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东京也无非是这样。
《藤野先生》是以“东京也无非是这样”开篇的。
本文最初发表时，用“旧事重提之九”作副题。作为“旧事重提之八”的是《琐记》，结尾部分谈到自己在南京水师学堂肄业，又转至矿路学堂毕业，“爬上天空２０丈和钻下地面２０丈，结果还是一无所能，学问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于是，在《藤野先生》的开头，就写了上面已引的那一句。意思是说：到外国以后又怎样呢？“东京也无非是这样。”
撇开和上一篇的关系来说，这一句话作为独立成篇的散文作品的起句，也因它的劈空而来，在结构艺术上显示出独创性；又因它的提示全段，在意思表达上有其深刻性。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起句劈空而来，文意引入东京，却又立即归结到东京留学生活中所见景象的否定。这就是关于辫子和跳舞的见闻。
关于辫子，散文里写了留学生的盘辫与散辫。速成班的清国留学生盘着大辫子，成群结队出入于上野公园樱花丛中，以游逛为务；或者是解散辫子，扭动脖子，以丑为美。关于跳舞，叙述留学生会馆每到傍晚，就“满房烟尘斗乱”，以为时髦。这些留学生留而不学，深为鲁迅所厌恶。
这种奇怪的现象，表明了东京不足留恋。从憧憬到惊怪，从追求到厌恶，种种思绪都用“东京无非这样”寥寥七个字表现出来，并且也为得识藤野先生于仙台作了铺垫。如果把“东京也无非是这样”移到第三节，置于“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之前，那也完全可以读通，且还变得容易读懂。但是，这样一来，就有两个不同了：
第一，这一句就不再是提示东京观感的话，而是与“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合成过渡性的语言，既不能加强过渡作用，又失去了劈空抓来、就势掷去的艺术力量。
第二，这一句变换了位置，虽然也能在叙述辫了与跳舞之后略见对此表示的厌恶之情，但是这种感情既已减弱，文章也失去了原来的短促叹息的情绪，东京不可久居的急迫感也不能在开卷之时就传达给读者。
开篇的一句，实在是寓新奇于平淡的传神之笔。记叙仙台的藤野先生而从东京的“清国留学生”写起，使人不觉得兜圈子，而感到应该这样由外围进入中心，这句“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也是万不可少的。
２、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
这个比喻的本体是盘着辫子，把学生制帽高高顶起，喻体是形成一座富士山，揭示了这些人既不想剪除辫子又怕外国人嘲笑的心理和效忠满清王朝的政治倾向，显示了这些“清国留学生”附庸风雅、庸俗丑陋、腐朽糜烂的精神状态。
３、实在标致极了。
“实在”是“的确”的意思，“标致”本义是指相貌、姿态美丽，而且是多用于形容女人的，用来形容“清国留学生”，便是一种讽刺了，表现他们外表华美，精神空虚的特点。用“实在”修饰“标致”，增强了这一反语的讽刺力量，更强烈地表达了作者对这群顽固维护清王朝统治的“遗少”的鄙夷和反感。同时，还以“上野烂漫的樱花”之美来反衬这群“清国留学生”之丑。如果改为“实在丑极了”，就显得太直露，失去了嘲讽意味。
４、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
由东京到仙台途中见闻的记叙，当然应当力求简要，百来个字，却把日暮里写得很突出：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
关于这些话，在一些研究分析文章里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解。有的以为，鲁迅“对日暮里，闻其名而忧祖国之衰”，有的以为，鲁迅见其名而“产生预感，军国主义的日本总有一天要没落，像日落西山”。
我们对两说都不敢苟同。
“闻其名而忧祖国之衰”，这里所说的由“闻”而“忧”，不是广泛意义上的忧国忧民，而是有特定的内容的；也就是说，由“日暮”之名而想到祖国的处境，以“日暮”比拟“祖国之衰”。当时的祖国诚然是衰弱的，鲁迅也诚然为之忧虑，但是，“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青年鲁迅，怎么会认为祖国日暮途穷了呢？须知此时他的反清革命的热情正炽呀！
若说是由此一地名而预感到“军国主义的日本总有一天要没落”，那无异是说，鲁迅在留日时期已经对社会发展规律有所认识，已经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势有所明白。留日时期的鲁迅，还没掌握马克思主义，怎么会有这种预见？而且，当时日本正是明治维新之后不久，刚刚由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日落西山的征象何曾明显出现？
