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在福建惠安的洛阳桥上,仿佛与历史进行一次对话。于是,巨大的石梁不再沉默,中亭与碑亭也平添几分生动,石塔上飞翘的莲花瓣和模糊的佛像浮雕也变得灵性盈盈,连筏形桥墩也活脱起来,用同一种古老的语言,讲述很久很久以前关于桥的故事与传说。
桥的诞生几乎都与交通有关,洛阳桥也不例外。洛阳江汇晋、惠两邑诸山众多溪流滔滔穿越洛阳镇南侧,夹裹着山野之气奔流入海。这里“水阔五里,深不可址”,南北两岸设有流口,以船摆渡成为唯一的交通方式,古称“万安渡”。但入海口水流湍息,“每于风潮交作,数日不可渡”,两岸只得望天兴叹。
然而,万安渡的区位又至关重要,北通惠安而至福州以远,南连泉州至漳、厦、潮、广、宋代中期泉州已成为繁华的港口,商贸经济具有相当的规模,对周边区域的辐射也成必然态势,但洛阳江却是其北上的天然障碍。
晋代造桥技艺已趋成熟,中原移民南下也将其带入闽中,与这里石雕工艺的成熟相得益彰,加之火药的发明和能熟练地利用火药,开采巨大岩石已非难事,天时地利、万安渡造桥已成大势。
洛阳古桥,始建于北宋皇佑五年(1053年),嘉佑四年(1059年)竣工,历时六年零八个月,其规制独特,工程宏大,创梁式跨海大石桥历史之先,有“海内第一桥”之称,以至神宗朝,运使王子京以洛阳江万安桥图晋献皇上,也博得龙颜大悦,慷慨封赏。之后,泉州地区兴起造桥之热,在150年间,竟建桥200多座,总长度达50余里,故赢得“闽中桥梁甲天下”、“泉州桥梁甲闽中”之誉。
洛阳桥之所以与石拱型赵州桥、多孔石拱型芦沟桥、舟梁型潮洲广济桥,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名桥,除其造势宏大,还因结构独特,技艺高超。
古桥为古构平梁,南北走向,桥长834米,宽7米,残存桥墩31座,桥面由长11米、宽与厚都近1米的花岗岩巨石铺架,造桥者的智慧表现在,根据潮大流急,创造了两头尖形的船筏式分开水势,即“筏型基础”;又运用潮汐落差,创造了“激浪以涨舟,悬机以弦 ”奠基法和桥板浮运法;蔡襄接任督造后,又创“种蛎于础以为固”。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在《桥梁谈往》中对其这样评价:“这种基础,就是近代桥梁的‘筏型基础’,但在国外只有不到一百年的历史。所用桥梁的‘浮运法’,就是今日还很通行。”而养殖牡蛎把桥基与墩石脑合凝结成整体,恐怕也是现代生物科学的超前运用。
如今,在洛阳桥北端已竖立起一座相当高大的蔡襄石雕塑像,眉须之间仍透着那份沉稳谦和,不轻意也流露夫奈的孤独。
历史上一直把蔡襄与洛阳桥之间的故事编排得出神入化,以致让后人也认定洛阳桥系蔡襄所为。历史有点误差是可以原谅的,作为泉州知府的蔡襄,在任期间对督视桥役可说是尽职尽责,虽说只有23个月,仅占整个造桥时日的四分之一,但其哎心沥血却有口皆碑。况且蔡襄在其亲自撰写的《万安桥记》碑文中,并不自诩其功,只简记造桥之始末,而大书王实、义波等造桥之人的史实。可见蔡襄人品之高尚,为官之清廉。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蔡襄所为合情合理,并无特别之处,人们如此排编也反映老百姓对清官政治的一种呼唤。蔡襄塑像子然而立,守望着自己熟悉的洛阳桥,却再也见不到那壮烈的造桥场面,后人的敬意也给他带来几许孤独。如果当时在这里设计雕塑的是一组普通建设者移石架桥的群像,也许更好合历史的真实,也符合蔡襄的本意。
洛阳桥的另一个功能,就是它所产生的文化国徽。自桥建成之后,各种风格造型,与山水秀色融为一体的与桥有关的祠、庙、庵、堂等纷纷兴建,把当时的建筑文化与艺术表现得淋淳酣畅;连篇累牍和各领风骚以桥为题的历代记文和诗题吟咏,大大丰富了这声土地的文化底蕴;众多或遒劲或飘逸或排放或细腻的关于桥的碑记石刻、诗题碑刻和摩崖石刻,其传统的书法与雕刻艺术则营造了隽永的意境,而无数以桥为素材杜撰编排的传说故事和地方戏曲,更是充满古典浪漫主义的色彩,广为流传。一座古桥能引起如此大的文化轰动,这在建桥史上是罕见的。
洛阳桥交通功能的淡化,又是时代发展的一个标志。如今324国道上那座洛江桥闸,已车流如水,贯通南北。它与近在咫尺的古桥共同构成“洛江双虹”的新景,一道古代的,一道现代的,但它们折射出的都是我们民族创造与文明的太阳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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