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纠正“讼棍事件”始末

1949年8月11日，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上海市人民法院，在闹市区浙江北路191号挂牌。

解放前，多有讼棍以替人代写诉状牟利，他们笔下生“花”，混淆黑白，颠倒是非，造成了不胜枚举的错案冤案。上海市人民法院为体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专门设置了“问事代书处”，其主要职责是为民众代写诉状，且是免费服务不收分文。同时公告社会周知：禁止私人干涉诉讼，不得为人代写状子收取钱财。

此时，有三个旧社会过来的讼棍重操旧业，分别叫杨振寰、李鸿福、赵幼青，他们在法院前面转来转去，与诉讼者搭讪招揽“生意”，自吹自擂笔杆子了得能包赢官司。于是各有所求，一拍即合或经讨价还价达成交易的亦不在少数。

开始，三讼棍把打官事的人请去家中包揽词讼，后来胆子大了，更为争取时间多点赚头，索性借座法院对面的“同芳”、“品泉”茶馆，各各摆起了摊位，包付茶水费。

同年10月上旬，人民法院院长汤镛接到举报信，得知有人常在法院附近向告状人兜写诉状，从中渔利，于是交代秘书科长洪流：认真调查，确有讼棍包揽词讼的话，依法教育惩处。

10月26日上午，“同芳”茶馆店两角的两张小方桌上，讼棍又摆起了摊头：李鸿福正在伏案疾书，杨振寰则边呷茶边听诉讼人叙述。过了十几分钟，杨振寰蘸墨落笔。这时，茶客中的两个男子走了过去，似在欣赏他的龙飞蛇走，杨振寰以为生意来了，停住笔问道：“是要代写状子？我包你赢，价钱好说。”“我们是人民法院的。”两人亮明身份，“走，跟我们去法院坦白交代。”对面角落里的李鸿福一听此言大惊失色，慌忙起身欲走，不料被另两个“茶客”拦住。于是，两人被送去了法院。27日，法院人员再次出动，在“品泉”茶馆逮住了另一个讼棍赵幼青。

经过批评教育，三讼棍交代了错误，写了书面检查，保证痛改前非。可是，秘书科长洪流还不想就此了结放人，认为这太便宜了他们，擅自决定把他们游街示众。

就在11月1日上午，“同芳”茶馆前，法院人员摆好了一张方台，两张凳子。10点3刻，法院大门里传出“当当当”的铜锣声，路人循声望去，只见三个人头戴着两尺多高的纸帽子，活像无常鬼出现，高帽上分别写着“讼棍×××包揽词讼”。前面的一个是杨振寰，边走边敲锣，后面跟着的是李鸿福和赵幼青。

“同芳”茶馆前人头攒挤，已聚集了三四百人，还有许多人闻讯赶来，交通为之阻塞。洪流令杨振寰站到台上，李鸿福、赵幼青站到凳上，然后宣布坦白大会开始，先作了一段开场白：“前几天，人民法院抓到了三个黄牛，他们招摇撞骗，包揽代书诉讼，违法收费。现在要他们当众坦白，如果大家认为满意，可以交保释放，否则继续拘押。”

第二天，即11月2日，《解放日报》等上海各报，以《三个讼棍游街，当众坦白悔过》为题，报道了此项消息，肩题尤为引人注目：“头戴纸帽，手敲铜锣”。通篇报道绘声绘色，成为上海滩街头巷尾、茶楼酒肆的热门话题，暗藏的敌人趁机造谣惑众，攻击党和政府。由是流言不断，多少有些“问题”的人惊恐不安，乃至产生了对立情绪。

报章报道，社会议论，引起了上海市市长兼军管会主任陈毅的注意与重视，指示市人民法院院长汤镛认真调查三讼棍事件的处理经过，并据实报告。

汤镛院长询问了洪流及有关人员，又与杨振寰、李鸿福、赵幼青三讼棍做了交谈了解，再向附近居民核实，得以明了真相，深感法院在处理此案过程中确实有悖法治精神，引起社会各种对人民司法的误解，不利于新上海的安定。据此，汤院长在责成洪流等深刻反省的同时，向市军管会递交了检讨书。

陈毅等市党政军领导经郑重研究后决定，由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全文刊登法院院长汤镛关于处理三讼棍案件的自我检讨。11月18日，《解放日报》以《处理三讼棍事件，法院当局自我检讨》为题，刊登了汤镛的检查。汤院长沉痛检讨后，诚恳地自请处分。

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又为挽回影响，树立人民司法的威信，军管会主任陈毅、副主任粟裕签发训令，公告周知：据上海市人民法院院长汤镛呈送关于处理三讼棍案件的自我检讨一件，并请求处分一节，经过本会决定：

一、受命处理本案之该院秘书科长洪流，未经请示，擅令赵幼青等讼棍在坦白悔过时，头戴纸帽，手敲铜锣，有违人民政府法令，决给予警告之处分。

二、该院院长汤镛，事先未参与处理该案，事后又经诚恳检讨，已深刻了解其中错误，决定免于处分。

这一训令也刊登在11月18日的《解放日报》上。《解放日报》还遵照陈毅指示精神，配发了短评，批评洪流等个别公务员，照搬农村某些原始自发斗争的方式，超出政府法律程序以外的方式，破坏政策，损害人民群众利益，损害人民政府的威信。要求人民政府各机关抓住这一事件，加强法治教育、政策教育，严肃纪律，保证政策法令正确执行，防止偏差，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

由于陈毅勇于纠错，讼棍事件圆满解决，赢得各界好评：从未听说过法院检讨错误的，这在国民党政府时代是做梦也不敢想的，只有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法院才能做到，实在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