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
京西宾馆西门警戒线是细细的一条白杠,却像南天门,隔开了两重天。
各省造反派把大字标语刷满宾馆对面的墙壁、马路、房顶。
整个白天,到宾馆四周示威的队伍接踵而至。上海的走了,福建的来了;安徽的走了,江苏的来了。
笔者曾经访问过当年参加了这次工作会议的陈丕显、江渭清、李荷华、张劲夫、姬鹏飞、李雪峰等老同志。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江渭清回顾这段历史时感慨地说:
“八月份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时,会场里的气氛还比较融洽,毛主席坐在台上讲话,台下坐着的同志也时常插话,场内有时还漾起一阵笑声。
“到十月工作会议,这种气氛已经荡然无存了!会上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已被文革小组定为资反路线的炮制者,当作黑司令部的总头目批判了。以此划线,人人检讨,根本不容辩解!心情压抑的程度更是难以名状!
“正在这里,接到陈总秘书的通知:陈总今晚请华东几位第一书记吃晚饭。我竟像孩子盼过年似地盼起天黑来了,看得出,一同去的陈丕显夫妇、叶飞、李葆华、魏文伯、谭启龙等同志,都有同样迫切的心情。吃饭是小事,能到老首长面前谈谈心,出出气才是真的。整个会议期间,虽说与陈老总天天都见面,碍着人多眼杂,只有碰面点点头的机会呀!”
天近傍晚,两辆拉严窗帘的“大红旗”开出了京西宾馆,出门不远,便避开宽敞的大道和熙熙攘攘的人流,在狭窄的僻静的小胡同里东拐西弯,时而停车躲让自行车,时而缓慢艰难地转急弯,足足绕了半个钟头,汽车方才切入府右街,呼啸驶入中南海西门。
这时,司机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口气。
陈毅站在院门口,带着深沉凝重的微笑,与每一位客人握手。张茜拉着谢志诚(陈丕显的夫人)的手,一边往里让,一边歉意地说:“老总请你们来,也没提前打招呼,匆忙中,只备了几样家常菜,请大家多原谅哟!”
这几位华东来的书记,几乎每次到北京开会,总要“敲”陈毅一次“竹杠”,当然主要目的是看望一下老首长。这次,碍于形势错综复杂,不便聚会,陈毅一直未发邀请,无奈几位书记心里有事,几次提出要求,陈毅才在会议快结束时临时决定。
施师傅今天中午才知道请客之事,但因都是熟客,口味喜好他有数,只半天工夫,他便像变魔术一样,煎、炒、烹、炸、摆上一桌菜。桌子正中放着两瓶茅台,一瓶长白山红葡萄酒。
大伙亲切随便地鱼贯入席。
陈毅拿起茅台酒瓶,给每一位伸过酒杯的老部下斟上一杯,最后把自己面前的小酒杯倒满,举起,向众位说:“今天我们喝茅台,都敞开酒量喝个痛快!”能喝的开怀畅饮,不行的也品尝几口。我也不敬酒,剩下来的,请大师傅喝光。干!”
没有吃菜,也没碰杯,有的一饮而尽;有的抿了一口。
陈毅猛一仰头,滴酒不剩。他把空杯子搁在桌上时又补了一句:“我酒量有限,不再敬酒,你们能喝的尽量喝!”顿了顿又说:“我们这些人一同吃饭,这是最后一次了!”
这句话说得声音不高,可是“最后一次”这四个字的分量很重,满座为之一惊。
张茜猛一怔,随即埋怨身边的丈夫:“你不要瞎说嘛!”
“你懂什么!”陈毅突然像狂暴的雄狮,冲着张茜怒吼了一句。
大家又一次受到震动:当着客人的面,陈毅从来没有对妻子这样横蛮。如果性情倔强的女主人离席而去,整个酒席将会不欢而散。根据以往经验,这完全可能。
也怪,张茜意外的平静,她只不太明显地叹了口气,转而笑着招呼大家:“别停筷子,多吃菜呀!空腹喝酒会伤身体的!”说着,拿着酒瓶为每一位客人斟酒,然后又给身边的丈夫加了半杯,温存地说:“老总,你只能再喝半杯,这是医生定的量,对吧!”
“嗯。”陈毅顺从地点点头。
反常,一切都反常,反常得令人眼眶发热,鼻子发酸。
张茜个性强,她“管教”陈毅时的厉害劲儿,在座的有几位是亲眼目睹过的。当时曾觉得她太不给面子,可是今天突然觉得那才是张茜,而眼前这位逆来顺受的女人则显得陌生。
一次,会议开完,已近中午,周恩来总理掏钱,留陈毅、贺龙在北京饭店吃狗肉,又派人打电话,把张茜、薛明也请来作客。周恩来还特地买来一瓶茅台酒。酒过数巡,脸色红润、汗珠满面的陈毅,突然以极度夸张的语调大叫:“哎哟!”然后转脸对身边的张茜说:“哎、哎、哎,今天是总理请我们吃酒,总理给我敬酒,我怎么能不喝呢?
