篇好的发言稿”。他在联合国首次提出了中国永远不称霸的诺言。

3月底的一天，外交部长乔冠华带领凌青等人，到邓小平住处请示出席联大会议的准备工作。

乔冠华首先关切地问：“邓副总理身体怎么样？去联合国要不要带医生？”一向不把自己生活待遇放在心上的邓小平神态自若地说：“医生？早就没有了。”在座的人都面面相觑。

邓小平却直入正题：“重要的是要有一篇好的发言稿。”话仅一句，

就概括他数十年的外交工作经验，特别是他60年代起数次率团去莫斯科同苏共谈判的经验。

代表团同志为发言稿再次来向邓小平汇报时，邓认为他的想法同代表团起草发言稿的同志，不谋而合，即除了表示支持第三世界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各项主张外，还应当向国际社会传达中国共产党对当时国际形势的新看法，即毛泽东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新提法。

原来，这几天他经常想起这样一件事，一个多月以前，毛泽东在北京会见了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在亲切友好的谈话中毛泽东讲：“希望第三世界团结起来，第三世界人口多啊!”

毛泽东解释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当对方表示同意自己的分析时，毛泽东又说：“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邓小平还清楚地记得：毛泽东会见阿尔及利亚革委会主席布迈丁时进一步解释道：“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

邓小平认为，如此重要的内容，必须利用联大这一国际舞台向世人宣布。

发言初稿很快起草完毕，邓小平决定用一天时间和外交部同志一起修改。念一段，议论一段，逐段讨论。中午就在讨论的地方用餐。邓小平和大家一样，也领得了一份菜饭。

在讨论发言稿的结束语时，邓小平胸有成竹地提出：“应该讲这样几句话：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侮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邓小平几乎是一口气讲完上述话的，在座的人都感受到了一个政治家高屋建瓴的远见卓识，心中骤然升腾起强烈的震撼力。当凌青记下这几句话时，邓小平又嘱咐了一句：“你就这样写，不必改。”后来，邓小平在联大上用这种语言首次向国际社会表达了中国永不称霸的决心。

4月初，身患重病的周恩来接连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邓小平的发言稿，讨论批准代表团在联大期间的工作方针。然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却借口“有病”请假，拒不参加会议。4月3日和4日，周恩来和邓小平联名致信给毛泽东，简要报告联大发言稿的修改情况。毛泽东于4日收到报告后，对发言稿等表示满意，于是，他在这份第六稿的发言稿上批示：

“好，赞同。毛泽东”

为了防止江青等人将来再在这个问题上制造事端，第二天，周恩来写信给邓小平、乔冠华，转告毛泽东的批语，并嘱咐外交部将毛泽东的批件影印若干份，分送政治局成员传阅后归档。

邓小平长达数小时的讲话令联大会议会场为之震撼。一顿晚宴的直接会谈，改变了基辛格对邓小平的看法。

4月6日上午7时许，病情恶化而又通宵未眠的周恩来，仍抖擞精神跨上红旗牌轿车，亲往首都机场为邓小平一行送行。机场上聚集了数千人的队伍，红旗招展，锣鼓喧天，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欢送仪式。

邓小平紧握着既是兄长又是战友的周恩来的手。

想到他为自己能在这一国际外交舞台上出头露面而殚精竭虑，一向很少外露情感的邓小平禁不住眼睛湿润了。

纽约，联合国总部所在地。世界各国代表团纷沓而至，而中国代表团的到来则显得不急不缓。邓小平率团与会，已为各国的消息灵通人士所探明，但邓小平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只有极少数资深的政治家才心中有数。至于涉足外交舞台不深的外交官员们，心里则是一片茫然。甚至连当时担任美国代表团团长的基辛格，也对邓小平知之甚少。

就是在这种窃窃私语的议论声中，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抵达了纽约。这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人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国土，第一次走上联合国的讲坛。

然而，基辛格等人当时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11年后，他坦率地讲对邓小平的当时印象：“说实话，我那时不知道他是谁。因为他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所以我们那时以为他是中国代表团的一名顾问，甚至不知道他是中国代表团的团长。”

4月7日，邓小平率代表团到达纽约，4月9日，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开幕。中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副团长乔冠华、黄华沉稳地坐在座位上。仔细倾听着别国代表的发言。

4月10日下午，一个令人难忘的时刻到了。随着主持会议主席的宣布，邓小平步履矫健地走到了演讲台前。他深沉的目光迅速扫视了一下会场，脸上浮现出平和、沉静的表情，给翘首以待的与会者留下从容老练的印象。特别是当他翻开讲演稿开始一般性辩论发言时，一百多个国家的代表团成员和旁听的众多记者，刹那间感受到了一位高瞻远瞩、经验丰富的老政治家、外交家的倾人魅力。

首先，邓小平分析目前国际局势的特点，指明了国际关系变化中的“实际上存在着的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

只见邓小平抬起头，面向大会主席说：“主席先生，原料和发展问题的实质，就是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掠夺和控制的问题。”他抬高声音说：“这是当前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反殖、反帝、反霸斗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这论断性的语言真可谓一针见血，一语中的，完全体现了邓小平的讲话风格和特点。

