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追悼大会现场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纪念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永远敬仰和怀念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这位功勋卓著、彪炳史册的伟人在同病魔作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之后，与世长辞，至今已近二十八年了。

一九七六年六月，毛主席病情加重，同年七月，中央决定对毛主席的丧事预作准备，指定专人起草讣告和悼词文稿。

笔者参加了讣告和悼词两件文稿的起草工作，列席了毛主席逝世后中央政治局讨论这两件文稿和治丧事宜的会议，亲历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过程，当时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根据记忆，笔者把它如实地写出来，供文史工作者和广大读者参考。

毛主席病情危重，中央决定丧事预作准备，起草讣告和悼词。

一九七六年七月下旬，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打电话急促地对我说：“老周，你，并通知李鑫，马上到怀仁堂正厅等候，中央有紧急重要任务交你们办。立即行动，不要误事。”说完放下了电话。

我立即打电话告诉了李鑫。不到一刻钟，我们先后气喘吁吁地来到怀仁堂正厅，厅内空无一人。李鑫问我：“是来这里吗？”我说：“我听得清清楚楚，让我们来这里等候，没错。”李又问：“什么紧急重要任务，东兴同志在电话里讲了吗？”我说：“没讲。是用保密机打到我办公室的，可能涉及保密，没讲具体内容。但听东兴同志说话的声音、语气，跟平时布置重要任务很不一样。”

我们正说着，只见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姚文元，一前一后，沿着怀仁堂会场东休息室外面通向正厅的走道，脚步匆匆地向正厅走来，进入正厅东侧门内，站在那里，没有落座。我们迎了过去。

纪登奎神色凝重，面带哀伤，对我们说：中央领导同志派我们来向你们传达一项紧急重要任务，目前毛泽东病情危重，医疗组的专家门精心全力治疗，但从病情发展看，不幸时间随时可能发生。中央决定，丧事要预作准备，指定由你们二人负责起草讣告和悼词文稿。此事保密性很强，时间要求紧迫，你们要尽快完成，保证中央使用。说完，他问姚文元还有什么说的？姚表示没有。没等我们说话，他们转身急匆匆地离去。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紧急重要任务，我们毫无思想准备，惊愕万分，一时不知所措，仍呆呆地站在那里，哀伤、紧张、困惑、迷茫，思绪万千，心乱如麻，竟不约而同地失声痛哭起来。

不一会，汪东兴秘书打来电话，他说：“东兴同志指示你们就在怀仁堂正厅办公，这里环境安静，便于工作，也有利保密，生活问题已布置警卫局服务科操办。”

毛主席的讣告和悼词怎么写？多长时间内写出来才能保证中央使用？两大难题摆在我们面前。

经过讨论，我们感到中央要我们完成的任务和要求，已经明确，当下需要的是我们思想情绪要赶快稳定下来，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地投入起草工作。我们先动手起草了讣告文稿，而后草拟了悼词文稿。悼词文稿没有沿用以往惯例写毛主席曲折、光辉的革命简历。因两个文稿是毛主席在世的情况下起草的，文中凡提到“毛泽东主席”的地方，全都用“”代替。

我们吃住在怀仁堂正厅，不分昼夜，加班加点完成中央交办的任务，实在困得不行，就在沙发上眯一会儿。警卫局服务科每天派服务人员和厨师在外面值班，按时送茶送饭，服务非常周到，有力地保证了我们工作任务的完成。

起草任务完成后，我们电话报告了汪东兴，并请示是否将两件文稿送他阅转中央？汪听后说：“两件文稿，由周启才亲自加封，亲自保管，暂不上报中央，什么时候上报，待命。”