你不要老在下面踩我的脚嘛!”
几句话,惹得满座哗然,包括羞红脸的张茜,也无可奈何地笑了!
后来,每逢周恩来向身边同志讲到这段故事,总忍不住放声大笑。
张茜给身边的谢志诚夹了块白块鸡,又夹块,似乎想往陈丕显碟里送,略一思索,放在陈毅碗里。转而夹起一块酱鸭送到陈丕显面前,关切地问:“陈书记的身体怎么样?”
“是呀,”陈毅接过话题,对陈丕显说:你命很长啊!得这个病还在!”
陈丕显1966年初鼻腔突然出血,检查后确诊是鼻咽癌。因为治疗及时、得法,如今已渐好转。与他相同病症的另位副军长、由外国专家治疗,病情很快恶化,半年就病逝了。
“最近还好。”陈丕显微笑着回答“多亏周总理派去了北京肿瘤医院吴桓兴院长。
他完全依据我的病情变化,镭放射治疗时专门为我开‘小灶’,否则,10个陈丕显也完了!吴院长对我说,如若癌症病人都能及时得到‘小灶’治疗,而不是完全依据书本吃‘大灶’,绝大多数患者都是有可能治愈的。前两天,我去吴院长家看望,唉,老人就因为是华侨,被红卫兵抄了家,连病都不准他看了。”
恐怕在座的书记中,只有陈丕显一人还能自由地在北京大街上走走。因为上半年,直至会议之前,他都在养病,有幸避免了“资反路线”的“错误”。上海目前正集中攻击曹荻秋、魏文伯。魏文伯坐在席间喝着闷酒,看得出日子不好过。
“阿丕!”陈毅突然以责备的口吻说,“你养你的病嘛,来开什么会呀!常言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
“你问她!”陈丕显向夫人一指。
“老总,叶群亲自打的电话,正巧是我接的。”谢志诚说,“叶群在电话里说:
‘陈书记能不能来开会?中央怕他跟不上呀,能不能来呀?可以带医生、护士来京,再说,北京也有名医。’哎,说是商量,比下命令还严肃,老陈能不来吗?”
“哼!”陈毅脸上堆起怒容。
“是呀,”陈丕显接着说,“昨天,江青请我去吃饭,她说呀,看样子魏文伯不行了,造反派对曹荻秋也不满意,我希望你出来。我说:‘如果需要,我可以帮助曹荻秋,他还是主管工作,我做些调查研究。’江青火了:‘你何必躲在幕后?!大胆出来干嘛!
我和春桥作你的顾问’。我说,‘哎哟,你们两位作顾问太大了,我主要还是身体吃不消’。谈话不欢而散。谁想出门就碰上戚本禹,他主动上门来拉拉我的手说:‘身体怎么样?’我还是说吃不消。戚本禹两眼一瞪,凶声恶气地说:‘那不行!第一书记都要杀上第一线!’”
“陈老总!”江渭清憋不住了,“我从运动开始到今天,始终没想通过,我对这场运动确实有抵触!”
“我记得六二年北戴河会议上你向主席提过:再不能搞这样大的运动了(指大跃进),我们受不起折腾了!
“当时毛主席说,你的意见对,今后要慎重。现在怎么又……唉!搞大运动,一窝蜂,根本不能实事求是嘛!都是先有框框,先有结论:‘走资派’!扣上顶高帽子再找材料。
“不算战争年代,我在江苏工作17年了。17年间,我就撤过一个县委书记,因为他死官僚主义,省里拨给他的粮食他不要,全县饿死4万人。现在可好!从省到地市委,到县委,‘洪洞县里没有一个好人’了,我保不了他们,连我自己也保不住了!这样搞法,怎么行嘛!叫我怎么理解,怎么得力嘛!”
说到最后几个字时,江渭清眼圈潮润,声音也有些嘶哑了。为了镇定情绪,他往嘴里塞了支烟,发颤的手,划一根火柴,断了;再划一根,又断了;划到第三根,才把烟点燃。
陈毅早已注意到,一向爽朗潇洒的叶飞今天几乎没开口。陈毅心里一阵痛楚,这是一员虎将啊!黄桥决战,他为开辟苏北根据地建立了特殊功勋;解放以后,他在福建担任第一书记,为争取祖国早日统一,做了大量工作。今天竟被轮番批斗,而且是中央文革直接授意的!“罪状”是叶飞本人是华侨;国外反动报纸对他有“邀请前往自由世界,共操反共大业”的文章。真是岂有此理!
