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一桩令人迷惑的历史公案

一段感人至深的革命情谊，一个令人迷惑的历史公案。鲁迅是如何营救孔另境的？孔另境当年入狱是因为当时与他同居的戴望舒的姐姐的告发吗？孔另境的女儿、茅盾的侄女孔海珠的披露———

30年代的鲁迅

父亲在狱中并不清楚外面营救的过程，以为“为我奔走效力的就是李台两君”，当他出狱后，他说，“第一桩心事我一定要去结识这个富有义侠心肠的老头儿”。

鲁迅见到我父亲，惊讶地说：“想不到你竟出来了！”还幽默地说：“没事，当然要放的，他们的口粮也紧得很呀！”

关于父亲这段北方之灾，我们尊敬的姑父茅盾在回忆录中，不提感谢鲁迅等人的救助倒也罢了，却作了相反的意想不到的阐述，按他的说词，孔另境在天津被捕，原因在于和他同居的戴望舒的寡姐“另有所欢，为了甩脱他，就诬告他是共产党”。

我给《新文学史料》主编楼适夷先生信中说：“茅公的这段话情况不确，对茅公和我父亲都造成不良影响，希望能做补救挽回的工作。”

鲁迅先生救助过无数青年人，营救我父亲孔另境于1932年脱离北方的牢狱之灾，是成功的实例。对此，鲁迅本人看得很稀松平常，出手相助的“北国二友”很少有提及，这更加重了父亲对他们的敬意。平日里，父亲对我们讲述这段生平故事时，总说鲁迅是他崇敬的第一人。关于营救的内情，父亲曾有短文记述。直至1976年间新发现了几封鲁迅致许寿裳的当年信函，才将此事曲折内情抖落出来，原来父亲生前也不详尽当年鲁迅先生为营救他出狱所谋划的一切。

李霁野奔走营救

此事还得从父亲如何在天津被捕入狱说起。

1922年的孔另境因参加学潮被学校开除回到家乡乌镇。他的姐夫沈雁冰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同时在新筹建的上海大学任教职。他帮助内弟说服了岳祖父让他同来上海。经过考试，孔另境入上大中文系就读，也常旁听哲学系的课。他在这个大熔炉里，思想更进步了，1925年初加入了共产党，经过五卅运动，革命觉悟更为提高。1926年春，当茅盾在广州做实际革命工作时，他也到了广州任职，后又参加北伐。1927年国共分裂，宁汉合流，他被“欢送”出境，到庐山和茅盾会面后变装回沪。孔另境受指派到杭州参加暴动，盲动路线致使组织被破坏，他回上海时，组织要求每人寻找公开之职业以掩护。1929年春，他应潘训（潘漠华）介绍到天津南开中学教书，后转到河北女子师范学校，任出版部主任兼《好报》编辑。这时虽无组织关系，他的公开地址作为党与国外联络通讯处，苏联寄来的许多宣传品都寄到学校，邮件屡被没收，1932年初夏，被天津警备司令部捕去。

父亲被捕后，他同事近三年然关系并不密切的李霁野，奔走请托担任天津市党务领导工作的同乡熟人，此人父亲平日也认识，李先生说：“这时的办法不外：一，用钱赎买；二，托人讲人情。第一件我无法办到，所以就去托人。”原想请这位同乡朋友说句话，证明孔并无政党关系后可以开释，因为搜查出来的罪证，是父亲也没有看到过的两册书籍。不料此人为父亲作了相反的证明，于是父亲被押送到总司令部北平行营军法处。行营主任是张学良。李霁野气愤之下，从此不和此人往来，并托了在北平的知友台静农就近照顾。台静农也为父亲奔走托人，并时作经济上的接济。父亲见出狱无望且案情在升级，乃信告在上海的姐姐。

鲁迅请汤尔和营救父亲

父亲原名孔令俊，字若君，14岁丧母，长他7岁的已婚姐姐对弟弟向来很关心，出了这么件性命交关的大事，她向鲁迅先生求助。父亲在文章中说：“鲁迅先生从前在北京教育部做过事，不免还有些熟人，于是他老先生破例替我写封信给曾做过教育总长的汤尔和，说明我被捕的原因是并不确实的，请他设法在少帅面前说说明白。”其实，营救的内情还要复杂一些。