在日暮里的地名问题上，我们大可不必去求什么微言大义。鲁迅记住了这站名，我的蠡测是：在以“日出之国”名世的国度里，竟有“日暮”的地名，所以容易被记住。
５、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
提到水户的话，只有一句：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
水户的所以被记住，原因已经写明白：“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有的同志以此作《藤野先生》的主旨乃是表现爱国主义思想的一证，有的同志虽然不承认主旨在表现爱国主义思想上，却也认为这一句是说明了这一点的，亦即“显然是从爱国主义思想出发的”。我的看法有所不同。提及水户与朱舜水的关系，看来是为了表明：此时经过了２００多年前朱舜水客死之地，此去仙台，比当年从事抗清失败而走日本的朱舜水跑得更远，这究竟是幸邪否邪？──读到后面，我们才知道，鲁迅踏着朱舜水的足迹，到了“还没有中国的学生”的仙台，得以师事藤野，是其大幸。
至于写这一句是否“从爱国主义思想出发”的问题，也顺便说一说。诚然，鲁迅留学日本，是有他的爱国主义目的；但并不等于说，这就是此文的主题。分析主题，要从全篇的内容和构思来看，这里不可能展开讨论。单就这一句而言，我们固然也不能说鲁迅写的时候就没有这种思想，但把此句写在这一篇散文的这一个段落里，就未必是“从爱国主义思想出发”，也就是说，在本文中选取这个材料，用意是在插入朱舜水当年足迹所至的情形，由此引到后来得识藤野的大幸。
６、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
作者当年在日本仙台是仅有的一个中国留学生，当地人把他当作稀有的人物；也正是因为他的“稀有”，才引来学校教职工的好奇，而对他多加关怀帮助，这是一种理解。但主要应该作另一种理解，到仙台受到优待，当然是出自日本人民的友好情谊，大多数普通日本民众都是善良友好的，尤其是对来自贫穷落后的中国的留学生更是关怀备至；而作者却不愿领受他们的关怀，宁愿把他们的关怀看成“物以稀为贵”。 “大概”，表示似有此事，但不完全肯定，与句末的“罢”合用，更加强了不敢肯定的语气，这是作者用诙谐的口气猜测自己在仙台受“优待”的原因，认为日本友人对自己的关心，是出于对弱国国民的同情，而不是尊重，这对于有强烈爱国感情的鲁迅来说，自然感到无限辛酸。
７、居然睡安稳了。
“居然”表示出乎意料，想不到。前面说这个客店居住条件不好，不易入睡，但出乎意料地睡安稳了，表露了作者对生活环境的恶劣不以为意。“居然”一词加强了整个句子的幽默感。这又与后文作者愤然离开仙台形成反衬——生活艰难并没有使他离开，而学医救国美梦的破灭使他去寻求新的救国之路了。
８、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
寓褒于“贬”。有意用“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写这位先生的啰嗦和固执，有意用“却”“也只得”等词语写“我”的不理解和不情愿，似乎表露了作者对这位先生执意要“我”搬家的不满，实际上生动地表现了日本人民对中国留学生的关怀。
９、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穿衣服太模糊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
“黑瘦”在全文出现两次，突出人物外貌的特征。几句话，就活画出一位生活俭朴、治学严谨的学者的形象。这是作者，也是我们读者对藤野先生的初步了解。继续读下去，我们则更深入地了解藤野先生的内在品质。
１０、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
记藤野先生来上第一课时，说：（他）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
对此，有的同志这样解释：“写出藤野先生朴实而又学识丰富的风度。”
我们想反问一句：如果一位教师声调并非“缓慢而很有顿挫”，那么这位教师是否朴实？他的学识是否丰富？这大约是无从回答的，因为其间并无必然的联系。
鲁迅写他上课时声调“缓慢而很有顿挫”，是记实。这正好反映出藤野先生为学生听课设想，使学生既能有所思索，又能记下笔记。倘若讲课平直，不大能启发学生思考；讲课速度太快，则记录困难，且又无暇思索。
