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戴望舒《我用残损的手掌》

抗日战争的枪林弹雨把一批现代派诗人打出了象牙塔。他们再也没有闲情“站在桥上看风景”，“装饰了别人的梦”。现代派给人的印象似乎就是这样，是一批精神贵族关起门来的自我欣赏。因此，当戴望舒写下他那首感人至深的《我用残损的手掌》时，人们发现了与其早期作品的纤细、精致、忧伤、神秘截然不同的宽广、博大、深沉、明朗。许多评论家认为他走向了现实主义。也有一些外国文学造诣很深的学者兼诗人，如袁可嘉，看出了其中骨子里的现代派手法，但似乎同意这种观点的是少数。我认为，一个人也许在不同的时候说出不同的话，而这些话背后的言说方式却未必改变。《我用残损的手掌》之所以有着强烈的感染力，原因也正在于此。

这首诗首先运用了一种超现实的手法：“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是全诗的灵魂。戴望舒说过：“诗是由真实经过想象而出来的，不单是真实，亦不单是想象。”残损的手掌本来是很小的，但它能摸索广大的土地，一会儿“触到荇藻和水的微凉”，一会儿又让“黄河的水夹泥沙在指间滑出”。这一大一小的强烈反差构成了独特的语境，在这种语境的作用下，“手掌”的内涵与外延之间产生一种张力。“手掌”已不单是个人的手掌，同时还是整个民族的受伤的、“残损的”手掌；它受了伤，但依然是博大的，和广大的土地一样博大。它超越个体的有形的手掌而化为民族的“无形的”手掌：“无形的手掌掠过无限的江山”、无形的手掌“粘了”同样无形的“阴暗”。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也要创造超现实，但它们主要依靠虚幻夸张的形象。而现代派作品中这种超现实效果主要是通过语言获得的，强调通过悖论、反讽等反常搭配的运用，使语义在某种独特语境的作用下拓展或变形，从而达到一种“不合理中之合理”的效果。

作品对主观的感情，抒情主人公的形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隐匿，将它们寄于一个生活化的形象与相应动作上，即“残损的手掌”和以手掌“摸索”。内心的创痛化为残损的手掌；对祖国的挚爱与对河山沦落的痛惜化为深情的摸索，犹如母亲抚摸着孩子，又像孩子爱抚着母亲。正是通过这既超越现实又非常生活化的形象和动作，作者与现实之间形成了一种审美距离。当“无形的手掌掠过无限的江山”时，当“我用残损的手掌轻抚”时，当“我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时，都仿佛是一个灵魂从更高的地方观照，审视着这种苦难、依恋和信念。这样，诗中就出现了两个自我：一个自我是广大的土地上生活的一员，残酷的战争与生活给他一双残损的手掌，他是生活的体验者；另一个自我是我们民族受伤的灵魂，具有普遍性、永恒性，他超越时空，用深邃的目光注视着这历史的一页，既看到苦难，也指出希望和力量。仔细体会后一个自我，似乎还能隐隐感到一丝与作者早期作品相通的神秘主义气息。

中国现代抒情诗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抒情方式：浪漫主义（主情主义）、象征主义和现代派。浪漫主义的抒情方式是直抒胸臆，以饱含感情的语句直接撞击读者的心胸，如和《我用残损的手掌》几乎诞生于同一时期，同样传诵一时的高兰的那首《哭亡女苏菲》：“你哪里去了呢？我的苏菲！／去年今日／你还在台上唱“打走日本出口气”！／今年今日啊！／你的坟头已是绿草凄迷！……”短短的五行诗里就用了四个感叹号和一个问号。艾青及其受他影响的七月派诗歌则更多采纳了象征主义的抒情方式，赋予某个意象，某种光、色以普遍性内涵。如艾青的“灰黄”的色调，“土地”、“太阳”，以及阿垅的“纤夫”等。要领会其中的意蕴、感情，主要靠读者的联想。而现代派的抒情方式，尽管与象征主义有类似之处，也包含了象征的成分，却更为含蓄，强调通过某种日常经验的再现，唤起读者相应的记忆表象，使读者通过对自己的类似经验的追忆和体验，体会到这种经验背后的感情。这种感情既是作者的，也是读者的，它并非作者施加于读者，而是作者以某种日常经验为媒介，从读者心中唤起的。这种感情一旦从读者心中唤起，它就是发自内心的，内在的，深沉的，持久的。

我们不妨将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大地上》的中心句“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和“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做一比较。前者就是一种象征主义的抒情方式，以大自然的现象象征中国社会的现状，以自然界的寒冷象征心理的寒冷，读者通过联想，眼前会呈现出日寇铁蹄下的中国生灵涂炭的悲惨景象。而后者呢，在当时的中国，有多少人在抗敌的战场上，在逃难的道路上，在敌人的监狱里（如作者本人），在被焚毁的村舍旁，用自己那“沾了血和灰”的残损的手掌抚摸着自己的亲人、战友、土地和土地上的残垣断壁。这两句诗正是当时中国人普遍经验的再现，是最具体最细节化的，又是最普遍最抽象的。这两句诗的语气十分平静，而在这平静的语气中，却蕴涵了中国人在这样的日常经验背后所饱含的极为丰富、复杂、深厚的感情。中国现代派诗歌追求“华美而有法度”，力图将西方的新诗学与中国传统诗学相结合，在强调“亲切与暗示”的同时，又要与中国“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诗歌传统相通，从这首诗的情感表达效果来看，这个目标得到了实现。

现代派艺术是对现实、人生、自我的更加深刻与独特的揭示。它同样也可以成为“批判的武器”，比如毕加索为抗议法西斯暴行而创作的《格尔尼卡》和为和平而作的《和平鸽》。在戴望舒３０年代的现代派风格作品中，他所再现的日常经验或是阴暗的，如《我的记忆》；或是寂寞的，如《独自的时候》；或是晦涩而诗化的，如《夜》。而当他在《我用残损的手掌》中写出了中国人的普遍经验，从而显现出强烈的现实性时，不少人就认为他的创作道路转向了。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这首诗里，作者仍然运用了现代派的抒情方式，而且正是这种抒情方式，使读者与作者之间，读者与读者之间产生了内在情感上的交流与共鸣，从而使这篇作品获得了巨大而持久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