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名言

战国·韩非《韩非子·有度》。阿：偏袒．曲从。绳：木匠用来取直的墨线。挠：通“桡”．弯曲，引申为迁就、屈服，曲：指弯曲不正的木料。这两句大意是：法律不能因为豪门权贵犯了法而偏袒、曲从他，就像墨线不能弯曲来迁就歪斜不正的木料一样。这两句说明法律的严肃性，公正性。治国应当以法为准绳，“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有权势者不敢以身试法，平民百姓不敢以身触法，国家就容易治理了。～两句现在仍不失为至理名言，尽管古今说起来都很容易，而在实践中却不无困难．

宋·苏辙《河南府进士策问三首》之一。俗：风俗。本句大意是：法令在上层制定以后，下层就形成了相应的风俗习惯。法令给百姓规定了哪些事可行，哪些事不可行，本来具有强制的性质；久而久之，在民间就形成了相应的风俗习惯，执法的自觉性也因之提高。两句说明了法制与民俗的关系，强调了立法的重要性。

宋·欧阳修《论韩纲弃城乞依法札子》。明文：明白的条文。这两句大意是：法律有明白的条文规定，违反了法规，情理上没有值得宽恕的地方，必须受到惩处。此二句是说：法律决不能徇私舞弊，既然有详密周严的条文，就必须坚决执行。《慎子·君臣》有“官不盲私，法不遗爱”之说，更何况情理上没有值得宽恕的地方。此二句可用来说明人犯了法，就应按法律规定受到惩处，不成为之说情，请求宽恕。

宋·欧阳修《春秋论下》。施：施加。小：细微之处。这两句大意是：法律是要施及于人的，因而即使是细微之处，也必须小心谨慎。法律非同儿戏，重则涉及人的身家性命，轻则涉及人的声誉财产，必须处之以公，即使细微处也得审慎，决不可等闲视之。可用以说明执法必须严明谨慎，

汉·司马迁《史记·秦本纪》。贯戚：指国君的亲属。这两句大意是：法令得不到贯彻执行，主要来自于皇亲国戚的阻挠。法律得不到执行，阻力来自于达官显贵，皇亲国戚。因为他们以法律制定者自居，凌驾于法律之上，古时又有刑不上大夫的恶习，所以他们知法犯法，犯法后又难以服法。此二句一针见血地指出专制集权国家执行法冶的通病，用以揭露法之不行的要害之处，十分恰切。

>战国·商鞅《商君书·赏刑》。这两句大意是：所谓统一刑罚，就是量刑不论人们的等级，商鞅在《赏刑》一文中提出了三个政治主张，即壹赏、壹刑、壹教。商鞅说：所谓统一刑罚，就是刑罚不分人的等级，自卿相将军到大夫平民，有不服从国君命令、违犯国家禁令，破坏国家制度者，就判处死刑，决不赦免。以前立过功劳，以后办了坏事，不因此而减轻刑罚，以前有过善行，以后有了罪过的，不因此而破坏法律。忠臣孝子有了过失，也必须按照罪的大小来判刑。商鞅提出的“刑无等级”的主张，显然是对“刑不上大夫”的大胆挑战，有其进步意义。但在商鞅所处的时代，是无法实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今天，实现“刑无等级”有了现实的可能，但还必须彻底消除“刑不上大夫”或“重刑不上大夫”的流毒才行。

宋·王溥《唐会要》卷三十九。这两句大意是：法律的条款明确，人们对国家就信任，法律统一，君主的权威就会提高。法律的条文必须明确具体，不能让执法者随意曲解。唐初沿用隋朝的刑律，其中规定官吏可以解释法律的某些条文，这就为官吏的贪赃枉法、依法谋私大开方便之门，同时也降低了法律的威信和君主的尊严。中宗时，左拾遗赵冬曦上书，请定律令格式，刊定科条，以达～的目的。堵塞官吏曲解法律的漏洞。此名句对当今如何立法、司法、维护法律的统一与尊严，有可借鉴之处。

汉·司马迁《史记·楚元王世家赞》。出令：制定法令。所任：所任用的人。这两句大意是：国家的安危存亡在于所制定的法令如何，所任用的官员怎么样。国家所制定的法令如能惩恶扬善，顺应民心，有利于百姓安居乐业，所任用的官员又能正确地、创造性地执行这些法令，就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国家就能稳定长久；否则，就会失去民心，产生混乱，国家就会出现危机而难以长存。这两句用于说明国家的立法和任人对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

晋·葛洪《抱朴子·行品》。凝结：指难分难解的纠葛。操：掌握。绳墨：本是木工打直线的工具，比喻规矩或法度。这两句大意是：遇到纠葛而能作出决断，掌握法度而能无所偏私。在当今选个提倡法制的时代，人民希望执法者都能到“～”。

宋·苏辙《上皇帝书》。这两句大意是：如果法律只行施于平民百姓，而屈服于达官权贵，天下人将不服气。韩非认为：真正实行法治，应“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有度》)。只有这样，才能够得到人民的拥护，使有才能之士脱颍而出，使奸佞不法之徒丧魂落魂。但若刑法只施于平民百姓，对达官贵族是刑不上大夫，那谁能为之服气?歪风邪气又怎能得到涤荡?长此以往，天下得不到治理，反而会生出激变来。可以此二句说明执法必须平等，否择人心不服。

明·汤显祖《牡丹亭》知晓孔子所教导的礼数，不触犯（萧何写在竹简上的）法律。礼是孔丘教育弟子的一个重要教学内容，指社会的规范，是道德的具体体现。萧何六尺条－－泛指法律。萧何根据奏法制定九章律，六尺竹简书写，是汉代最早的法律。六尺条，用六尺竹简写的条令（法律）。