李葆华还是中学生时,陈毅去他父亲李大钊那里请示工作时就认识了他。60年代初期,他受命于危难之中,到饿死人最多的安徽省担任第一书记。他走遍了安徽农村,及时大胆地采取了“三自一包”的措施,基本安定了全省的局面,至今皖北农村还有“李青天”的尊称。现在却被造反派视为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走资派。难道非要老百姓都去逃荒、要饭、等国家救济,这才是社会主义?!
为人耿直正派的江华是被用担架抬上飞机,来北京开会的。他重病在身,原本魁梧的身体,如今骨瘦如柴。就这样,造反派依然在病房里批斗他。是总理催促他立即返沪住院,并以办公厅正式文件通知造反派,不准干扰江华的治疗。然而,造反派能令行禁止吗?陈毅十分担心。
还有曹荻秋、魏文伯、谭启龙,他们都是革命几十年的老同志,老党员了,怎么能统统往死里整呢?
陈毅思前想后,百感交集。见大家也无心吃饭,便端起酒杯说:“困难,我们都见过,要说困难,长征不困难?三年游击战争不困难?建国初期要米没米,要煤没煤,头上飞机炸,下面不法投机商起哄捣乱,怎么不困难呢?困难!没有困难,还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干什么?我还是那句老话:无论多困难,都要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不能当墙头蒿草,哪边风大,就跟哪边跑!”
这些道理并不深奥,在座的诸位也都会说。但是,话从陈毅嘴里说出,就像当年听到他的战斗命令一样,一种坚定的、必胜的、甚至是神圣的信念油然而生。大家屏住气,认真聆听老首长的临别赠言。
陈毅顿住了,他看着手中的酒杯,仿佛是在斟酌词句。忽然,他抬起头,深邃的眼睛里闪动着异样的光彩,以浑厚的四川乡音说道:“德国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又出了伯恩斯坦。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佩服得五体投地,结果呢?马克思一去世,伯恩斯坦就当叛徒,反对马克思主义!
“俄国出了列宁、斯大林,又出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比对亲生父亲还亲!
结果呢?斯大林一死,他就焚尸扬灰,背叛了列宁主义!
“中国现在又有人把毛主席捧得这样高!毛主席的威望国内外都知道嘛,不需要这样捧嘛!我看哪,历史惊人地相似,他不当叛徒我不姓陈!”
说最后一句话时,陈毅浓眉倒立,怒目圆睁,一字一顿,字字斩钉截铁。
大家像陡闻一声炸雷,受到强烈的震动。尽管在座诸位对“文革”都有一肚子怨气,尽管他们对“文革”小组里那几个刀笔文人异常反感,尽管他们认为运动这样搞下去不行,但是,还没有一个怀疑到副统帅的居心!他此时红得发紫,已是毛主席身边唯一的副主席,不言而喻的“可靠的”接班人呐!
可是,陈毅不点名骂的正是他,这又是不容置疑的。
陈毅不再深谈。他虽然已经看透时局,看穿了一些人的嘴脸,但仍没忘记党的纪律;他有预感,与在座老部下今后恐怕相见无缘了,不愿眼看着他们糊涂上当,故而设下家宴,点到为止。实实在在地只是点到为止,不再多言!一则不能言,再则也无须多言!
他相信这些历经几十年战火考验的老兵,会在今后的风风雨雨中明白他所指的一切!
陈毅拉开椅子,站起身,高高举起酒杯。大家也都起立,把手中的酒杯举起。
陈毅深情地环视着这些曾经患难相扶,生死与共的老部下,亲爱的好战友,他充满感情地说:
“让我们干了最后一杯!我保不住你们了,你们各自回去过关吧。如果过得了关,我们再见;如若过不了关,这是最后一次!”元帅这番话,分明是与即将出征恶战的将军们诀别!
大家挨个与陈毅碰过杯;一仰头,吞下了这杯烈酒。不管对元帅的指点是否理解,这些非同寻常的话是都铭记心中了。
恐怕领会最透彻的是叶飞。
当专机从北京起飞,依次降落在济南、合肥、南京机场时,他一反往日握手话别的习惯,像一位真正的华侨一样,以紧紧的拥抱为每一个老战友送行,并且在每个人耳边只留下三个字:
“永别了!”
“最后一次”,不幸而言中!
1966年10月中旬,参加过陈毅家宴的叶飞、陈丕显、李葆华、曹荻秋等人,下飞机之后便身陷囹圄,直到陈毅逝世,他们仍在监禁之中。他们只能望着报纸上带有黑框的陈毅遗像,望着元帅遗像上那安详、镇定、亲切、自信的笑容,老泪横流,泣不成声;只能在幽暗冰冷的牢房里,默默回忆老首长的临别赠言,回忆着诀别时悲壮的一幕!(铁竹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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