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故乡》中的母亲

《故乡》是鲁迅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写成的一篇小说，其中的人物，除水生之外，都是有生活原型的。母亲的原型，就是作者自己的母亲。

据一些回忆资料来看，鲁迅的母亲实在是一位不平常的中国妇女。她虽然也是生长在禁锢重重的封建社会里，却不象一般旧式的家庭妇女那样懦弱和蒙昧。她性格坚强，有毅力，思想也比较开明，常常关心社会时事，有鲜明的是非爱憎感情。更可贵的是，她由于出身农村，对贫苦的农民，一贯是同情的。据鲁迅的弟弟周建人同志回忆说：“母亲是从农村里来的，丝毫不沾有瞧不起农民等劳动者的思想习惯，当然也给鲁迅很大的影响。”鲁迅自己也说过：“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他还说：“比较起来，我还是关于农民，知道得多一点。”的确，鲁迅那样了解农民，同情他们的苦难，这里面，母亲从小给他的教养和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鲁迅敬爱自己的母亲，对她坚毅的性格，良好的品德，是很了解的。他后来还这样说过：“我的母亲如果年轻二三十年，也许要成为英雄呢。”他的笔名中的鲁字，就是从母亲的姓而来的；这也可以看出他对母亲的敬重之情。在他的一些散文、小说中，多次写到的第一人称“我”的母亲大都是以自己的母亲为模特儿；在《故乡》这篇小说里，更是根据真切的生活感受，塑造了母亲这一感人的形象。

《故乡》着重写了第一人称的“我”，与农民闰土之间的真挚友情，以及这友情的被“隔绝”；描写闰土从一个天真、活泼、可爱的农家少年，经过２０年困苦生活的折磨，成了一个“木偶人”。“我”对闰土的遭遇和处境是寄以深切的同情的；对失去的友情感到万分惋惜和悲哀。“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始终坚持在思想感情上与贫苦农民保持“一气”，而且“因为要一气”，便“辛苦辗转而生活”着，虽然历尽艰辛而始终不悔，并且深信会有更多的人走上这光明、至善的“路”。

在小说中，母亲便是作为与贫苦农民保持着深挚友情的，这样的一个“我”的思想性格照应和补充出现的。当然，作为短篇小说中的一个陪衬人物，作者并没有单独安排什么重要的情节、场面来写她；只是在描述“我”回乡迁家，与好友闰土见面的故事中，自然熨帖地穿插了对母亲的描写。

且看，母亲是这样出场的：

我到了自家的房外，我的母亲早已迎着出来了，接着飞出了八岁的侄儿宏儿。

这里，表面看是平淡无奇的，细心体味，却是对出现在具体环境中的人物性格，作了准确、生动的表现。因为母亲早已从书信中知道“我”“到家大约日期”，到时便留心注意。当远离膝下的儿子一出现在她的视野，立即老远地迎出去。“早已迎着出来了”，——真切地显示了母亲盼子之心。八岁的侄儿“飞出”来。这一动作，一方面表现了宏儿的活泼、机灵，增加了画面的动的气氛；另一方面，也衬托出母亲的细心、专注，以及在那种特殊情况下产生的敏捷。

接着写了母子的见面：

我的母亲很高兴，但也藏着许多凄凉的神情，教我坐下，歇息，喝茶，且不谈搬家的事。

阔别多年的爱子远道归来，母亲当然是高兴的；然而，面临着由于家道中落以至卖屋搬家的困境，内心不免产生“凄凉”。但在母子最初会面的时候，母亲想到要将“凄凉的感情”藏在心底，不能表露出来，以免引起儿子的感伤。可见，母亲对儿子是多么关怀、体贴，考虑得多么细心、周到；而对她自己，又多么善于克制。母亲心绪的微小波动，唯有做儿子的能那样敏感到。作品这样写，很切合人物之间的关系。还有，“教我”“坐下，歇息，喝茶”，这连用的三个最平凡、普通的动词，用来表现和渲染这个母亲与儿子见面时的心情，是再恰切不过了。——既然“不谈搬家的事”，那么，该谈什么好呢？在这样的境况下，谈别的任何事情，心里都不踏实的；急不择言中，只好拿一般人见面时的寒暄，没有任何深意的套话来说了。“言为心声”，这三个平淡的动词，用在这里，却准确、微妙地表现了人物的心理状态。

按常情，如果是性格懦弱，虑事不周的旧式家庭妇女，处在这样的境况下，必定会马上提起搬家的事，而且会摆出一大堆烦难的问题交给儿子去处理。然而，这这位母亲不是这样；谈到搬家，她却这样说：

你休息一两天，去拜望亲戚本家一回，我们便可以走了。”

种种困难的事情，母亲都一手处理了，一点儿不用儿子操心。多么能干、操劳，多么坚强而又慈祥的母亲啊！

以上，真切地写出了母子之爱，写了处于生活困境之下，相濡以沫的母子情。以此作为铺垫，小说又进一步写了母子两人对贫苦劳动者的“诚和爱”：

还有闰土，他每到我家来时，总问起你，很想见你一回面。我已经将你到家的大约日期通知他，他也许就要来了。

是母亲首先这样提起闰土，可见这贫苦劳动者在母亲心中所占的分量。其实，早在“我”的少年时代，母亲就乐意让“我”跟农民的孩子交朋友的。有一年，当“我”得知“能装弶捉小鸟雀”的闰土要来，“我于是日日盼望新年，新年到，闰土也就到了。”“我”急切盼望闰土的心情，母亲早就看在眼里。“闰土来了”，这消息首先就是“母亲告诉我”的。可见，母亲对贫苦农民，真是“丝毫不沾有瞧不起的思想习惯”；她不仅自己是这样，而且愿意自己的儿子也是这样。

儿子在外２０余年，母亲照样与闰土保持亲密、友善的交往。这一点，虽然没有（也没有必要）具体写出来，但读者完全可以想象得到，而且会充分相信的。如果母亲不是这样，闰土便不会常到“我”家来，也不会“总问起”“我”，“很想见一回面了”。且看，当闰土与“我”见面，称“我”为“老爷”时，母亲连忙劝止道：“啊，你怎么这样客气起来。你们先前不是哥弟称呼么？还是照旧，迅哥儿。”

按说，在那等级森严，尔虞我诈的封建旧社会里，人们习惯于拿经济地位占有财产的多寡来衡量人，看待人的。“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句话，的确反映了相当一部分人待人处事的态度和心理。但是，对于这样恶劣的世道人心，母亲则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她明明知道闰土一家的“景况很不如意”，眼看到“由于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象一个木偶人了”；对这样一个挣扎在饥饿线上的贫苦农民，母亲一点儿不嫌弃，不见外，而且真心诚意地关怀、同情。譬如，对家具的处理，母亲就认为：“凡是不必搬走的东西，尽可以送他，可以听他自己的选择。”

我认为，《故乡》的主题是表现人与人之间的“诚和爱”的。早在日本留学的时期，鲁迅与他的挚友许寿裳共同深讨过“中国民族性”的问题；曾经认为“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后来，１９１８年，在与许寿裳先生的通信中，又谈论到如何救治国民性的愚弱；鲁迅曾说过：“来论谓当灌输诚爱二字，甚当。”我想，《故乡》就是为了向人们“灌输”“诚和爱”的一篇力作。

详尽地讲析母亲的性格特点，以及她对烘托主要人物，深化主题思想中的作用，这样，对于理解《故乡》主题的深刻性及其教育意义是有帮助的。

（《语文教学》１９８４．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