邓小平双手撑在讲台上，两眼注视着会场，一字一句地说：“我们认为，第三世界的国家要发展自己的经济，首要的前提是维护政治独立……归根结底，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是不可分的。没有政治独立，就不可能获得经济独立；而没有经济独立，一个国家的独立就是不完全、不巩固的。”“我们发展中国家不仅在政治上应该互相支持，在经济上也应该互相帮助。我们之间的合作是真正平等的合作，是具有广阔的前景的。”

会场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听到这里非常高兴，觉得邓小平的话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反映了他们共同的心声。

邓小平的长篇精彩发言结束时，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很多国家的代表、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纷纷走到中国代表团的座位前，和邓小平团长以及乔冠华、黄华副团长热烈握手，表示祝贺。连少数敌视中国的国家代表，也不得不从内心对中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的发言感到钦佩。

此后的一个星期里，邓小平分别拜会或会见了许多国家的与会代表。

值得提出的是，4月14日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美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基辛格，举行宴会招待邓小平率领的中国代表团。

美国的基辛格、斯考克罗夫特、温斯顿·洛德等待客人邓小平、乔冠华、黄华坐好后，也一一落座。然后，宾主寒暄一阵，共同举杯祝酒。

由基辛格出面主持的这次宴会，看起来是一般礼仪中的相互往来，实际上主要是要与邓小平商谈中美两国关系如何实现正常化。所以，宴会的欢快气氛中又包含着拘谨、严肃。但是，邓小平应付自若，柔中有刚。

开始，基辛格表示美国政府正在为美中两国实现正常化竭尽全力，“但一时想不出办法来”。他说完此话后，眼镜后的两只眼睛注视着邓小平的面部表情，试图寻找出对方赞许甚至热情的表示来。然而，只见邓小平挟起菜，不慌不忙地送到嘴里，表情也只是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其实，邓小平十分清楚：半年前就是面前这位国务卿受尼克松总统委派，第六次来到中国，设想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办法，作出了一定的承诺。今天的表示，可能是美国总统又面临了什么新的困难。所以，邓小平不露声色。

无奈，基辛格只好继续讲下去，他说，总统表示要在任期的头两年削弱美军驻台湾的军事力量，美中两国互设联络处；后两年采取日本的方式，实现美中关系完全正常化。最后是“同中国建交，与台湾保持某些民间往来”。既然基辛格已经代表美国政府推出了有步骤地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底牌，其中不乏表面上过于主动之意，邓小平应该有所表示了：

“博士，中国政府希望这个问题能较快地解决，但也不着急。我们能够体谅美国政府的困难。”邓小平不卑不亢、不急不缓地回答，令基辛格暗暗称赞。

途经巴黎，买了上百个羊角酥分赠当年同在法国的同志。有识之士评说，邓小平是周恩来“最好的代理人”

4月16日晚，邓小平、乔冠华乘坐的专机，在茫茫的夜空中东行，离开了纽约，离开了美国国境，第二天上午，抵达法国巴黎，在归国途中暂作休息。在巴黎期间，邓小平除同乔冠华前往总理府拜会了法国总理梅斯梅尔之外，还特意由中国驻法国大使陪同前往巴黎市内意大利广场，去查看广场旁边s街5号的一个小咖啡馆。原来，这里是五十多年前邓小平、李富春编印《少年》(后改为《赤光》)杂志的所在地。据蔡畅回忆，在这里“邓小平、李富春同志是白天做工，晚上搞党的工作，而周恩来同志则全部脱产”。“当时，《少年》刊物是轮流编辑，邓小平、李大章同志刻钢板，李富春同志发行。”但是，岁月流逝，景物不再依旧，邓小平触景生情感慨地说：“面目全非了!不能在五十多年前的小咖啡馆喝咖啡了。”第二天早上，邓小平只好叫使馆的同志到别的咖啡馆买来咖啡给他喝，还叫人买了上百个羊角酥，准备带回国分别送给当年同在一起的周恩来、聂荣臻、蔡畅等。

4月19日下午，首都机场上一片欢腾，周恩来、叶剑英等又来到这里，热烈欢迎代表团的胜利归来。在专机旁，邓小平等代表团成员还和欢迎的领导人合影留念。邓小平的右侧是周恩来，左侧是江青。此时的江青身穿灰白色风衣，满脸堆笑，似乎她阻挠邓小平率团出国的事情没有发生过一样。

世界舆论普遍关注着邓小平率团参加联大会议之行。特别是4月10日邓小平的发言，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及中国政府对外政策，更使一些有识之士认为：邓小平不仅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且无疑也是周恩来总理的一位“最好的代理人”。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更注意到了5月12日周恩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布托总理的情节，并加以议论。他讲：按照多年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的坐法，布托坐在毛泽东的左手一侧，周恩来坐在毛泽东的右手一侧(除译员外)，但这一次坐在“周恩来座位”上的却是邓小平。周恩来坐在了布托一侧稍远的座位上。

应当说，外国人已经注意到邓小平纽约之行后的政治作用的加强。6月1日，周恩来在等候邓小平参加联合国特别会议归来，又处理完手头几件重要事情后，才同意入院施行手术的。为了确定接替重病在身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入选，10月4日，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成为邓小平即将全面接替周恩来最具体、最有效的步骤。12月下旬，周恩来到长沙面见毛泽东，建议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补选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同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泽东采纳了这个建议。邓小平就是这样在重返政坛后，很快被进一步推向中国政治舞台中心的。也就是从这时起，邓小平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烂摊子”，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全面整顿”。（炎黄春秋宋毅军邵桂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