为了保密安全，我们仔细清理了工作现场，把废稿、废纸全部烧掉，然后，怀着忧伤的心情，迈着沉重的脚步，离开了怀仁堂正厅。我回到办公室，密封好两件文稿，锁在我专用的保险柜里。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唐山地区发身了强烈大地震，北京、中南海有较强震感。为了保证党中央工作的正常运转，保证工作人员的安全，遵照上级领导指示，秘书局工作人员于当天搬出了办公楼，在楼南临时搭建的军用帐篷内办公。重要文书档案，也转到安全部位存放。我保管的讣告和悼词文稿，装在一个小保险箱里，亲自转移存放到一个绝对安全部位，直到恢复正常办公，又封存在办公室的那个保险柜里。

九月九日凌晨毛主席逝世，汪东兴通知我携带密封文稿速到毛主席住地会议厅，政治局等着讨论。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毛主席逝世的噩耗，终于无情地到来。清晨五时十分左右，汪东兴同志打电话到我办公室，他声音低沉而哀伤地对我说：“老周，你带上那两件封存的文稿，速到主席住地会议厅来，政治局等着讨论。通知李鑫也来这里。”放下电话，我立即通知了李鑫。

我急速打开保险柜，取出封存的文稿，下楼直奔毛主席住地会议厅。半路上看到汪东兴正在毛主席住地马路上来回踱步，不时地朝我来的方向看。他在急切地等着我们。我加快步伐跑了过去，告诉他已派车去接李鑫，他一会儿就到。

汪对我说：“毛主席今天凌晨逝世，政治局两点多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开到五点。江青在会上捣乱，干扰会议议程。现在政治局正等着讨论讣告和悼词文稿，你赶快进去。”我急步走向主席住地会议厅，进门前，擦去眼角的泪水，定了定神，轻轻迈进会议厅大门，厅内灯火暗淡，一片沉寂。我走到第一副主席华国锋面前，把密封的文稿放在他座位的茶几上。他见我到来，示意我坐在他左后方的沙发椅上，并把文稿启封。我启封后，把两件文稿又放回茶几上。

这时，江青从会议厅大门进来，她边走边叫：“我还是要求政治局讨论邓小平的问题，今天会上要作出决定，要把他开除党籍。”这句话她重复了好几遍。此前，她在会上就曾提出这一问题，经与会大多数政治局成员的抵制，江青未能得逞。现在她又旧话重提，会上无人吭声。

华国锋怒视着江青，当江青走到她的座位，坐下后，华国锋拿起茶几上的两份文稿，环视一下会场，说：“现在继续开会，讨论中央预先准备的讣告和悼词文稿，今天主要讨论讣告文稿，会上要定下来，下午要对国内外广播，时间很紧；悼词文稿也过一遍，不讨论，会后印发给大家，另择时间开会商定。”

由于两件文稿起草后，一直由我加封保管，政治局所有成员没人看过，华指示我把讣告文稿在会上读一下。讣告文稿是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名义发布，定名为：《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全文2500多字，我以较慢的速度，用了约25分钟读完。

华国锋说：“大家都听清楚了吧？看有没有原则性修改或补充意见？有，请提出来讨论；如没有，我意先送中办秘书局印刷厂加急排印，印出清样，人手一份，我们再仔细推敲定稿。”与会成员同意华的这一意见。

这时，毛主席逝世处于严格保密之中。由我亲自将讣告文稿送到印刷厂，并安排专人加速排印。不到一小时印出了清样，我在会上分发给与会成员。在排印讣告文稿期间，李鑫在政治局会上读了悼词文稿，华国锋批示后，交我会后印发政治局各成员。

经过讨论，会议一致通过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决定九月九日下午四时对国内外广播。

华国锋指示我给新华社社长朱穆之打电话，告诉他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保证准时播出。我同朱社长通了电话，将华的指示转告给他。朱社长急切地问：“正式印件什么时候可以送到我手上？”我说：“讣告政治局已讨论通过，现在在印刷厂加急印刷，正式印件很快就可印出，印出后我立即按你需要的份数给你送去。”为了保密，并防止差错，约定由我派专人用特急件直接送到朱社长的办公室，并交给他本人亲收。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下午三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不断发出预告，告诉听众下午四点有重要广播，请注意收听。下午四时整，该台向全国全世界广播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沉痛宣告了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世界为之震动，中华大地各族人民一片哀悼恸泣之声。