是的，藤野先生不仅“介绍自己”时声调如此，后来因鲁迅解剖尸体而释然于怀，高兴地述说这一点时也“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那么这种声调，无疑是在课堂教学中养成的习惯了。
１１、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
“不安”的是“讲义”（即课堂笔记）中有那么多的脱漏和错误让先生费神改正，“感激”的是先生对“我”如此热情关心。先有“不安”，后有“感激”，符合人物心理活动过程。“不但……连……都……”构成递进，从程度和范围上作了强调，更充分地表达了对先生的敬佩和感激之情。
１２、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
鲁迅在谈到藤野先生担任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的时候，曾说：“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关于“使我很为难”目前有三种解释：
第一种，认为是鲁迅因中国有这种落后野蛮的习俗被外国知道而感到难为情，由此表示了鲁迅的爱国主义思想。
第二种，认为主要是由于没有见过到底“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所以说不具体和清楚而感到“为难”，以自己的“为难”衬托了藤野先生尊重科学、重视调查的可贵精神。
第三种，认为这句话表现了鲁迅对旧中国弊病的深恶痛绝。许寿裳曾回忆，鲁迅学医，还有一个愿望，就是：“救济中国女子的小脚，要想解放那些所谓‘三寸金莲’，使恢复到天足的模样。后来，实地经过了人体解剖，悟到已断的筋骨没有法子可想。……”从这一点出发，鲁迅回答藤野先生的问题，不是因不具体不清楚而“为难”，而是以沉痛而又复杂的心情具体回答了藤野先生提出的问题。藤野的叹息，表示他对中国缠足女子的深切关注和无限同情。
第二种和第三种意见都可以“言之有理”，第三种意见似更符合原文含义，不过要作一点补充，即“为难”似可解释为“难过”，鲁迅因藤野问及此事，又已经知道，对已缠足的女子，已无能为力，因而有难过的感觉。
１３、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６０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
中国当时确实是弱国，这是多方面原因包括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造成的。但这并不能说明创造了灿烂文化的中国人都是低能儿。“弱国”与“低能”并无必然联系，其逻辑是十分荒谬的。直接端出对方心里所想的话，一方面揭示其荒谬，另一方面作为反语，深沉地表达了作者满腔的义愤。
１４、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
“偏”字一方面写出作为弱国的“中国人”特殊的悲惨境地，一方面也流露出作者对中国国民的愚昧的批评态度。“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说明不觉醒的不单单是那个被杀者，而是具有普遍性的，这是作者所深为忧虑的。
１５、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叙述看时事影片（幻灯片）时，有这么一句：“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我”当然只有一个，决不可能有两个，为什么要这样特意写明呢？从前文看，可以明白它的大意：时事片子既然映的是日俄战争的情形，画面上出现的总该是限于这两国的人吧？“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而“夹在里边”的中国人，一个是要被枪毙的，一群是围看枪毙的。这说的是电影（幻灯）里映出的中国人，接着就又说到讲堂里的一个中国人──“我”。
这些话里所叙述的中国人的情形，是沿着“一个”──“一群”（以上在片中映现的）──“一个”（在讲堂里）这个次序说的，行文要移到“我”上面来，既要写出“我”，又要写明“一个中国人”，便不能单写“在讲堂里的还有我”。
“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这句话，其实是有所省略的。如果补全了，当是：在讲堂里还有一个被置于映示闲看枪毙中国人的一群中国人的影片面前的一个中国人，那就是我。──这样写当然太噜了。鲁迅既要表达这样复杂的关系，又要写得简捷有力，于是写下来的就是仅仅１０个字的一句话，饱含愤激之情的一句话。
１６、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采。
