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竹桃评析

《夹竹桃》是季羡林1962年写的一篇散文，第2年发表在《人民文学》第1期上。这是一篇用优越的语文条件将自己的生活经验一丝不苟地写出来的佳作，对于1960年代的中国散文来说尤其如此。季羡林也因为这篇《夹竹桃》而被宗璞称为“夹竹桃知己”。

对于散文，季羡林不同意所谓的散于形的说法。他在《漫谈散文》中说“综观古今中外各名家的散文或随笔，既不见‘散’，也不见‘随’。它们多半是结构谨严之作，决不是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的轻率产品。”这是季羡林在阅读、写作了几十年的散文之后对这一文体的理解，也是他创作散文的一个原则，更是我们欣赏散文时可以期待的一种幸福。

季羡林所说的“不散”、“严谨”当作如何理解呢？饶宗颐在论及季羡林的学问时说他同时具备常人所难以具备的三个条件：优越的语文条件，多姿多彩的丰富生活经验，可用的实物和图籍、各种参考资料。“这样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随便做到的，而季老皆具备之；故能无一物不知，复一丝不苟，为一般人所望尘莫及。”（蔡德贵《季羡林传·序》p1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饶氏所言，虽指学术，但对我们体味季羡林的散文，也颇具启发。品读季羡林的散文，我们就会发现，他所说的不散、严谨之类，表现在他自己的散文创作中，就是用超越的汉语文条件一丝不苟地把自己的生活经验、生命体验传达给他所热爱的读者。超越的汉语文条件是指他散文中对汉语的运用水平；一丝不苟是说他散文结构的严谨；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则是在严谨与规范之外的独特性。散文《夹竹桃》比较典型地体现了他的这种创作特点。

汉语是一种时空广阔的语言。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形成了文、白两种不同的语言形态；在广大的使用空间内，又有普通话与方言的分别，还有外语的影响的踪影。汉语的这种特点使它成为最难掌握的语言之一，也给它的使用者提供了无限深广的创造机会。在《夹竹桃》中，优越的语文条件表现在作者熟练而充分地利用汉语时空广阔的特点，走笔生花，稳步而行，不急不缓地把夹竹桃的品性、把作者自己的感觉、思想精致地传达出来。他的语文优势，是以淳朴为本的，如写自家门前夹竹桃时的语句：“我们家的大门内，也有两盆，一盆红色的，一盆白色的。我小的时候，天天都要从这下面走出走进。”就像是与朋友讲述自己的记忆，更像是和邻人饭后闲谈。于淳朴之中展开了对夹竹桃的种种记忆和想象。季羡林主张散文要“淳朴而不乏味”，要有起伏节奏。为了实现这种效果，除了在结构设置方面有所注意外，他不露痕迹地发挥了自己的优越语文条件。他在用平实的语文叙述时，会突然嵌入一句文言句式，或有方言口语来突出语言的节奏感。还是在叙述自家的两盆夹竹桃：“但是这两盆花却融洽地开在一起，宛如火上有雪，或雪上有火。我顾而乐之，小小的心灵觉得十分奇妙，十分有趣。”少年时那满是幻想的心灵，把这两盆红白夹竹桃转化成现实世界所不能实现的雪火相融的境界。作者回忆至此，已成熟了的心灵更觉当时有趣，其心情已非淳朴的语言所能表达，于是不禁用变换句式的方法，把“顾而乐之”突然镶嵌在他的讲述中，改变了本是平和的节奏，既表现了自己的兴奋心情，又强烈提醒读者注意自己彼时此刻的心情。在《夹竹桃》中，季羡林为了节奏和变化，还在口语般的叙述中，适当地用四字格的语词。如在讲述他们家花之多时，用“总之，一年三季，花开花落，没有间歇；情景虽美，变化亦多。”这不仅体现了语言的起伏变化，还增强了语言的音乐感。

季羡林并不是只用上述一种方法来增加语言的节奏感。适时地穿插口语，同样也使语言风趣而多变。在描述夹竹桃的韧性品格时，作者写到：“夹竹桃却在那里静悄悄地一声不响，一朵花败了，又开出一朵；一嘟噜黄了，又长出一嘟噜。”嘟噜的使用，既具象又传神，和前边的量词“朵”比起来，又有地方个性。所有这些都增强了这篇散文的可读性。

一丝不苟地写作，既是季羡林对散文结构等技术层面的刻意追求，更是对情感态度的严格要求。季羡林曾这样说过：“我扪心自问，我的感情是真实的，我的态度是严肃的，这一点决不含糊。我写东西有一条金科玉律：凡是没有真正使我感动的事物，我决不下笔去写。”（《季羡林散文集自序》p4,北京大学1986）因为有真感情在，而真感情又支撑着个我活跃在字里行间，所以他的《夹竹桃》才精心经营而不显矜持，有寄托而不生硬。也正因为如此，季羡林的散文可模仿其形，但不易学其神髓。

夹竹桃因叶似竹、花如桃而得名，原产亚洲南部，我国早有栽种。归有光就说它是“奇卉来异境，粲粲敷红英”。古人写夹竹桃，或从其非竹非桃的品性来寻找文思，如归有光的“芳姿受命独，奚假竹桃名”；或以其兼具竹之清节和桃花之艳丽而抒怀，如沈与求“摇摇儿女花，挺挺君子操”，李开先“但能长抱节，何必太呈娇”。和前人不同，季羡林对夹竹桃的书写和寄托都是与自己的独特生活经验和对这经验的体味、思考相联系的。

《夹竹桃》的立意虽不同于先贤，但结构却似“时俊”。其开头和结尾用的是当时散文创作中常用的“开头设悬念，结尾显其志”的方式，中间用少年时对夹竹桃的想象、幻想来承接，继之以长大成人后对夹竹桃的暂时疏远为转折，结尾用中缅友谊显时代之志。启承转合，时代痕迹明显。但是为什么这种在结构上时代痕迹明显的散文，我们今天读来仍然是亲切尤其呢？这主要是突出了“我”对夹竹桃的感觉和体验，在作者的叙述中，夹竹桃和我的生活经验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若没有“我”对夹竹桃的想象、经验和记忆，夹竹桃仍就会是散文开头的那句话“最值得留恋最值得回忆的花”吗？我不相信。

在李铮编的《季羡林年谱》中，有对这篇散文背景的介绍：1959年，季羡林作为民间外交的使者，应邀参加缅甸研究会50周年研究大会。所以散文的后半部分写缅甸的夹竹桃，写它的象征意义，这都是他的真实经验和感觉。而散文的前半部分，是中年人对童年的回忆，是朝花夕拾。这部分最为独特。尤其是少年对月光下夹竹桃想象的那段：“它把影子投到墙上，叶影参差，花影迷离，可以引起我许多幻想。我幻想它是地图，它居然就是地图了。这堆影子是亚洲，那一堆影子是非洲，中间空白的地方是大海。碰巧有几只小虫子爬过，这就是远渡重洋的海轮。”读到此，我们已经不能不接受作者关于夹竹桃是他“最值得留恋最值得回忆的花”的判断了。

季羡林用一丝不苟的态度把《夹竹桃》种在优越的语文条件的土壤中，让《夹竹桃》绽放在自己独特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里。这使得他的散文在强调同一的时代里独放异彩，也使《夹竹桃》这篇短文有了文学史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