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以《雨巷》的问世而闻名于中国诗坛,他早期的诗受法国象征派诗的影响较深,他对法国象征派独特的音节有很大兴味,《雨巷》被叶圣陶誉为开辟了新诗音节的新纪元,这首诗表现了象征主义轻蔑格律而追求旋律的美学特色,它以浮动朦胧的音乐暗示诗人迷茫的心境。可是《雨巷》刚写成不久,戴望舒又开始对新诗的“音乐成分”勇敢地反叛了。这种反叛主要是对新月派所倡导的诗歌格律的挑战。戴望舒针对新月派的“三美”要求,指出“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诗不能借重绘画的长处”,“韵和整齐的字句会妨碍诗情”。他主张以情绪的消涨为内在韵律的无韵诗的写法。戴望舒的过人之处在于他从实践上找到了代替格律的诗形,及时地写出了《我的记忆》那样以散文美为特点的自由体诗歌,找到了“适合自己脚的鞋子”。有研究者认为由于戴望舒所起的作用,中国新诗从“白话入诗”的白话诗时代进到了“散文入诗”的现代诗时代。
在诗歌创作方面,戴望舒经由早年浪漫主义的感伤抒情到成为现代派代表诗人。他的诗作内容多写爱情的苦闷和个人的忧愁(如《我的素描》:“我是青春和衰老的结合体,/我有健康的身体和病的心”),也有抑愤之音,如《忧郁》、《古神祠前》。他的诗中所表现的抒情形象可分为两类:苦闷的孤独者;飘忽愁怨的少女。代表作有《我底记忆》、《断指》、《寻梦者》、《乐园鸟》等。这些诗作显示出戴望舒的个人特点:脱尽格律体的外壳;在日常生活中寻觅抒情意象;介乎隐藏自己与表现自己之间的艺术传达方式;现代自然口语的运用。
比如在诗《我的记忆》中,就选取了大量生活中最常见的意象:烟卷、笔杆、酒瓶等等,从而形成亲切感;全诗的语调也是平静的,不动声色,确实是一种“有节制的潇洒”。再如《印象》:“是飘落深谷去的/幽微的铃声吧/是航到烟水去的/小小的渔船吧,/如果是青色的珍珠;它已堕到古井的暗水里。//林稍闪着颓唐的残阳,/它轻轻地敛去了/跟着脸上浅浅的微笑”。在这首诗里,既是听觉意象、视觉意象的叠加,又是具象的直观与抽象的暗示(联想)的融合。中间一段是“人”感觉着自然,又仿佛是写“人”对“自然”的追随之意。无论怎样,所有的意象最后定格在“人”的意象上。这种“意”与“象”的浑然一体,“人”与“自然”的浑然一体,正是30年代现代派诗歌的主要追求与特征。也反映出了30年代现代派诗人对传统的继承,以及其所倡导的“象征派的形式与古典派的内容的统一”。
抗战爆发后,戴望舒的诗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在民族苦难中审视个人的不幸;诗中回荡着爱国主义的激情。洗尽铅华后的朴素诗句,有一种坚实的力度和崇高的韵致。这一时期的诗歌仍然以写实与象征方法的融合,形式上以半格律的自由体为主。此时的代表作如《我用残损的手掌》、《狱中题壁》及《心愿》、《等待》、《偶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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