战国·韩非《韩非子·内储说上》。形：形状。灼：烧伤。懦(nuo糯)：软弱。这几句大意是：火的形状威严可怕，人们害怕不敢接近，因此很少被火烧伤；冰的样子绵软柔弱，人们喜欢游泳戏水，因此被淹溺的人很多。这几句是韩非子关于法治理沦的著名比喻。早在春秋时，郑国著名政治家子产就说过这样的话：“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语见《左传·昭公二十年》)，韩非在这里也以水火为喻，说明治国也是如此，他主张严刑峻法，使人望而生畏，更不敢以身试法，这样，国家就容易治理；若过手宽大，执法不严，百姓不知畏法，国家就难于治理。

唐·王勃《上刘左相书》。施：施行惩治。返：通“反”，违反。这几句大意是：法律一经订立，凡有违犯者，必须实施惩治；命令一经发出，只有坚持执行，而不能违反。这几句道出法令的严肃性。“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见张昭远《旧唐书·戴胄传》)，一经制定，昭告天下，凡有违者，必究不贷，法律一经颁布，必须坚决执行，如“汗出于体，一出而不复。(吴兢《贞观政要·刑法》)，决不能随意违反。这几句可用以说明法律的严肃性。

宋·欧阳修《剑州司理参军董寿可大理寺丞制》。迁:向。远：离开，这两句大意是：法令，是用来禁止人民做违法的事，让人民趋向善良，远商罪恶的。法，就是国家制定的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规则。它禁止人民作统治者认为不该作的事，鼓励人民作统治者认为应该作的事，以法律的形式将人民的行动限制在统浩阶级的道德规范之中，若有越轨，就要绳之以法。

见宋·苏轼《御试重巽申命论》。至详：极其详细。晓：昭告。避：避而不犯。这几句大意是：把极为详细的法令昭告天下百姓，让他们清楚地知道哪些事是不能去干的。法律的制定，必须周密详备，并且昭告天下人民，使他们知道哪些事可以干，哪些事不能干。人们的言行都限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自然匡家大治，天下太平。

战国·韩非《韩非子·五蠢》。寻常：古代长度单位，八尺为寻，倍寻为常。庸人：普通百姓。释：舍弃不取，铄(shuo朔)：熔化。溢：同“镒”，古代重量单位，二十两(一说二十四两)为一镒。盗跖：指春秋时奴隶起义领袖柳下跖，旧时诬为贪财的强盗，故名前冠一“盗”字。掇(dUO多)：拾取。这几句大意是：普通的布帛虽然仅有“寻”、“常”那样长，一般百姓不肯丢手；熔化灼烫的金子多达百镒，连最贪心的盗跖也不敢去拾取它。韩非为了说明“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的道理，举了～的浅显事例作为论据。实行严刑峻法，如熔金烫手，最贵重的东西连最贪心的人都不敢轻拿妄取；没有刑罚约束，人人有恃无恐，哪怕是最微薄的东西普通人也会争夺不休。这个例子突出了“法”的威慑力量。韩非善于举例证，打比喻以加强说服力，值得学习。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王建立传》。这几句大意是：自古以来那些混乱衰亡的国家，都是维系秩序的法律制度首先崩溃，然后祸乱接踵而来。欧阳修著《五代史》时，有感于后汉郭威因一时喜怒而擅自更换大臣的史实，指出法制遭到玻坏，祸患必定随之而来，因为法制不存，必生偏阿；惩劝不明，风败俗浊；劳臣不赏，不可劝功；死士不赏，不可励勇。风俗败坏，民心生怨，将相不肯出力，祸乱还能不生吗?这几句说明法律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大事，不可恃权易法，随心所欲。

宋·宋祁《杂说》。仰：依赖。这几句大意是：法制，是国家赖以安定的工具；制定得恰当，国家就得到治理；制定得不当，就引起混乱，混乱得不可收拾，国家就会灭亡。没有法律，人民行动没有准则，不受约束，势必引起混乱，法律不公正，社会正当权利无法保障，也将引起混乱；法律定得过宽，违法者将钻法律时空子，为非作歹；法律定得过严，人民动辄得咎，也将激起反抗。因此，立法须正，执法须严，违背这些原则，轻则引起社会骚乱，重则国破身亡，执政者必须警惕。

>战国·商鞅《商君书·画策》。这几句大意是：圣明的君主不看重仁义而重视法度，制定法律一定要严明，颁布的法令一定要执行，这样就可以了。儒家重仁义，讲“德治”，法家重法度，讲“法冶”，商鞅认为发展到战国时代，必须实行法治和重战政策，才能使国家强盛起来。尽管法家主张的“法”并不体现人民的意志，而是“圣人为民法”(《商君书·定分》)。“圣人能生法”(《管予·法法》)，即“法”是君主凭个人意志制定出来的，但因为有了统一，严明的法令，又令在必行，就能使国家强盛起来。这一点是值得借鉴的。

春秋·管仲《管子·法法》。令：政令。宝：财物。威权：威望权力。爵禄：爵位俸禄。这几句大意是：国家的政令重于物质财富，国家的利益要重于亲戚的利益；法令比个人重要，威望权力要比贵族的爵位、俸禄更值得珍贵。这几句明确指出：法律是国家的根本，国家的利益高于权贵的利益，法律的尊严要高于贵族勋爵的地位权势，法令的价值要超出珍宝财物。也就是说，要使国家文明进步，必须实行法治。这个法，不受权贵的干扰，不为物质所收买，不为民众所胁迫，它凌驾于社会之上。管仲的“法治”主张，是针对儒家的“德治”提出的。有其历史进步意义。对近代人们提出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个人与法律相比，法律都具有更高的权威，不无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