首先，鲁迅先生了解情况后，在1932年8月17日给在南京就职的老友许寿裳写信。为什么给许写信，由他转信北京方面？鲁迅解释说：“在京名公，弟虽多旧识，但久不通书问，殊无可托也。”其次，称孔另境为自己的“旧学生”，以示亲近，又说“此人无党无系，又不激烈，而遂久缧绁，殊莫名其妙，但因青年，或语言文字有失检处，因而得祸，亦未可知。”第三，向许寿裳询问汤尔和住址，并说：“兄如知道，可否寄书托其予以救援，俾早得出押，实为大幸。”鲁迅把此事托请汤尔和办，是经过周密考虑的。因汤在北京和张学良说得上话。而鲁迅、许寿裳和汤尔和是同期留学日本，回国后又同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同事。后来，汤官运亨通，这点情面估计是会给的。所以，鲁迅对许说“函中并列弟名亦可”。两个多月后，鲁迅见营救的事仍旧未能办成，怕出意外，又信许寿裳催办此事。因为李霁野以自己的名义去见汤尔和，五次不得见，也不知汤是否收到过许寿裳和鲁迅联名写的请托之信。鲁迅先生信中说：“孔家甚希望兄给霁野一介绍信，或能见面，未知可否？”李霁野和台静农都是鲁迅早年为首的未名社社员，也是鲁迅在北平居住时的朋友。许寿裳先生是个热心人，受鲁迅之托，不仅给李霁野介绍汤尔和，还介绍蔡元培先生。李得信后马上寄信给汤尔和，又持了许先生的介绍信见到蔡元培。

李霁野在许寿裳先生遇难后回忆说：“这几年中因嫌被捕入狱的人颇多，一九三二年我的一位朋友也被牵连了。大家都是谈虎色变，许寿裳先生却是热心帮忙的。他提到蔡孑民先生，说他虽然常受警告和威胁，却依然肯说话，于是便写了介绍信，交给我去找蔡先生。”又说，他见到蔡先生仅这一次，蔡先生立刻就写信介绍他去找可以为力的人，虽然没有发生什么效力，“对于两位先生在险恶的环境中勇于救人的义气，我心里永远钦佩感谢。”

不久，这请托产生了效力，李霁野接到父亲从狱中来信，说可用两人就能保释。李霁野和台静农联名作保，父亲被关押一百天而获释。台静农亲自到军法处接他出狱。

父亲在狱中并不清楚外面营救的过程，以为“为我奔走效力的就是李台两君”，当他出狱后，“他们突然告诉我，鲁迅先生曾帮了我很大的忙的，我愕然，也使我更加心感”。

孔另境登门拜访鲁迅

这年冬天，父亲回到上海姐姐的家，他说，“第一桩心事我一定要去结识这个富有义侠心肠的老头儿”。“一个西北风刺人的早晨，心里牢记着打听来的先生寓所的路径，走到一个建筑物门前，这建筑已很陈旧，也无门警，也无电梯；我也顾不得人家警告的什么什么，一直就冲上三楼，怀着仿佛要爆烈出来的满腔热情，拼命揿那电铃，一忽儿里面一阵响声，出来开门的正是鲁迅先生自己……”

这是父亲在《我的记忆》中回忆那时上门道谢时的情景。我考查了一下，这个地点在北四川路194号三楼四室，那时名拉摩斯公寓，即现在的北川公寓。

鲁迅惊讶地说：“想不到你竟出来了！”还幽默地说：“没事，当然要放的，他们的口粮也紧得很呀！”无论如何不承认有营救他的力量在内。隔了两个月光景，父亲又到鲁迅寓所去，他们正在搬家，鲁迅介绍认识了他的夫人许广平和孩子。父亲说，这次我们谈到了五个青年作家的被捕事件，鲁迅开玩笑似的说：“你总算幸运的，要在南方，怕早就完了。”

“那也不致于吧，我的情形不同。”

“不相干，他们还管你情形同不同！比如说，你倘藏着我的一封信，这就够了，因为据说我是拿卢布过活的，你既和我通信，你自然也是了。”

“能这样简单么？”

“自然简单，中国人的推理原是很妙的。”“这时他也笑了，那笑的意味却很难确定，仿佛是讽刺的笑，又像是一种苦笑。他是认识五人中的几人的，自闻他们被难，他很苦痛，烧去了所有别人给他的信，免得倘自己有问题时牵连到不相干的人，所以后来我编《作家书简》向他征求时，他回信说，……而且别人给我的信，我也一封都不存留的。这是鉴于六七年前的前车，我想这理由先生自然知道。所谓‘六七年前的前车，’就是指这一事件了。”

这段对话记于1936年10月，鲁迅先生去世一个月后，父亲为铭记他的恩德，记下这段回忆，它真实，感人，也很珍贵。父亲的这次牢狱之灾惊动了那么多人，也使父亲结识了那么多人，尤其鲁迅先生待青年人至诚的心，父亲感佩一生。

