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色龙》的叙述策略与讽刺批判效应

【摘要】

契诃夫作为短篇小说大师，其创作素以简洁著称，然而简洁中却蕴藏深厚。本文试分析其代表作《变色龙》，借以窥探小说的艺术表现手法和现实批判意义。

【关键词】

《变色龙》视点变化点辐射结构讽刺与批判

契诃夫作为短篇小说大师，其创作素以简洁著称，然而简洁中却蕴藏深厚。这不仅与他对现实的深入观察与思考有关，更与他小说创作中的艺术构思密切相连，这使得他的短篇小说个性价值突出，艺术魅力永存。

《变色龙》是契诃夫的一篇讽刺杰作，情节极其简单，一只小狗咬了首饰匠赫留金，警官奥楚篾洛夫负责处理此事，原本很简单的案子却因为小狗可能是将军家的而显得“复杂”起来。由于作者的精心构造使其对奴性心理及其存在根源这样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问题表现得十分透辟。其讽刺与批判效应也因作者讲究的叙述策略而更加突出。这里主要从小说的视点变化和点辐射结构两方面来谈。

先看其叙述视点的灵活变化。

所谓视点，就是叙述人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角度或着眼点。也叫视角，它的特征通常是由叙述人称决定的。从《变色龙》的开头来看，无疑作者采用的是俯视角叙述，叙述者是全知全能者。通过这样的叙述可以清晰有效地传达出主人公警官奥楚蔑洛夫与故事发展有关的信息，警官奥楚蔑洛夫穿着新的军大衣，穿过集市向广场走去──故事主人公出场；广场上连个人影也没有，店铺无精打采地开着──故事上演的舞台搭就，同时渲染着一种气氛。

故事的继续发展虽然仍以第三人称叙述叙述视点发生了变化。由叙述者的视角变为警官奥楚蔑洛夫的视角，“狗叫声响起来，奥楚蔑洛夫往那边一看，瞧见商人彼楚京的木柴场里窜出来一条狗，……在它身后，有一个人追出来， 他紧追那条狗，身子往前探出去，仆倒在地上，抓住了那条狗的后腿。……”所有这些都是由奥楚蔑洛夫的视点出发描写他的所见所闻，这样的叙述视点转换产生的艺术效果是在有限的文字中传达出这样的信息：警官奥楚蔑洛夫可以根据自己的亲眼所见判断事情的真相解决问题，狗咬了人的事一目了然。的确，奥楚蔑洛夫很快就下了“严厉”的判决“这种事我不能放过不管”，“我要拿点颜色出来叫那些放出狗来闯祸的人看看”，“这条狗得消灭才成”。真是铁面无私信誓旦旦，然而事情并没有立时解决，是什么左右了警官的判断呢？是解决问题的焦点即“这是谁家的狗”？

当故事情节转到追究狗的主人以及如何处理这条狗时，小说的叙述策略又发生了变化，在此叙述者基本保持了缄默，只是由警官奥楚蔑洛夫与围观者的对话来铺展推进情节，这种叙述方式无疑更能够带给读者以现场感，使读者仿佛随着摄像机镜头转动，轮番观看奥楚篾洛夫、赫留金及围观者三方“精彩的表演”，同时又使这三方的对话构成一个“热闹”场面，照应先前叙述的“广场上连人影也没有”，“不久在木柴场门口就聚合了一群人，像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一样”。这样一种叙述策略不仅巧妙地推动情节发展又连带刻画人物性格，更重要的是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导到对话中品位个中滋味，作家对人性的观察和干预，对社会的讽刺和批判，借助于这个视点的聚焦而含蓄地表达出来。

再看点辐射结构的运用。在点辐射的小说结构中，事件本身已不构成小说的主体，它只是一个由头，一面镜子，一盏聚光灯，牵引、照射、穿透各色人物。《变色龙》就是这样的小说，它的点辐射效应很强。契诃夫并没有在情节的延缓及时空分配上多费心思，而是只抓住了一个小点：到底是不是将军家的狗？这样的辨识反复了五次，而辨识者不是警官奥楚篾洛夫而是作为看客的围观者充当的。第一次“这似乎是席加洛夫将军家的”；第二次“这条狗不是将军家的”；第三次“也许它就是将军家的，没错是将军家的”；第四次“我们那儿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狗”；第五次“可这是将军的哥哥的狗”，这五次反复无常的说法占据了作者故事叙述中的大量篇幅。罗兰巴特认为叙述作品可以全部被切割成功能单位，有些单位是叙事作品（或叙事作品的片段）的真正铰链，这样的铰链是核心功能，决定故事的发展与走向。《变色龙》中的这个问题点就是核心功能单位，正是通过它的辐射使简单的故事有了丰富的蕴涵。首先这个问题的不同答案直接决定了警官奥楚蔑洛夫反复无常的态度，时而言词愤怒要严惩不怠，时而又怜爱有加为其开脱，其趋炎附势欺软怕硬的奴才嘴脸暴露无遗，作者的讽刺与批判也显而易见。另外围观者的几次反复显得极其随意又极其“热闹”，“充满兴趣”又不问是非，对奥楚蔑洛夫不仅不厌恶还“参与”其中，作者对世故又势利、庸俗又鄙陋的现实的揭露蕴于其间。在这样双方反复的背后还有更令人深思的是原本事情的真相是狗为什么咬人怎么咬伤的人，而问题的焦点却聚焦在这条狗是谁家的，也就是说狗是谁家的直接决定了狗是否咬人的结果，这本来就极其可笑，更何况这样的五次反复本身就恰恰说明了这种认定的随意性、不可靠性，由这种靠不住的因素所支配的情节充当核心功能单位使它直接左右事件的结局，这样的结构设计又蕴藏着作者对人的荒谬生存环境的思考与针砭，是一种黑色幽默。

《变色龙》就是这样通过运用巧妙的叙述策略收到更强烈的讽刺与批判效应，它不仅讽刺批判“变色龙”样的奴性势力，更对“变色龙”生成及存在的土壤环境──庸俗世故、乏味无聊、猥琐下作的社会风气进行揭示，滑稽可笑的背后蕴涵深邃的社会批判意义，使读者不得不佩服作者对人性及社会的深刻洞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