吊唁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悼词文稿，汪东兴提出文稿加上毛主席批“四人帮”时的“三要三不要”，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表示赞同。

按照当时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九月九日发布的公告，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一日至九月十七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的吊唁仪式，中央党、政、军机关和北京市等各方面的负责人、工农兵以及其他各方面的群众代表参加吊唁，瞻仰伟大领袖毛主席遗容。当时我作为治丧委员会办公室的成员之一，分管中央政治局的一些活动和交办的一些任务，每天都在人民大会堂吊唁现场值班。

吊唁期间，参加吊唁的各方面的负责人、广大干部、工农兵和少数民族代表，在瞻仰毛主席遗容时，哀伤之情，难以言表，特别是那些坚持井岗山斗争的老革命、老将军、跟随党中央、毛主席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老将领；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老八路、老干部，在解放战争南征北战的老战士，更是悲伤万分，哭声阵阵，以泪洗面。其情其景，令我终生难忘。

吊唁后期，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下午三时，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开会，讨论毛主席悼词文稿，研究商定九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大会的有关事项。中办秘书局奉命通知了在京和外地来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并通知悼词起草人李鑫和我列席会议。

下午两点多，汪东兴把我叫到他在人民大会堂的临时办公室，对我说：“有两件事你代我报告国锋同志：一是，今天下午的政治局会议，我不能去参加，我要在这里保护毛主席的遗体，你替我向国锋同志请假。二是，悼词文稿我看过三遍，认为基本可用。有一条补充意见，就是在悼词文稿的适当地方加上毛主席讲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条重要指示。我认为加上毛主席这条指示，很有必要。”我说：“好。我马上就去怀仁堂，国锋同志一到我就向他报告。”这时已是下午两点半，我走出大会堂北门，乘车进新华门直到怀仁堂，下车进入正厅会场。

下午两点五十分左右，华国锋到达会场。我向他报告了汪东兴请假和对悼词文稿的意见。华听后说：“保护好毛主席遗体，任务十分重大，也十分艰巨，东兴同志不能离开，可以请假，会后你把会上讨论的情况向他汇报。”稍停片刻，华接着又说：“东兴同志提出悼词文稿中加上毛主席‘三要三不要’重要指示，这是一条重要意见，我很赞同，开会时，你可以代他把这个意见在会上讲一下。”

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到达会场，最后来的是江青。她身着黑衣，走到离会议桌不远处，大声吼道：“许世友同志，前几年有件事我对你不起呀！今天我要向你道歉。”她走到许世友跟前，伸出手想要和许握手。而许世友对江青这种没话找话，想拉近乎的表演，给以无声的回击，他不言不语，正襟而坐，双臂下垂，目视前方，旁若无人，对江青不理不睬，弄得江青十分尴尬、难堪，只得把手缩回来，红着脸低着头悻悻地走向她的座位。

下午三时整，华国锋宣布开会。他说：“几天来我们都忙于主席的吊唁活动，今天抽时间召开政治局会议，主要讨论修改悼词文稿，也议一议追悼大会的有关事项。悼词文稿已经印发给大家，想都看过了。东兴同志负有保护主席遗体的重任，不能离开大会堂来参加会议，已向我请假。他对悼词文稿的意见，会前告诉了周启才同志，要他代在会上讲一下。现在大家对悼词文稿发表意见。”

过了一会儿，华国锋见还没人发言，让我把汪东兴对悼词文告的意见讲一下。我说：“东兴同志讲，他对悼词文稿看了三遍，有两点意见：一是他认为悼词文稿基本可用；二是他提议在悼词文稿适当地方加上毛主席‘三要三不要’的重要指示。他认为加上毛主席这条重要指示很有必要。”

