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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美细说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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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从“美丽”开始

记者:在我八九岁的时候,第一次看彩色电影,好像是新闻简报,《刘少奇主席访问印度尼西亚》:绚丽的画面,一簇簇鲜花,少男少女灿烂的笑脸。尤其是您,一袭中式旗袍,美仑美奂的形象和高雅气质,使我年少的心灵受到强烈震撼。可以这么说,那是一个少年性别意识的最初顿悟。今天有幸当面问您:年轻时很美吗?

王光美(笑):美?谈不上,只能说还比较顺眼吧。我母亲很美,大大的眼睛,双眼皮。瞧我,眼睛不大,还是单眼皮。

听带我的王妈说,小时候我还是人见人爱的,皮肤洁白,模样特逗。

记者:您的名字中有个“美”,是父母对您的美丽希冀?

王光美:那是望文生义。我父亲是北洋政府农商部工商司司长。1921年母亲生我的时候,父亲正在美国公干,所以我的名字中就有了一个“美”字。我六哥王光英,名字也是这样来的。

记者:“文革”中有一种说法流传甚广——刘少奇娶了一个大学的校花。

王光美:我哪是什么校花。我从不知道我是校花。我在辅仁大学读物理研究生,倒是听说辅仁大学有一个叫范繁的被称为校花。她是化学系的,会说法语,父亲是大学校长或是校务长,她的面部轮廓很符合审美的标准,人在社交圈子,也很活跃。

与少奇主席的“缘份”

记者:常听人说,有缘千里来相聚,无缘咫尺不相逢,当代很多年轻人更是把爱情归结为一种缘份。您和少奇主席的相爱是不是一种缘份?能谈谈你们相识相知的过程吗?

王光美:我与少奇相识,没有秘密。我在大学读书,同北平地下党很接近。国共和谈期间成立了军调部,叶剑英、张治中、马歇尔是三方代表。军调部下面有个军调处,军调处需要翻译,地下党便推荐了我。

记者:和谈破裂后,您去了延安?

王光美:我是乘一架美国军用飞机去延安的。那时候毛主席疏散到外地,朱总司令在枣园,我们一行去见朱总,朱总又带我们去见少奇。那是我和少奇的第一次见面。少奇说了一些鼓励我们的话。少奇送客时,我走在最后,因为我年轻,官最小,我自然走在了最后。最后一个与少奇握手的,少奇可能多握了一下。这是缘份吗?

我和少奇是在西柏坡结的婚,婚礼是王炳南主持的。

记者:您和少奇年龄差距那么大,又不是原配,家里人反对吗?

王光美:我很早就自立了,一向自做主张。恋爱结婚都没告诉家里。后来我还是很抱歉地给父母写了封信,说:我已结婚,先生是个布尔什维克,名叫刘少奇。

父亲懂英文、日文和俄文,知道布尔什维克是相对于孟什维克的多数派之意,但却不知少奇何许人也。

父亲没办法,只得跑到北京西单商场,买了一本日文书《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们》,书中有介绍少奇的内容。可以说,我父亲是从书本里认识少奇的。

记者:您与少奇主席的爱情产生与对他尊敬有关吗?您最看中少奇主席的是哪一方面?

王光美:我真正认识少奇,或者说对他产生敬意,与一本书有关。书名叫《论共产党员修养》,作者刘少奇。那个小册子我读了很多遍,和风细雨,娓娓动听,条件却非常严格,感觉到做一名共产党员真的很难。

少奇说的做的,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婚后,他是中央领导,我是普通翻译,他的房间里有很多涉及政治、军事的机密,我只看公开的报纸和外事局送我的资料。

“母亲是我心中的一面旗帜”

记者:听说您母亲是一位新潮、叛逆、解放的女性,是这样吗?

王光美:说起母亲,她很了不起,我从她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受母亲的影响也最大。我外祖父当过大学校长,母亲是天津女子师范的学生,提倡女性解放,母亲是身体力行的,小时候母亲裹着脚,后来她坚决放足。

母亲和父亲结婚,除了外公默认,也是一片反对声。因为父亲娶过两次妻子,母亲则是大家闺秀,待字闺中,要去做人家的续弦,还要面对非亲生儿女,但母亲主意既定,无人能阻止。结婚的那天,母亲没坐花轿,而是乘马车,从天津一直到北京,在六国饭店宣布举行婚礼。这在当时,也算是轰动性的新闻。

记者:您对少奇主席前妻所生的孩子特别好,甚至超过了对自己亲生子女的关爱,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您母亲就是您的一面旗帜?

