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孔乙己》的三个新鲜话题

鲁迅，这是一座横亘在我们面前的大山，冷峻、崔嵬、神秘。我象个贪玩的孩童似地一直流连盘桓其间，今以《孔乙己》作一石块，试图敲开山门、拥抱山魂，不知我是否有阿里巴巴“芝麻开门”的好运道。

一、鲁迅与孔乙己

《孔乙己》发表于一九一九年四月《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上。在“附记”中，鲁迅很是意味深长地说：“这一篇很拙的小说，还是去年冬天做成的，那时的意思，单在描写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请读者看看，并没有别的用意。但用活字排印了发表，却已在这时候——便是忽然有人用了小说盛行人身攻击的时候。大抵著者走入暗路，每每能引读者的思想跟他堕落，以为小说是一种泼污水的器具，里面糟踏的是谁。这实在是一种极可叹可怜的事。所以我在此声明，免得发生猜度，害了读者的人格。”

读这则“附记”,我有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作者根本就无意要“糟踏”他笔下的主人公或是影射什么人，而只是用很西方的现代小说笔法去描写一种社会生活现象或是某一类人物，褒贬抑扬藏于字缝间，任由读者根据自身的经验或怒或笑，或取或弃。我还知道，在鲁迅先生全部的文学创作中，他最深爱的是《孔乙己》。据当年曾多次拜访鲁迅先生的著名武侠小说家宫白羽（宫竹心）在他的自叙传《话柄》一书中披露，一次和鲁迅聊天，话及小说创作，鲁迅对自己的作品，满意的还是《孔乙己》。并说“这一篇还平心静气些”。鲁迅这句话的含义，我猜是指写小说，作者要尽力避免夹叙夹议，滥发感慨，而是让人物的行动本身来说话。

作为一篇有着深刻现实主义意义的经典小说，大抵是有“模特儿”的。《孔乙己》就是鲁迅早年对绍兴东昌坊口住着的一位叫“孟夫子”的人观察所得，而流布更广的说法，则孔乙己的原型是鲁迅乡人“亦然先生”。这位“亦然先生”穷愁潦倒之后，只得在娘子的再三催逼下拎篮子卖起了烧饼油条，但他既不肯脱长衫，也不愿大声叫卖，只好跟在别的小贩后面，人家大声吆喝“烧饼油条”，他轻轻地念一声“亦然”。迂腐可笑，叫人悲悯。

但生活原型一旦提升到艺术表现的层面，也就是“亦然先生”蜕变为“孔乙己“的创造过程，作家试图向社会发表的东西已经远远超出了生活原型本身的意义。可以这么说，《孔乙己》是鲁迅继《狂人日记》后撞破“铁屋子”的第二声“呐喊”。前者只是泛泛地点破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吃人的历史，那么，后者则上对这种“吃人”现象的具体而微的艺术解剖。

而且，我在仔细研读了鲁迅先生一九一二年五月至一九一九年四月的日记后，明显地感觉到：作者对孔乙己的态度和感情比我们原先想象得要复杂丰富得多。

鲁迅是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抵北京，翌日移住山会邑馆。十日的记载上：“晨九时至下午四时半至教育部视事，枯坐终日，极无聊赖。”以后多是浑浑噩噩：逛琉璃厂，购古籍，会旧友，买酩酊。一九一六年五月六日“下午以避喧移入补树书屋住。”这几年的书帐记录很详细：一九一六年购书总计花费４９６．５２元（大洋），一九一七年总计３６２．４５元（大洋），一九一八年总计４８８元（大洋），一九一九年总计２４８元（大洋）。而从他所购的书目来看，竟无一册“有生气”的东西，全是些“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如墓铭、残碑、骈文、刻石、拓片类。所以，他在《呐喊·自序》中很无奈地回答钱玄同的逼问：

“你钞这些有什么用？”这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抄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可见得鲁迅先生当年在补树书屋寂寞如古井荒野的心境。他的钻故字堆的活法与正在孕育风暴的五四前夜的现实显得如此不合时宜；他之购买、搜集、抄录、赏玩残碑拓片的“迂”与孔乙己之茴香豆的“回字有四种写法”从本质言实在没有什么区别。走笔至此，我忽然生出来一种超乎寻常的联想：孔乙己身上是否就藏有五四前夜鲁迅先生的影子？孔乙己之死是否暗示着作者对旧我的彻底诀别？孔乙己的原型除了公认的“孟夫子”和“亦然先生”外是否还有鲁迅本人呢？