华国锋说：我认为东兴同志这个意见很好，毛主席“三要三不要”的重要指示，对我们党的建设意义重大而深远，我们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这条重要指示，我赞成加上。说完，他看了看旁边坐着的叶剑英和李先念。这时，王洪文侧身看了看江青，江青扭头看了看张春桥，张春桥紧闭双眼，默不作声。姚文元则低着头翻看悼词文稿。

叶帅发言说；我同意国锋同志的发言和东兴同志这个提议。“三要三不要”是主席留给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是引导我们党沿着马克思主义道路前进的指南，在主席悼词中加上这条重要指示，对我们党的建设和发展，意义非常重大。

李先念发言说：国锋和叶帅讲得很好，我赞成东兴同志的提议，悼词中加上毛主席这条重要指示。

接着，除了“四人帮”，所有到会的其他政治局成员都表态同意加上毛主席“三要三不要”重要指示。当时坐在一起的“四人帮”个个沉默不语，既没表示赞成，也不表示反对。华国锋指着姚文元说：“没人提出不同意见，那就把主席这条重要指示加到悼词的适当地方。”当时姚文元被指定为会议上的悼词修改人。除加了毛主席上述指示外，经过讨论，对悼词文稿的个别文字也做了些修改，经华国锋审阅并把补充和修改的地方读给大家听后，政治局通过了这一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反映当时政治背景的悼词。

这次会议还一致同意毛主席的追悼大会由华国锋致悼词，王洪文主持。并对大会程序作了安排。

会后，我根据会前华国锋的交待，把会议情况向汪东兴做了汇报，也谈了“四人帮”在会上的表现。汪听后说；这几个人骨子里是反对悼词里加上“三要三不要”指示的，因为主席就是批评他们针对他们讲的。但他们反对也没用，而且他们如公开反对加上毛主席的这条指示，政治上就会陷于被动，所以，他们采取不说话，不赞成也不反对的态度。

毛主席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临开会前，“四人帮”故意捣乱。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下午三时，规模空前、形式极其隆重的毛主席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首都百万群众参加大会，同时向全国转播大会实况。天安门城楼前面临时搭建追悼大会的高台，上面排列着青松翠柏和淡黄的秋菊，陈放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党和国家领导人敬献的花圈。七米高的毛主席遗像，竖立在高台后面的城楼红墙中央，写着“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的巨大横幅横贯天安门城楼。

下午两点二十分左右，我到达天安门前东观礼台下面的休息室，检查了各项准备情况。两点五十分左右，规定在这里休息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宋庆龄等全部到齐。我将到齐的情况报告给华国锋。当时，他在休息室外面与汪东兴交谈。华国锋听后，让我去休息室再讲一下向毛主席遗像三鞠躬的程序，以免大家在台上动作不一致。

我返回休息室，把华的意见和三鞠躬的程序说了一遍。这个程序是：在追悼大会开始前，党和国家领导人按顺序走上追悼会高台，先面向广场群众，追悼大会开始，当主持人宣布向毛主席遗像三鞠躬时，大家向右转，向毛主席遗像三鞠躬后，再转回来，面向广场群众。我刚说完，张春桥发难说：“那怎么行？转过去，屁股对着广大群众，不行！”其他“四人帮”成员也跟着说：“是啊！屁股不能对着广大群众啊！”我说：“这个程序是上次政治局会议上定的，因为毛主席遗像竖立在大家的高台后面，向遗像三鞠躬必须向后转过去才行。”叶剑英、李先念、吴德、许世友等都说：上次政治局会上已经定了，就按定好的程序办！“四人帮”没再吭声。我把“四人帮”的这一情况报告给华国锋，华说：“这是他们故意捣乱！”

毛主席追悼大会于下午三点准时开始，华国锋致悼词。下午三点半宣布结束。十多天后，一九七六年十六日，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历史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唐芸萍摘自《党史信息报》作者周启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