并非因戴望舒的姐姐告发

然而，关于父亲这段北方之灾，我们尊敬的姑父茅盾在回忆录（十五）《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及其他》，刊《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二期上，不提感谢鲁迅等人的救助倒也罢了，却作了相反的意想不到的阐述，按他的说词，孔另境在天津被捕，原因在于和他同居的戴望舒的寡姐“另有所欢，为了甩脱他，就诬告他是共产党”。“其实他早就不是共产党了”。等到孔另境被保释出狱，“但那时天津的家早已人去楼空，所有细软也被戴氏囊括而去。另境只好孑然一身来到上海”。

这是我们第一次听说父亲的隐私，而且在公开发表的杂志和书本上，在他姐夫的文章中。它真实性又如何呢？

我初步调查了：1．戴望舒的前妻穆丽娟；2．和孔另境、戴瑛都熟悉的施蛰存；3．范文澜当年和父亲的通信；4．出手营救的李霁野；5．我母亲。他们都未曾听说父亲的天津之灾是戴望舒的姐姐戴瑛告密所为，也没听到父亲有什么忌恨的言辞。母亲还说，父亲生前从未说起他曾和戴氏在天津同居的事，是1975年到北京茅盾家作客，茅盾对她说的，才知道有这么件事。当时并没有说到父亲的被捕是戴氏告的密。而且，父亲是个穷书生，也谈不上有“细软”之类被刮走。

父亲18岁离开家乡后，全靠姐姐和姐夫照顾，他们对父亲要求高、管教严是应该的。姐姐反对25岁的弟弟和比他年长又有两个孩子的寡妇同居，这是自然的。那年（1929年），正是茅盾在日本和秦德君公开同居的时候，茅盾夫人拿他没有办法；父亲钻了这个空子，没有听姐姐的劝，和戴瑛私奔到天津去了。据说戴家也不同意。父亲在天津三年自力更生地生活，被捕后因担心女方的生活，委托他的朋友王德甫照顾。不意，这女的跟姓王的跑了。真是一团糟。

姐姐见弟弟又坐牢，又吃亏地回来，自然很生气，会说戴是个坏女人。如果说她“诬陷”父亲，毕竟想像的成分太多。关于营救，茅盾说：“她为了弟弟的事，焦急万分，硬拉我去求鲁迅。因为她知道鲁迅在北京有不少有名望的熟人，可以转托他们去营救。”还说：“鲁迅虽然不知道孔另境其人，仍旧热心地答应帮忙……”其实不然，鲁迅和茅盾住在景云里门对着门时，孔另境就为茅盾作信使多次去过他家，鲁迅先生知道茅盾有这么个妻弟，只是不太熟悉罢了。

误传还在继续

1982年12月，施蛰存先生在一篇《怀孔令俊》中说：“令俊的为人，心直口快，喜怒即形于色，所以常常容易和人冲突，但本质却是忠厚的，初到上海时的生活，天津回来后的一段时期，大概经济方面非常狼狈，不得不依靠他姐姐的支援。近年间，沈先生在他的回忆记中，曾有好几处提到令俊，语气之间，似乎很有不满，我觉得有点意外。我看过沈先生给令俊的许多信札，一向都是信任他，鼓励他和热心帮助他，不知道为什么晚年来，在沈师母故世之后，忽然态度一变，对令俊深致不惬，不惜形之笔墨，这一情况，我觉得不可思议，莫不是令俊在晚年时节对沈先生有过什么大不敬吗？这就不是我所能了解的了。”

我们对此也大惑不解。我给《新文学史料》主编楼适夷先生信中说：“茅公的这段话情况不确，对茅公和我父亲都造成不良影响，希望能做补救挽回的工作。”楼先生在1982年8月23日回信说：

“茅公回忆录中涉及你爸的话，有失实处，编辑部已收到一封来信，（大概是戴望舒姐姐的儿女），在与韦韬小曼商量处理。你们是近亲，是否先给韦韬写封信，附一封给编辑部的信，说明事实不符之处，我们再想办法。如在刊物上发更正信，待出书附加一条注解说一说之类，要大家来决定。”

这件事一直拖着没有解决。以后，茅盾的回忆录题名《我走过的道路》（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5月出版，第170页），仍然对上面的失实处没有作修改，也没有加注解。以后文化艺术出版社又重印，也未作改正。看样子谬言还要流传下去。所以，我作上述考证，发出一点声音，希望引起读者的注意，也希望出版社在重印时考虑如何作出补救处理。

（孔海珠著作《聚散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