二、孔乙己对于现在读书人的意义

一般评论鲁迅笔下的小说人物总爱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弊之。事实上，这是不确的，至少对孔乙己。“怒其不争”放诸他身上就不合情理。因为孔乙己实在是从始到终都在“争”，唯其“争”，而且异常执着，才使他“声名狼藉”，才使“孔乙己”这个单个名词成了“迂腐书生”的集合概念。

小说里有这么一句十分突兀奇崛的句子：“他是唯一穿长衫而站着喝酒的人”。试想，一个连“半个秀才”也没考上的落魄潦倒的读书人，竟然不审时度势而脱下长衫、换上短褐，偏要端着架子，酸气四溢，真乃可笑可鄙之至，从“短衣帮”或一般世俗的识见。而孔乙己偏不这么想，更不这么做。

长衫破则破矣，脏则脏矣，但却代表着读书人的体面和他必须要坚守的价值观念，虽屡遭世人垢污，仍特立独行。由此看来，我们现代的读书人实在没有什么资本和颜面去耻笑孔乙己，倒是应该深刻反省自己在现代历史活动中的种种作为――因为社会的重压和底气的不足，现代读书人精神的萎缩，思想的狭隘，性情的卑怯和低眉垂眼，忠君侍权的奴性不是随处可见吗？尤其是一九五七年以后，中国读书人正是在维护最后的那件“长衫”上，竟无须一兵一卒，悉数败下阵来。作家胡平这样感慨过。青年学者王晓明也说：“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几年间，知识分子在精神上成片成片地自动趴下的悲惨情景，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

所以，我们惊恐地看到：一贯“知书识礼”的学者型作家舒芜成了新中国的第一个“犹大”，心甘情愿地将他的恩师益友胡风送进了地狱；与罗隆基同居十年之久甘冒天下垢骂的勇敢的情人浦熙修，在反右的疾风骤雨中不幸成为了最可耻的出卖者；在反对“章罗同盟”的斗争中，大知识分子马叙伦、沈钧儒“反水”了，曾经是同一战壕战友吴晗拍马上阵，给了罗隆基们以最后一击。读书人的礼义廉耻、节气操守统统被一种看起来暂时比他们强大的多的社会势力轻蔑地打倒在地，剩下的只是脱下长衫的市侩或换上短褐的粗鄙乃至赤裸裸的堕落。我想，这些人如果还敢自诩是“读书人”的话，那么面对孔乙己不屈的灵魂，还能腆着脸皮取笑他的“迂”吗？

孔乙己除了一身凄怆之外，还有着不为浊世所动摇的善良，这种来自于苦难的、冷膜深重的世界里的善良，尤其令人感动。咸亨酒店里的小伙计就亲切地感受到：“掌柜是一副凶面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这是对孔乙己善良品性的生动回应，何况他还在那么窘困的情形下把原本不多的茴香豆慷慨地分发给邻舍的孩子们。这个镜头，至少在我看来，不啻是沙漠里的一块绿洲，在咸亨酒店这个冷酷寡情的环境中，那几颗茴香豆和孩子们嬉闹的场景，无疑是最触目、最有生气的了。几颗小小的茴香豆也正是孔乙己不遗余力要传送给这个悲凉人间的些许温情。他知道，与成人的世界根本无法沟通，于是，他向孩子们堆里找寻难得的快乐和久违的童心。

他还诲人不倦，分文不取地主动地教给小伙计“回字有四种写法”。这不只招致小伙计的不屑，更引得后世喋喋不休的讥讽――迂！不通经世致用的学问，搞些个没有实际意义的文字以炫耀于人，而且把这看成学问和本领――中学语文教科书的注释就是这么写的。果真如此吗？且不说孔乙己无偿教人识字是一种善举，一种孔夫子以来一直倡导并流传着的师德，单就“回字有四种写法”也可见得落魄的孔乙己耿耿于怀的依然是文化方面的事儿，虽然在市井看来，这种本事不能作饭吃，不能当衣穿，也不能抵酒喝，但它属于文化──我们汉民族特有的既源远流长又深奥博雅的文化。不这么理解的话，俞曲圆、章太炎治小学、攻经史的文化业绩从何谈起？陈寅恪、季羡林的“东方学”研究一文不值？王力、吕叔湘、朱德熙为一字一词、一声一韵而青灯黄卷、皓首穷经似乎愚蠢至极？但他们做的恰恰是伟大得足以令全体中国人骄傲的辉煌事业，正是有了这群对中国文化的痴迷者，才使得欧美列强、苏俄日本对近代以来的华夏保存着最后的一点敬畏和尊崇。