王光美:的确如此,在我母亲身上,有一种传统的美德。对待子女,没有什么亲生不亲生之分。甚至对非亲生子女,还要照顾多些。大哥王光德眼睛不好,看不清东西,母亲让我们弟妹们轮流念书给他听,大哥攻读的是哲学专业,对我们真是枯燥无味,但母亲坚持要我们那样做。为了方便大哥去商务印书馆,母亲特地为大哥订了一辆包车。二哥、三哥也非母亲所生,但母亲还要资助他们留美。我的母亲真让我钦佩。

对“十年动乱”中一些谣言和传闻的考证

记者:少不更事时,正赶上“文革”,我知道,那是个动乱、迷惘、道德沦丧和充斥着谎言的年代。我们热衷于校园手抄本,《梅花党》、《一双软底绣花鞋》一类,把您描写成国民党潜伏在大陆的特务头子,说您是梅花党的党魁,还说您亲自下令谋杀了李宗仁代总统的夫人郭德洁女士。后来“文革”结束,尘埃落定,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子虚乌有。但我仍然想问:这个谣言的出笼有什么背景?

王光美:“文革”结束后,我从监狱被释放出来,一出监狱大门,就有人问过这个问题。如今时间过去这么多年了,很多历史档案都解密了,你想会有那回事吗?我从没听说过什么梅花党,那是地地道道的诽谤嘛。

说起李宗仁夫妇,我倒真的很熟悉。李宗仁从四川来京,把他的儿子和阿姨托放在我二哥王光奇那里。李宗仁还动员我做他儿子的家庭教师。我考虑自己是学物理的,又在读研究生,不太合适,就婉拒了,后来我帮他找了一个女大学生。

记者:少奇主席出访印度尼西亚时,印尼搞了一个军事表演,据说一架表演的飞机当场坠了下来,少奇替印尼当时的领导人苏加诺打了几句圆场。后来为这几句话,少奇主席在“文革”中吃尽了苦头,这是真的吗?

王光美:苏加诺为了欢迎中国代表团,特意安排了一场军事表演,一架表演的飞机确实当场坠毁。当时我和少奇都在观礼台上,苏加诺表情极为尴尬,当着那么多的客人的面实在下不了台,少奇宽慰了他几句。这件事,在当时,在现在,都没错嘛。我们中华民族,泱泱大国,礼仪之邦,何错之有嘛。年轻人,你那时也批斗少奇和我吗?

有记者插话:那时他还小,只有在一旁看的份儿。王光美和在场的记者大笑。

记者:“文革”中有一幅漫画,那是丑化您的,说您作表面文章,让人用轿车把您送到清华大学校门口,然后从后备厢拖出一辆自行车,装模作样骑到清华园,你听说过此事吗?

王光美:还真有那么回事,“文革”前期,我到清华搞“四清”,我是副组长。当时清华大学的革委会主任是贺老总的儿子贺鹏飞,副主任是我女儿刘涛。我从中南海骑自行车到清华既远又不安全,但我又不愿坐小车,坐小车到大学校园看大字报,目标太大,也脱离群众。后来这事大概是贺鹏飞反映到贺老总那儿去了,贺老总说,那怎么行呢老总从军委安排了一辆卡车,把我送到清华附近,然后再骑车进入校园。后来考虑这也不是办法,便在清华附近找了一间房子,是中直系统的,住了下来,这个问题才算解决。

晚年生活状况

记者:能谈谈您现在的情况吗?

王光美:平时看看报纸,参加政协会议。我今年八十了,是全国政协常委,这么大年龄了,还占着位置,提了几次,中央不让退呀。参加一些社会公益活动,身体还挺好。每天半小时散步,一周两次游泳,从不间断。我这年龄在水里游半小时不上岸,不靠边,贵在坚持啊。

(摘自《华夏女工》2002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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