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当《登鹳雀楼》诗歌鉴赏

迥临飞鸟上，高出世尘间。

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

鹳雀楼早已不存，故址在蒲州（今山西永济县西）西面，黄河中的一个小岛上，高三层，前瞻中条山，下瞰黄河水，为唐代登览胜地。许多诗人都曾登临赋诗。畅当这首诗在宋代曾获很高评价，与王之涣同题名作并举。

前二句写楼高以寄胸怀。诗人站在鹳雀楼上，望远空飞鸟仿佛低在楼下，觉得自己高瞻远瞩，眼界超出了人世尘俗。从艺术表现看，这里把视觉反差运用到景物描写中，以远处物体似低小的感觉来反衬近处物体的高大，饶有意趣。从思想境界看，则诗人自有一种清高、俊逸的情怀，志气凌云，而飘飘欲仙，大有出世之想。第二句一作“高谢世人间”，则高蹈的情怀更明确。

后二句写四围景象以抒激情。中条山脉西接华山。从鹳雀楼四望，天然形势似乎本来要以连绵山峦围住平原田野，但奔腾咆哮的黄河却使山脉中开，流入断山，浩荡奔去。这概括的描写，勾勒出山河的形势和气势，同时也显示出诗人开阔的胸襟和奔放的激情，目光远大，志向无羁。这二句与前二句一气相贯，既以显出楼高望远，更以见出诗人志高气逸的情怀。

宋人沈括称赞这诗和王之涣诗都“能状其景”（《梦溪笔谈》）。但景以情见，物由志显，能状壮阔山河，正因诗人胸怀高尚。这诗和王诗都是这样的情景交融的好诗。由于时代、遭遇、处境的不同，因而两诗的意境不同。王之涣是盛唐诗人，而畅当则是经历战乱的中唐诗人。他在唐代宗大历七年（772）进士擢第后，仕途淹滞，有志不骋，也曾隐游，“拙昧难容世，贫闲别有情”（《天柱隐所重答韦江州》）。他自视清高，志不苟俗，又不甘困顿，有一股冲决樊篱的激情。因而登临赋诗，抒怀励志，瞩目高远，激情迸发。从当时历史条件看，应当说，这诗的思想内容是进步的。而这种励进的精神，在今天也是可取的。　（倪其心）

诗因楼出，楼因诗名，唐代两位诗人王之涣和畅当分别写过一首《登鹳雀楼》，由于王诗在前，名声较大，几乎掩没了畅诗的影响，后世论诗常把两首同题诗比较而谈，囿于成见，沿袭旧说，褒王抑畅者居多，论者认为畅诗不如王诗是因为畅当的《登鹳雀楼》纯粹写景（或者说景中少人），无理无情，无势无志；而王诗则是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理入景势，志由物出。果真如此吗？笔者经过反复再三的涵泳玩味，的确不敢苟同这种观点，试申述理由如下：

畅当的《登鹳雀楼》是这样写的：“迥临飞鸟上，高出尘世间。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前二句写楼高以寄怀。鹳雀楼拔地而起，直插云霄，高空飞鸟似乎也只能望“高”兴叹，低栖其下。站在鹳雀楼上的诗人居高临下，纵目远眺，仿佛觉得万丈高楼，顶天立地，横空出世。这两句以飞鸟难以飞临反衬鹳雀楼高及云天，以尘世景物的低矮渺小反衬鹳雀楼的高高在上，夸张和想象相结合，静态和动感相交融，营构了一幅高远辽阔、雄浑苍茫的壮观图景。写楼，有远离飞鸟，出世超尘之想，写人有高蹈尘外，遗世独立之思，化静楼为动感，寓情势于景物。

诗人孤高傲世、独步青云的风姿，诗人豪情满怀、壮志凌云的胸襟，诗人高瞻远瞩、超群脱俗的情志，全在这精心营构的雄浑图景之中展露无遗。

后二句写四围景象以抒激情。崇山峻岭，连绵起伏，如铜墙铁壁锁住平原田野，似万千雄兵围抄高楼旷野；南来东向的黄河奔腾咆哮，如惊龙腾空，似银蛇起舞，排山倒海，呼啸而来，汹涌而去，以雷霆万钧之势，凭鬼斧神工之力，把横梗在前的山脉拦腰斩断。这两句概括描写，勾勒山河的形貌气势。以“围”写山，凸现山峦起伏，连绵不断的地理形貌；以“入”写河，彰显黄河万里奔腾，滔滔向前的强劲力量。“断”字入诗，耐人寻味。李白有诗“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望天山门》），“断”字气贯长虹：长江汹涌澎湃，虎吼雷鸣，似倚天长剑把天门山一分为二。同样，畅当用“断”字也传神地表现出黄河惊天动地、摧枯拉朽的巨大力量，任何艰难险阻，任何崇山峻岭，都阻挡不了黄河一泻千里，滚滚向前的潮流。如此恢宏壮阔的场面，如此壮浪奇绝的气势，如此震天动地的伟力，活脱脱地烘托出诗人开阔高远的胸襟和激越奔放的豪情，这两句与前两句一气相贯，既以显出楼高望远，更能见出诗人志高气逸的情怀。

宋人沈括称赞这首诗和王之涣的《登鹳雀楼》都“能状其景”（《梦溪笔谈》），但景以情见，物由志显，能状壮阔山河，正因诗人胸怀高尚。畅当才情卓异，自视清高，不苟流俗，不甘困顿，有一股冲决樊篱，大展宏图的激情。因而登临赋诗，抒怀励志，瞩目高远，激情迸发。这种志存高远，积极进取，挑战困难，向往自由的精神，不是通过王诗“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样的句子传达出来，而是作为一种情操气度渗透在山川景物当中，不可目遇只可神会，涵咏品味，自然能够体察出来。可见畅诗写景状物，图形绘貌之中亦暗含情志理势，决非一般论者所言的“纯粹写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