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战士，也是富翁

最近，看了一篇奇文，说它奇，并不是文章多么立意高古、云蒸霞蔚，相反，该文其实就是一篇流水帐，不感兴趣的人是难以卒读的，只不过它不小心颠覆了我心中形成已久的某种概念。这篇文章刊登在2005年第一期《杂文选刊》上，题目是《说鲁迅一生的经济收入》（陈明远作，以下简称陈文），陈文说：“鲁迅一生总收入相当于今天的人民币392万元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中间阶层’即社会中坚,他受之无愧。从‘而立之年’以后的24年间，平均每年16万多元，每月9000元—2万元的收入，充分保障了他在北京四合院和上海石库门楼房的写作环境。在残酷无情的法西斯文化围剿中，鲁迅能够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坚持了他的自由思考和独立人格。这使他永远成为文化人的榜样”。对此，我感到有些困惑，我并不是置疑鲁迅不该有这么多的收入，相反我完全相信陈文的记述和分析是准确的。

我的困惑源于我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据说鲁迅所处的社会是白色恐怖时期，当局对言论的钳制是很厉害的，可以说毫无言论自由（这也是几代语文课本或历史课本反复描述的）。而鲁迅一贯以战斗为荣，对当权者的标准面容是“横眉冷对”，一副活形就是：“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亦不乐，然即使无锋可交，无甲可披，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没事还要找人“掐架”，何况对压制言论的军阀政府，以鲁迅的性格是必定是要战斗的，而斗争肯定要付出代价。过去，鲁迅给我们这一代人的印象就是手掐卷烟、形容憔悴、枯瘦如柴，虽不至于穷困潦倒，大约也和那个年代的教书匠相仿——清贫艰辛，但贫贱不能移，他始终在战斗，从不妥协，虽然我也明白战士也要食人间烟火，也要挣钱养家糊口，可近四百万元收入还是让我吃了一惊，鲁迅不仅早已跨越了小康阶段，而且成为富豪，足以傲视他一直声称需要“疗救”的普通民众。

鲁迅能有如此丰厚的经济收入，我想原因大抵有三，一是我们的历史教育和现代文学史的描述对鲁迅的年代有些脸谱化了。无法想象处在“残酷无情的法西斯文化围剿”的社会中，鲁迅居然能够以写作、教书、做公务员、当大学院特约撰述员致富，而且“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想想那些无论思想还是言论都远不如鲁迅犀利的人在反右运动和文革中的悲惨遭遇，真该羡慕在那个年代不懈地与当局、与黑暗势力抗争的鲁迅了，他老先生不仅没有象老舍那样投了太平湖，而且还有大把的银子进帐，一不小心成了富翁。陈文记载：“鲁迅前期（北京时期）是以公务员职业为主，14年的收入相当于今164万元”，看来，现在的一些杂文作者的“写着杂文进政协”的理想实在是太落伍了，老先生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写着杂文捧上公务员的金饭碗了，二是讲究斗争艺术。可能有些人会说鲁迅有着高超的文字技巧能够瞒过新闻检查官，不仅掷出了匕首和投枪，而且还挣到不菲的稿酬。我承认鲁迅的很多篇什确实文笔曲折隐晦，但更多的时候鲁迅是赤膊战斗的，在激愤中，他完全顾不上也不屑用“春秋笔法”来润色文章了，比如《为了忘却的记念》，比如《记念刘和珍君》，因此我们不能说因为当时新闻检查官的低智商，才让我们看到了那么多抨击时政、揭露黑暗的力作。三是妥协。这是我最不想假设的，但鲁迅的富足用我们现在的目光看，是很不正常的，陈文列举了鲁迅的四种收入来源都是当局一纸封杀令便能剥夺的，那么先生是否在某个时期、某种场合以缄口不言为条件，换取了当局大量的“封口费”？

本来我不敢怀疑先生的人品或我受的历史教育，但突然想起鲁迅先生的名言：“我向来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那么也就只能请读者诸君原谅我的恶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