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处处突出一个“情”字:
本文是作者受朋友滕子京之托而写的一篇脍炙人口名垂千古的散文。该文虽名为岳阳楼记,其实并未详细描绘岳阳楼这一建筑本身,而是重笔描绘登斯楼所见的不同景观。景观虽写的气势雄浑,波澜壮阔,但却不是为状物而写景,处处突出一个“情”字。写阴风怒号极力渲染一个“悲”字;写春和景明极力渲染一个“喜”字。所谓情景交融,景不同,情亦不同,这正是一般迁客骚人的常情。而这篇散文不同凡响之处正在于它抒发的不是一般迁客骚人的个人恩怨悲喜之情。而是以古仁人之心为理想的不以己悲,不以物喜,心怀天下的壮志豪情。有了这种豪情,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因为在这些仁人的心中抱定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志向。这是作者对古仁人的赞语,也是作者理想,心志的自白。是作者高尚情操、广阔胸襟的自然流露,又是对与已同样遭遇的朋友的鼓励和劝勉。所以全文的思路是由事写景,由景写情,由情写志,是一篇文情并茂,思想深邃的状物抒情散文。
2、“意”异:
在范仲淹作记之前,许多文人学士来岳阳楼登临,一览“巴陵胜状”,写下了许多的名篇佳作。有的描写洞庭湖秀丽迷人的景色,如刘禹锡的《望洞庭》:“湖光秋月两相和,潭西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李白的《与夏十二登岳阳楼》:“楼观岳阳尽,川迥洞庭开。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云间连下榻,天上接行杯。醉后冰风起,吹人舞袖回”。有的状写洞庭湖的磅礴气势,如孟浩然的“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杜甫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元稹的“驾浪沉西日,吞空接曙河”刘长卿的“叠浪浮元气,中流没太阳”释可朋的“水涵天影阔,山拔地形高。”有的叙写有关洞庭湖、岳阳楼的历史人物事迹和神话传说故事,如滕子京的《临江仙》便是,诗云:“湖水连天天接水,秋来分外澄清。君山自是小蓬瀛。天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帝子有灵能鼓瑟,凄然依旧伤情。微闻兰芷动芳馨。曲终人不见,江山数峰青。”而作为文学造诣深,擅长填词作文的范仲淹,深得“意在笔先”“命意贵深”“意忌庸、陋、袭”等文章之要绝,匠心独运,标新立异。从洞庭湖是“北通巫峡,南极潇相”水路交通的枢纽,“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入手,把迁客骚人的或喜或悲同古仁人的忧国忧民之心相对照,经过一番开掘生发,抒发了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怀。既以自励,亦以抚慰滕子京,可谓大处着笔,细处慎视,立意高远,见解深邃。
3、“情”异:
作者写岳阳楼景色的变化,旨在写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那些心胸狭小、感情脆弱的人在阴惨变景之时登楼,再加上个人仕途不昌,怀才不遇。遭贬受挤,背井离乡,往往经不起挫折失败的考验,面对凄凉的景观,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那些心胸狭窄,多愁善感的人,在春光明媚,莺歌燕舞之时登,再加上个人仕途顺利,飞黄腾达,往往喜形于色,乐不思蜀,面对美丽的景象,“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这两种“览物之情”,看似迥然不同,相去甚远,但作者认为他们内在的思想境界实则是一致的。二者都是情随物迁,即悲,因个人失意而悲;喜,因个人得宠而喜,丝毫不能超脱自我境界,跳出由个人遭际而触动情感的小圈子。面对这种社会现象,作为虚怀若谷,心迹坦荡的范仲淹则向世人昭示了自己忧乐悲喜的原则:“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高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并表明了自己不为个人得失而悲喜,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情怀。绝不象“迁客骚人”那样“忧谗畏讥”──为己忧,可见二者的悲喜之“异”。
4、“景”异
常人描写岳阳楼的景色,不是描摹“巴陵胜状”,就是突出“岳阳楼之大观”的特点,而范仲淹则不然。其一,他描写的景物,都出自于迁客骚人之眼,渲染着浓厚的感情色彩,构成了意蕴生动的诗的意境;其二,作者虚拟了两种迥然不同之景,一幅是色彩凝重的水墨画,“霪雨霏霏”“阴风怒号”“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到晚上,则是“虎啸猿啼”满目萧条。阴森可怕,令人毛骨悚然;另一幅是色彩明丽的水彩画:风和日丽,鸟语花香,令人心旷神怡。
这两幅景色画,无论在色彩,还是在音响上,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通过渲染、衬托,将一般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推到极“悲”或极“喜”的境地。
5、合“悲喜”“忧乐”为一记:
《岳阳楼记》以“谪”字为线索,以两个“异”字斡旋其间,以“忧乐”两字阐述题旨,熔记事、写景、议论为一炉,合“悲喜”、“忧乐”为一记。读完此文,一个居高官则忧其民、遭贬谪则忧其君的忧国忧民的古仁人的形象赫然矗立在我们的眼前。作者胸怀之宽广,抱负之远大,境界之崇高,在封建士大夫中确实“出人头地”。它净化着读者的感情和灵魂,使读者肃然起敬,追踪仁人的足迹,跟作者一样情不自禁地高呼:“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6、措辞的委婉;
由于种种原因,文中有时不直接讲出原意,就要透过字面去理解,以免产生误解误译。例如:
“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一个“谪”字,是明贬暗褒。褒滕子京虽遭贬谪,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任职不长,政绩显著,这是“重修岳阳楼”的条件之一,为下文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述志励友相呼应。
“居高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实际是说“在朝(为宫)”,“处江湖之远”实际是说“在野(不在朝为官)”。这样措辞,比直接说受重用和遭贬斥显得含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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