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教育在美国》节选

在我完全忘记了儿子上国画班去学绘画的事儿后，一天我收到一封较厚的家信。拆开一看，有一张约两尺见方的宣纸国画，画的是竹子：疏疏落落的竹叶，斜斜弯弯的竹干，布局协调，浓淡有致，且远近成趣。

我不知道妻子为什么要千里迢迢寄这幅画来？细读来信，我大吃一惊！我真不敢相信这幅画竟然出自我那三岁儿子的手！正好隔壁的布莱恩博士走过我办公室门前 ，我一把拉他进我的办公室，说：“有人给我送了一幅画！”说着我展开儿子的那幅竹子的国画。他眯着眼睛，歪着脑袋审视了好一会儿。我说：“这是一个著名的教授画的！”他眨了眨那双蓝蓝的眼睛，点点头沉吟道：“不错！不错！” 我看他很认真的样子，突然不忍心骗他。我说：“不，这是我儿子画的……”布莱恩博士的脸色在一瞬间掠过几个变化：既有被作弄的尴尬，又非常不相信那是三岁儿童的画，同时也对自己鉴赏中国画的水平有点怀疑……

这是一个很荒唐的故事，也是一个很真实的故事，同时又是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故事。

我们把刚五岁的儿子送到了迈阿密大学美术学院办的绘画班学习。 想想，儿子三岁时去了一下国画学习班，就能技惊四座。现在五岁啦，到美国正牌大学的美术学院办的绘画班学习，恐怕要石破天惊的。

谁也想不到，儿子才去了不到五次就开始叫唤：“不想去啦！”

儿子说：“老师根本不教绘画，一点都不教！每次都是给一个题目，就让我们自己画啦，想怎么画就怎么画，爱怎么画就怎么画，老师一点不管。画完了老师就知道说‘好哇！好哇！’好什么好？！旁边那些美国小孩的画，根本就是 “一塌糊涂” 。

于是我想去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天，我借口儿子穿的衣服少了，给他送衣服去。

这天，当值的老师是三个“打工”的美术系研究生。一个男的坐在讲台上，翘着二郎腿望着天花板，一个女的嚼着口香糖在来回巡视，另一个女的望着窗外的鹅毛大雪，若有所思。我示意要给儿子送衣服，那望窗外的女子冲我笑笑。

我进去一看，儿子一脸无所适从、无可奈何的神情。天哪，其他孩子有站着画的，有跪着画的，也有趴着画的……要说“八仙过海”一点不为过。“八仙”们的笔下所绘，更是不敢恭维：不成比例、不讲布局、不管结构、无方圆没规矩，甚至连基本笔法都没有。

我们同意儿子不再上这种“误人子弟”的绘画班。

我们百思不得其解。逢人就讲，遇机会就说：都画些什么、学些什么呀？老师哪里是在教绘画，那简直是在放羊！放羊也还有个范围呀……

于是，儿子的主要活动又回到了幼儿园里。

一天，我们去看儿子，我突然发现妻子的注意力并不在儿子身上。我捅捅她：“喂，开什么小差？”

她努努嘴，“看墙上那些画，你能认出儿子的画吗？”

我往墙上一看，一眼就认出来了！

儿子的画像模像样的，在那些“无方圆没规矩”的画群中，很突出、很显眼。

一股油然而生的自豪感从心底升起，随即又隐隐有一丝莫名其妙的不安。

每次儿子画完画都要问：“像不像？”

起初我们也不甚明其意地用“像”或“不像”来回答他。其实，到底儿子想要问的“像”指什么？而我们回答的“像”或“不像”又到底指什么？没有人去深究。

后来，我们有机会接触美国孩子多了，我发现：美国孩子在画完画后，是从来不问“像不像”的，只问“好不好”？也只有在他们认为好的时候，才问“好不好”？如果他们自己都认为不好的，一扔了之。

现在我们来深究一下，儿子为什么画完画后都要问“像不像”？他所问的“像”到底又指什么？

要回答上述问题，让我们先来思考一下：当三岁儿童画那幅疏密有致的竹子国画时，对现实生活中“竹子”的概念是不是清楚呢？

回答是否定的。也就是说，是不太清楚的，甚至是很模糊的。

因此，此时他们的“竹子”的概念就只能是黑板上老师挂着的那幅画。也因此，他们问的“像不像”指的就是像不像那幅画。

既然有“像不像”的发问，就一定有一个可依据的样板来评判“像”还是“不像”。

当一个人从小就反复接受这种模式的训练，久而久之就会习惯性的以“像不像”样板来要求自己。

美国孩子学绘画，老师往往不设样板、不立模式，让孩子在现实生活到内心想像的过程中自由地“构图”。因此，才有迈阿密大学绘画班那群美国孩子的五花八门的不成比例、不讲布局、不管结构、无方圆没规矩、甚至连基本笔法都没有的“其他糊涂”的画。也因此，美国孩子画完回后，只问“好不好”？不问“像不像”？回答“像不像”的问题，是指“复印”得如何。 回答“好不好”的问题，则是指“创造”得如何。

