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残损的手掌》导读

抗日战争的炮火震动了诗人的心灵，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戴望舒走出了惆怅的丛林和寂寥的雨巷。１９３８年他来到香港，主编一家报纸的副刊，编发了不少动员抗战的诗歌。１９４１年，日本侵略军占领香港。次年，他被日军逮捕，投入狱中，备受摧残，得了严重的哮喘病。但监狱的铁窗可以禁锢他的躯体，却禁锢不了他的拳拳爱国之心。他所处的“物理场”受到限制，但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他的“心理场”却变得广阔了。他的心飞出了铁窗，飞到了祖国蒙难的土地，飞到了志士流血的战场。正是这铁窗关不住的爱国之情，使他眼前浮现了一幅中国地图的意象，这幅地图又成为他投射主观情思的对应物：地图是祖国母亲的象征，“残损的手掌”则是身陷囹圄的诗人的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对祖国的炽热的爱的写照。

“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诗的开头两行起着统摄全诗的作用。可以想见，在阴暗潮湿的土牢中是不可能有什么地图的，因此“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就只能是在心理场中展开的超现实的想像。戴望舒留法期间，曾去西班牙旅行。受西班牙诗人洛尔迦、阿莱桑德雷以及法国诗人艾吕雅影响很深。这几位诗人用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法，写出了抨击法西斯的不朽诗篇，给戴望舒以深刻启示。“用残损的手掌抚摸大地”这一中心意象的确立，便是戴望舒用超现实主义手法表达民族的愿望与情绪的一次成功的尝试。

接着诗人又安排了两个部分来展示这“摸索”的具体内容。一部分是已经遭受敌人蹂躏、变成灰烬、充满血和泥的土地；一部分是温暖明朗、蓬勃生春、依然完整的辽远的一角。这两部分并列在一起，恰构成横向对照。诗人使用两套笔墨，渲染出两种不同的色调，给读者以强烈刺激，诗人对敌人恨之切，对祖国爱之深，也就自然地显示出来了。

对这两部分土地的“摸索”，完全是在幻觉中展开的。幻觉是在没有外界刺激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虚幻的知觉。幻觉尽管不是对外界刺激的直接反应，但并非与外界信息无关，而是以往的知觉经验、以前输入的信息在特定条件下的复现和组合。像戴望舒所产生的对自己的家乡湖水的幻觉：“春天，堤上繁花如锦幛，／嫩柳枝折断有奇异的芬芳”，实际上正是他早年在家乡的生活经验的一种复现。超现实的手法与现实的内容就这样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了。

由于是“用残损的手掌”去“摸索”，所以戴望舒笔下的幻觉表象中，触觉表象占据了一个十分突出的位置。触觉与味觉、嗅觉一道是被有些学者视为“低等感觉”的。黑格尔甚至断言：“艺术的感性事物只涉及视听两个认识感觉，至于嗅觉、味觉和触觉则完全与艺术欣赏无关。”（《美学》第１卷）不过黑格尔的论断是站不住脚的。触觉尽管在提供的信息量上不及视觉与听觉，但它同样是人认识外部世界的门户，在特定条件下甚至有视觉与听觉所不能取代的价值。由于触觉只有人的皮肤与外部物体直接接触才能获得，因此它有时确乎要比隔着一段距离的“视”和“听”其感受要真切得多。就戴望舒涉及的触觉表象而言，“我触到荇藻和水的微凉”，“黄河的水夹泥沙在指间滑出”，“我用残损的手掌轻抚，像恋人的柔发，婴孩手中乳”，看了这些描写，读者完全可以唤起自己相关的生活经验，其感受的贴近与亲切程度，确乎要比遥遥地望一望、听一听，要高出不少。

我们指出触觉表象在戴望舒的幻觉世界中的突出位置，当然不是说这个幻觉世界是清一色的触觉世界。实际上诗人在“摸索”这一动作中容纳了复杂的感觉经验，既有触觉的，又有视觉的（“春天，堤上繁花如锦幛”），嗅觉的（“嫩柳枝折断有奇异的芬芳”），味觉的（“我蘸着南海没有渔船的苦水……”）等等，这各种感觉经验的综合与联通，使诗人的幻觉世界立体地、鲜明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从而使读者也强烈地感受到一种深沉的爱国之思与切肤的沦亡之痛。

（选自《冲撞的精灵──中国现代新诗卷》，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