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兵之王：矛

矛与枪名称虽异，但两者都是古代战场上一种直而尖形的刺杀兵器。枪由矛演变而来。

矛，起源于原始社会的狩猎工具。最初原始人用尖形的石块或骨角等作矛头，绑在竹木竿上，用以锥刺。进入新石器时期，人们已能反石头或骨、木等材料经过精心磨制，装上长柄，用来刺杀野兽等。根据这一时期出土的石矛、骨矛、木矛等看，较之前期不仅制工精细，而且刃部锋利。

矛在原始社会并无定形，到了商代出现了青铜矛，矛的形式才较为一致。从河南、湖北、浙江、山西、山东等地出土的大量青铜矛看，矛形体宽大，刃部具有双锋，不少矛銎部的两侧有环或孔，用以系缨。有的矛在当时既是实战的兵器，又是艺术的珍口，它们的制作技术和雕饰已相当精良美观。

到了西周时期，矛的形体向细长演变，由过去的銎比刃长，演变至此时的刃比銎长；刃部由原来的双隅（刃部隆起的脊角）到此时有３隅和４隅等数种。成为当时战场上的主要武器，列为五兵之一。《周礼·夏官·司右》郑玄注：“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称其为“车之五兵”，“步卒之五则无夷矛而有弓矢”。可见当时的矛，按用途分为酋矛和夷矛两种。据《周礼·考工记》说：“酋矛常有四尺（古代８尺为寻，倍寻曰常。故‘常有四尺’即２丈。根据战国铜尺，１尺等于现在的０．２３米，这样２丈便等于今天的４．６米）”，多用于步战：而夷矛柄长２丈４尺，则多用于车战。

春秋战国时期，矛的形制、数量、质量等方面都有提高和改进，从浙江、江苏、山东、四川、广东、广西、河北、湖南等地出土的矛来看，制造精湛，锋部越来越厚实，杀伤力强（如图：山西灵石出土的枪）。战国时期铁制兵器广泛应用于战争，无论南方还是北方，都能制造具有较大杀伤力的铁矛。《荀子·议兵》篇中记载，楚国南阳的铁矛“惨如蜂蛋”。河北易县燕下都４４号墓和长沙等地都出土过这个时期十分锋利的铁矛。这一时期，我国铁矛、青铜矛制造虽然达到了非常成熟的阶段，但是由于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不平衡，铜、铁制的矛并没有完全取代石矛，在一些地区铁、铜、石制的矛同时并存。

秦汉时期战争中基本上用不再用戈，而矛成为军队的主要装备。司马迁在《史记·礼书》中曰：“古者之兵，戈矛、弓矢而已”。《后汉书·公孙瓒传》说，公孙瓒“尝从数十骑出行塞下，卒逢鲜卑数百骑。瓒乃退人空亭，约其从者曰：‘今不奔之，则死尽矣。’乃自持两刃矛，驰出冲贼，杀伤数十人，瓒左右亦亡其半，遂得免”。《资治通鉴·汉纪》中也谈到：汉献帝建安四年（公元１１９年）孙策进攻黄祖，孙军抵沙羡（今湖北武昌县西南），刘表派他的侄子刘虎和韩浠变长矛兵五千去援助黄祖。由于矛的广泛使用，它的形体发生了变化，长度缩短、重量减轻、前锋由圆钝变得锐利，品种繁多。如《魏书·公孙钻传》载：”钻乃自持矛，两头施刃，驰出刺胡，杀数十人”。

三国时期，从出土的矛来看，虽数量不多，但形制和秦汉时期相似。另据一些史籍记载，当时的矛，以长矛为主，多用于马战。如《三国志·蜀志》云：“先主奔江南，遭公追之……使张飞将二十余骑距后，飞据水断桥，真目横矛曰：身是张翼德也，可来共决死皆无敢进者”。这里张飞所用的矛则是“长矛，长丈八尺”。

两晋南北朝时期，矛虽然开始向枪演变，但从出土的麦积山麦察第１２７号窟北魏壁画中的持矛骑士和敦煌２８５窟西魏壁画等看，矛仍是当时步、骑战的重要武器。这从当时的古籍记载也可以得到印证，如东晋明帝时的武将陈安善用长矛，他挥舞丈八（约今４．４米）蛇矛，所向披靡，有歌赞曰：“丈八蛇矛左右盘，十荡十决无当前”。又据《南史·王茂传》记载：一次“东昏遣大将王珍国盛兵朱雀门。众号二十万。及战，梁武军引却，茂下马单刀直前，外甥韦欣庆，勇力绝人，执铁缠肖翼茂而进，故大败之”；《北史·于粟单传》也载有，后魏于粟单好持黑肖，武艺过人，被人们称为“黑肖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