我的学生达琳在昆明进行教学交流时，因为看到中国孩子们的画技非常高，有一次就出了一个“快乐的节日”的命题让中国孩子去画。

结果，她发现很多孩子都在画一个同一样的事物——圣诞树！

她觉得很奇怪：怎么大家都在画圣诞树？开始她想可能是中国孩子很友好，想到她是美国人，就把“快乐的节日”画成圣诞节。于是，她释然了。接着她又发现不对：怎么大家画的圣诞树都是一模一样的呢？

再仔细观察，她发现孩子们的视线都朝着一个方向去，她顺着孩子们的视线看去，发现墙上画着一棵圣诞树。

原来当时已近圣诞节，那是学校为了给达琳营造一个友好和谐的气氛而画的。

于是，达琳把墙上的圣诞树覆盖起来，要求孩子们自己创作一幅画来表现“快乐的节日”这个主题。 令她深感失望、更感吃惊的是，把那墙上的圣诞树覆盖起来以后，那群画技超群的孩子们竟然抓头挠腮，咬笔头的咬笔头、瞪眼睛的瞪眼睛，你望我、我望你，冥思苦想、痛苦万状，就是无从下笔。

达琳看到这个尴尬的场面，知道这样下去可能会是一个不愉快的收场，只好又把墙上那幅圣诞树揭开……

达琳的例子，深深地震动了我！

我开始仔细观察儿子，我发现无论我们给他什么画，他几乎都能惟妙惟肖地画下来，或者说“拷贝”下来，“克隆”下来。但如果要他根据一个命题自己创作一幅画，那就难了。因为我们的训练模式是：

黑板──学生的眼睛──经由学生的手把黑板上的样板“画”下来。

由于没有“心”的参与，这只能是一个简单的由眼睛到手的过程，可以说那是一个类似“复印”的过程。

长此以往，他的绘画过程就仅仅是一个由眼睛到手的过程。因此，他的眼睛里有画，心里没有画。

眼睛里的画只能是别人的画，只有心里的画才是自己的画。

由于在他的眼里只有别人的画，于是在他心中就很难创造出一幅自己的画来。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在自己的心中“创造”出一幅自己的画来，就只能重复别人。

怎么样才能启发他内心的创造灵感呢？

我认为只能从他的内心着手。

一次，我让妻子和儿子都画同样的一幅老鹰国画。表面上看，两幅画都很“像”。我让他仔细看看到底有什么不同？

他说：“妈妈的老鹰很温和，有点像鸽子，最多像公鸡，看了不怕人。我的呢，我的老鹰很凶猛……”

我告诉儿子，这就是他的个性，表现了他内心对事物的理解的特点。

我还告诉他，如果我要画儿子，我可以照着他的相片来画，也可以写生式地画对面的他。但我更想画的是我数年前离开中国时，正要一头钻进车里，猛地觉得脑后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在吸引着，回过头来，只见朦胧的晨霭中儿子被奶奶抱在手上，睁着两只大眼在看我，眉宇间流露的神情与那三岁的“嘟嘟”脸显得是那样的不协调的儿子……

要画就画心中的儿子，而不是照片上的儿子。

画心中的画才有动人心魄的震撼力！

孩子慢慢地“悟”到了一些东西，后来他在美国学校里与一位采取中国教学法的绘画老师产生了冲突，这是后话。

凡是能传给他人的，一定是可以重复的，而可以被他人重复的则一定不具有创造性。例如，绘画的“知识或技能”是可以从A传给B，又从B传到C的。

君不见，国画老师不是在十多年前把国画的“知识和技能”传给了我儿子，儿子又曾在其美国小学的班上依样画葫芦地教过小朋友三笔两笔就画出中国国画的小鸡，喜得也跟着小朋友一块学画的美国老师不敢相信就这么三笔两笔自己的毛笔下竟然出现了中国画的小鸡而情不自禁地尖叫：“小鸡！小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