“闲看”枪毙犯人时的表现。看客们一方面对自己受剥削受压迫麻木不仁，一方面又对他人受残害而抱围观、鉴赏、兴奋不已甚至幸灾乐祸的态度。作者对黑暗政治压迫和落后封闭的文化熏陶下的国民的劣根性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何尝”与“不”连用，以反诘的语气加强肯定，说明他们无一例外的是这样的幸灾乐祸，麻木不仁，强烈地表达了作者对反动统治下的人们精神麻木的痛恨。
１７、“呜呼，无法可想！”
鲁迅谈到日本同学看到中国人给俄国人做侦探而被枪毙的幻灯照片之后，欢呼“万岁”，鲁迅感慨万分：“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采——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鲁迅用“呜呼，无法可想！”这一感慨，来说明中国群众的愚昧和落后，说明长期残酷的阶级压迫所造成的后果多么严重。也说明，经过二十年的观察和实践，仅仅用文艺来启发人民的觉悟，究竟能有多大效果，鲁迅已持怀疑和否定态度。但是１９０６年在日本仙台学医时却不同。
１８、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那”是相对于“这”而言的，作者是在离开日本回国之后，也就是在写作本文之时说“那时那地”的，表明了这是回忆性作品。原来“我的意见”是学医，为祖国服务，为国民服务，“变化”了以后是想从事文艺运动，医治同胞的麻木和愚昧。变化的原因是因为鲁迅认识到医学救不了中国，要救中国，在当时第一重要的是唤醒人民的觉悟，改变人们的精神，这就首推文艺。
１９、状况也无聊。
离开仙台再没有写信给藤野先生了，原因是：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
《鲁迅作品教学参考资料》认为：“这句话指离开藤野先生之后，成绩很不理想，充满自我解剖的精神。”接着历举鲁迅办《新生》杂志未果，回国后见到许多失望的事。释语最后说：“（鲁迅）一度感到寂寞和苦闷，直至十月革命以后，五四前后，才开始了新的战斗。”然而，既然已经“开始了新的战斗”，那就不是“状况也无聊”了。也许有人会说，这虽不无聊，但成绩很不理想。如果这样，亦可证明“状况也无聊”毕竟不同于“成绩很不理想”。我的意思主要在于：鲁迅说这话，并不是在作“自我解剖”。若说这是“自我解剖”，岂不等于说没有写信成了鲁迅“自我解剖”的题目？“自我解剖”原是很严肃的字眼，不宜用得太滥。
“状况也无聊”略近于文言的“乏善可陈”，也就是说自己没有什么值得告诉对方，看作谦词可以，不必去钻“微言大义”的牛角尖。
２０、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
“不知怎地”，照应前文“一去之后，杳无消息”，同时也是有意把“时时记起他”说成是难以解释的事，反衬藤野先生对“我”的影响之大和我对藤野先生的感激之深。
２１、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
“大”与“小”的区别在于医学传播的范围。“小而言之”，“为中国”有新医术；“大而言之”，“为学术”能广为传播。前者表示藤野先生没有民族偏见，所以对勤奋好学的弱国学生鲁迅能一视同仁，热情教育；后者表示藤野先生对医学事业的热爱，希望新的医学为人类造福，这也就是他满腔热忱地教育鲁迅的原因。因而鲁迅先生热情地赞扬“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
２２、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偷懒”乃是作者对自己严格要求的说法；“似乎”表明事实并未真出现，不过是作者想象的情景，而鼓舞的力量是巨大的；“抑扬顿挫的话”指藤野先生对“我”乃至对中国寄予殷切希望的话；“良心发现”指爱国爱民思想和斗争精神受到触动；“增强勇气”指作者早期遭受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势力迫害，想到藤野先生对自己乃至对中国的希望，便增加了斗争的勇气；“正人君子”是反语，讽刺那些自命为“正人君子”而实际上为军阀政客张目的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御用文人；写为他们“深恶痛疾的文字”，是表达用笔作武器，和反动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这段话表现了作者对藤野恩师的深深怀念，表明了藤野先生的精神鼓舞着“我”，“我”把怀念化为斗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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