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然我是一支芦苇”──记舒婷

我的心底一直装着一个美丽的名字──舒婷。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我是伴着新时期文学一起走过来的文学青年。

第一次听到舒婷的名字是１９８４年，那时我尚在北京郊区的一所农村中学读高一。记得那年的夏天，我到区文化馆听文学讲座，主讲老师是诗人杨炼。我从那一天起记住了舒婷等诗人的名字。次日，我从学校图书馆里找来一摞过期杂志，在《诗刊》上读到了《致橡树》和《风暴过去之后》，由于有了昨日杨炼的教诲，我读得便十分激动，尽管是一知半解。

由于工作关系，我同很多诗人有着深厚的交往。但在我内心深处始终有个舒婷情结。美丽的舒婷，何日我才能与你相会呢？

命运注定我与舒婷有缘。今年６月中旬，《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作家肖复兴打来电话邀请我月底到新疆参加’９９人民文学“伊力特”杯中短篇小说颁奖活动，我一听有舒婷，马上感到一阵兴奋，直呼天助我也。数日后，我们一行到达乌鲁木齐。晚上，舒婷由《人民文学》编辑陪着翩然而至。她给我的印象很瘦小。接下来，便是我们十几天的旅途生涯了。

依维柯旅行车在北疆的戈壁急驰着。一路上，舒婷总坐在靠近车门的座位上。她不时地回过头来同大家说说笑笑，尤其将主攻目标放在诗人杨匡满和雷抒雁身上。她戏称杨匡满为“羊满筐”，而把大她１０岁的雷抒雁称“小雷”，叫得大家十分开心。有时，遇到较长的路途，正当大家“饥肠响如鼓”时，她会变魔术般从书包里取出多种小食品，结果被一抢而空，肖复兴给这种方式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闷头蜜”。其实，这词儿在北京满不是那么回事，不过是逗大家一笑而已。大约第三天，在我们去伊犁河谷的途中，舒婷突然问起我为什么起个笔名叫红孩，我有意告诉她天机不可泄露。于是，她又问我姓什么，我说姓陈。她一听，马上笑着说，我先生也陈姓，看来我们可以论亲戚。我问怎么论法，她说从年龄上她可以做我的干妈。我连说不行不行。几年前，歌唱家耿莲凤就曾提出让我认干妈，我当时叫是叫了，可回家跟我妈一说，她死活不同意，说这不是咒她么！想到此，我说，你姓龚（舒婷本名龚佩瑜），先生陈姓，你不过是陈龚氏而已。你怎么能做我的干妈呢？舒婷并不急，遂笑着改口，那你就叫我大姑。我说，叫大姑也不行，因为你不姓陈，要叫就按北方的规矩，叫你舒婷“大婶”。这时，雷抒雁插话说，红孩不能白叫，舒婷应该给份见面礼！听罢此言，舒婷说给礼也不能让你们大家看见，我要单独给我大侄子“闷头蜜”。从那天始，每天见到舒婷，我就张口闭口称她舒婷“大婶”了。只是不知她回到鼓浪屿后将此事跟没跟我那本家大叔讲。

性格即命运。从小活泼调皮的性格，５年的插队生活，家庭的风云变幻，七八年的工厂体验，使舒婷过早的走向成熟。这种成熟绝不是成年女性相对于日子的成熟，而更多的是指情感，或者说是以自己独有的认识世界的文学情感。这点，从她早期的诗歌创作足以证明。我要说，舒婷们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的白话诗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延安解放区文学后，又掀起了第三次浪潮，构成了２０世纪中国新诗的灿烂景观。

如果说舒婷大婶的《致橡树》是她做姑娘时的女性独立人格的骄傲宣言，那么她的《神女峰》则是对要求女性从一而终的封建节烈观的背叛──

美丽的梦留下美丽的忧伤／人间天上，代代相传／但是，心／真能变成石头吗／为眺望远天的杳鹤／错过无数次春江月明／沿着江岸／金光菊和女贞子的洪流／正煽动新的背叛／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神女峰一向被历代文人作为女性坚贞的化身而备受礼赞。但是，在舒婷以前，却从未有人从女性生命的角度揭示过这一神话的悲剧性质。神话一旦击碎为“心真能变成石头吗”？亘古不变的真理从此化为腐朽──“美丽的梦留下美丽的忧伤”。

这在当时引起争议，我很欣赏舒婷大婶当时的抉择。尽管在全国诗歌界争论、声讨“朦胧诗”时，我还是个小孩子。我不会忘记舒婷大婶于１９７９年４月写的那首轰动诗坛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该诗曾被某诗歌编辑批驳为“低沉、晦涩，不符合青年女工的感受”。然而，舒婷却深信自己对青年女工的感受最有权利：我从来认为我是普通劳动人民中间的一员，我的忧伤和欢乐都是来自这块汗水和眼泪浸透的土地。也许你有更值得骄傲的银铧和杜鹃花，纵然我是一支芦苇，我也是属于你，祖国啊！

对于这段生活，想来舒婷大婶会刻骨铭心的。在我们此番新疆之行，不论在首府乌鲁木齐，还是在石河子、伊犁、阿勒泰，到处都有舒婷的崇拜者。虽然近几年舒婷的散文十分看好，可众多的文学爱好者记住的还是她早期的诗。在艾青诗歌馆──石河子文联举办的座谈会上，有人问舒婷：我很早就读你的《致橡树》，请问你现在还坚持当初的观点吗？你现在还写诗吗？舒婷大婶答：写《致橡树》时我像你现在一样的年轻，带有理想主义。我始终觉得作品就像自己的女儿，长大了，就嫁出去了。写作对于我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到现在很多年过去，仍然有姑娘跟我要橡树，找理想的爱情，我劝她不要让爱情绑在悬崖上。我知道，我对她们最大的满足就是不断地写诗。当然，也写散文。在伊宁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文联举办的座谈会上，一个诗歌爱好者问舒婷：我从事诗歌创作２０余年，为什么就走不出果子沟？我也注意到舒婷近年写了不少散文，这是否意味着对诗歌的绝望呢？舒婷说，写作是比较自愿的事，它是流自心灵的东西。写作也很痛苦，它来的时候，你无法拒绝。我很幸运，到今天仍有很多人记得我，应该感谢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我中了一个大大的彩票。诗歌是带有自发性的民间艺术，没有任何一种社会力量能阻止它。１９９６年至１９９７年，我写了二三十首诗，在１９９８年、１９９９年的报刊上都以头条发出。我热爱诗，因为我爱美。写散文，我认为是对语言的一种翻耕，是对语言的一种重新获得。

舒婷大婶爱花，她结婚的嫁妆就有２０几盆玫瑰花。在阿勒泰的小白桦森林公园，她告诉我她能将鼓浪屿所有的花都叫出名字。从新疆回来，肖复兴给我主持的副刊写了篇小文《这里的野花都认识我们》，他言是在喀纳斯湖草地上听舒婷随便说一句偷来做题目的。而我则在伊犁河谷的那拉提草原为她照了一张“她在丛中笑”，权做我对大婶的一片孝心。

（《人民日报海外版》２０００年０９月２６日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