在当前这个尊尚物质的时代，“回字有四种写法”的命题，似乎显得特别古怪和滑稽。但冷静一想，不禁悲从中来，或许正是我们对中国文化的轻率与轻蔑才造成了普遍的轻佻和浅薄，更可怕的是这种对文化的逃避行为的社会惯性将使我们很难跻身世界优秀民族之林。在此，我向能“用指甲醮着酒水“写出四种回字的孔乙己敬礼！因为作为大学中文系教师的我，至今也写不完全，我没法不汗颜！

三、孔乙己今朝不再寂寞

在鲁迅创造的全部艺术形象中，除了阿Ｑ，最惹人百感交集的人物当是孔乙己了，因为比之其他人物形象，他也更单纯、更复杂，乃至差不多经历了大半个世纪之后，人们才亲切地走近他。

最先是绍兴酒厂于八十年代初注册了以孔乙己为名的商标，接着有了“孔乙己大酒店”、“孔乙己火锅城”、“孔乙己碾泉水”、“孔乙己时装”等。鲁迅路土特产商店店主张秀珍这个只念过三年小学的妇女慧眼独具，于一九九三年领先著名的“咸亨酒店”一步，注册了孔乙己茴香豆商标，并使之迅速突起，在翌年全绍兴市首届商标评比中，“孔乙己茴香豆”名列榜首，而今，孔乙己茴香豆在绍兴市区的市场占有率高达90%以上，张秀珍的罗汉斗摊也一跃而成了“孔乙己土特产有限公司”了。

商家和消费者除了看中孔乙己是个“名人”外，他的好人缘应是个重要原因，乃至曾见证孔乙己不幸人生的咸亨酒店，如今也风光无限，美名远播。早在一九八一年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活动期间，绍兴市政府在东昌坊依原样重建了咸亨酒店。一九九二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春风尽吹，新任咸亨酒店总经理宋金才出资五十万元，注册“咸亨”商标。鉴于“站者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孔乙己的家喻户晓，绍兴“咸亨”很快就与北京“钓鱼台”、天津“狗不理”、广州“白天鹅”并驾齐驱，成为新中国的最具影响力的驰名商标。曾有外国客商欲以二千万买断“咸亨”，遭到了孔乙己乡党的当然拒绝。

踱进“咸亨酒店”，来一壶“孔乙己”牌黄酒，撮几粒“孔乙己茴香豆”应该是很快意、很文化的事，我想。人们终于从这一介寒士身上感受到了暖意，从他破旧的长衫里闻到了太阳的味道。这不，一九九七年一月二日，绍兴民众自发筹款为孔乙己金身塑像，这尊铜像高二米，重约一点五吨，是孔乙己身着破长衫，手里撮着茴香豆的可爱形象，就站在咸亨酒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前，迎接着南来北往慕名而至的高朋。看起来他很开心。

不仅如此，一九九八年金秋时节，浙江青年越剧表演艺术家，美丽的茅威涛为孔乙己甘愿剃去满头青丝，首次将大型越剧现代戏《孔乙己》成功地搬上了舞台，该剧以全新的视角把孔乙己定位为一个破旧文化所浸染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形象代表。从他的丑陋中发现了美，从他的破败中发现了金子──夏瑜面临着危险时，是孔乙己舍身为他报信，却被白举人打折了腿；对小栓吃下用夏瑜鲜血浸泡的馒头，他总也不理解而深感痛心，谢幕时，他忧时伤国地唱着“一点清醒无奈中”而醉倒在酒馆的角落里，这出戏，引起了轰动，引发了争鸣，但孔乙己已经不再是那个惹人同情又让人厌弃的可怜虫了，这就够了！最近又有一台以孔乙己为正面人物的实验话剧名叫《孔乙己与三个女人的故事》在首都舞台亮相。曾拍过《老店》、《红尘》的导演古榕，也对《孔乙己》发生了兴趣，由上海永乐公司投资550万元拍摄的，由古榕自编自导的倾心力作《孔乙己》历时三年已于今年四月完成。

洋人摄制汉语对白的中国电影已算难能可贵，动员全家共同参与更属罕见。九七年底，一位名叫让列冈斯的法国人出于多年来积存的对文豪鲁迅的崇敬，在鲁迅的创作中独独选中了《孔乙己》并将它搬上了银幕，而制片人唯一的解释就是，他迷恋中国文化，孔乙己这个悲剧人物太“中国文化”了。看来，巴黎离鲁镇路途并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