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画中的“误笔”

中国绘画名作是人类文明史中的宝贵财富，但是，有些绘画名作中往往因违反生活实际，有悖科学常识之类的疏漏而造成令人遗憾的“误笔”。

唐代绘画大师戴嵩，画牛独步千古，《唐朝名画录》说他画牛能“穷其野性筋骨之妙”，所画《斗牛图》、《三牛图》、《归牧图》等作品，被视为绝世佳作。其中，《斗牛图》为杜处士所收藏。有一天，杜处士将这幅画拿出来晾晒，有位牧童路过时仔细看了《斗牛图》，忍不住“嗤”地一声笑了，杜处士惊奇地问小孩笑什么，牧童指着图画说：“牛相斗时，力气集中在角上，尾巴是夹在两股中间，可笑画牛的人不懂斗牛的道理，让牛尾翅起来摇晃。”杜处士听了十分叹服。显然，戴嵩画斗牛时，缺乏细致观察而造成误笔。但是，瑕不掩瑜，这幅画仍是久享盛誉的名作。戴嵩是画牛名家韩晃的门生，画牛成就超过韩晃，然而韩晃却以画牛注意细节真实而享誉画坛，他画牧童牵牛饮水，牛眼里照见牧童的影子，十分精妙。

阎立本是唐代绘画大师，笔力遒劲雄浑，工人物，尤擅写真，曾画《步辇图》、《太宗图像》、《秦府十八学士》、《历代帝王图》等名作。但是，他的名画《昭君图》由于一个细节失真，为识者所讥。原来，他的这幅画上出现了一个戴帷帽的妇女，这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因为帷帽始于隋代，与画中汉代人物相差了好几百年。造成误笔的原因，是阎立本没能很好研究历史，以致“隋帽汉戴”，实不为怪也。

无独有偶，阎立本所师法的南朝大画家张僧繇也有过误笔。张僧繇与顾恺之、陆探微、吴道子并称为古代四大画家，他善画人物，奇形异貌，变化多端，各得其妙，人称“张家样”。他画了一幅《群公祖二疏图》，图中跟随的士兵穿的是草鞋，由此闹出笑话，公祖们是达官贵人，住在京城，京城的士庶都穿布履，而穿草鞋则盛行于江南，这是张僧繇不熟悉地理位置、不了解民俗风情所致。

五代后蜀的著名画家黄荃，擅画花卉禽兽，达到呼之欲出的程度。尽管如此，也有误笔之时。有一天，黄荃信手画了一只飞鸟，鸟首、鸟爪都是伸直的，这幅画引起时人争议，有人指出，鸟儿飞翔后首伸则爪缩，没有首爪同时伸直的；有人则认为，黄荃是飞鸟画大师，岂能画错？争执者于是走到外面观看空中飞鸟，果然没有首爪皆伸直者。黄荃造成误笔的原因，是没有细致观察鸟儿飞翔的神态，而是凭想象画成的。其画技再高明，也难免一失。

类似黄荃的误笔，还有宋代杰出画家李公麟。李公麟是安徽舒城人，号龙眠居士，善画人物和马，《五马图》是他的名垂青史之作。李公麟画了一幅六七个汉子围在桌旁赌博的作品，图中人物栩栩如生，其中有一个人伏在桌上，眼盯盆内的骰子，张嘴急呼，这时骰子转到“六”的位置上。李公麟将这幅画送给黄庭坚，黄庭坚欣喜邀请友人苏东坡前来共赏。苏东坡细细看过画后说：“画虽好，可是有一处误笔。天下呼‘六’都是合口，只有闽人才是张口。这幅画中之人本应是安徽人，画的却是张口，因而错把安徽人画成闽人了。”宋徽宗赵佶是一位在位２０多年政绩一败涂地的皇帝，但他却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画家，他独创“瘦金书”，跻身书法大家之列；精工人物花鸟，尤以花鸟画最为出色，自成雍容华贵的皇家“院体”。历史上喜欢舞文弄墨的皇帝为数不少，但能玩到如此高级专业水平、成为卓有成就的画家的，大概只有他一人。据说，这位“专业不对口”的皇帝，画鸟雀常用生添点睛，小豆般的凸出在绢纸上，十分生动。他曾画过各种奇花异草，命名为《宣和睿览册》。他画一幅有名的《瑞鹤图》，群鹤振翅高飞，似有扑打之声，技法娴熟，令人拍案叫绝。然而，后来有人研究发现，鹤在飞翔时脖子总是笔直前伸，而这幅画中飞行的鹤却是弯着脖子的。很显然，宋徽宗在画鹤时疏忽了细节的真实，以致使这幅画也成为“误笔”的名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