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兴
契诃夫的著名短篇小说《变色龙》最初发表在一八八四年九月八日出版的《花絮》杂志第三十六期上,副标题是“小场景”,笔名契洪特。一八八六年收入《五花八门故事集》。
安东·巴夫洛维奇·契诃夫(1860~1904)是十九世纪末叶俄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戏剧,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契诃夫的祖上原是农奴。契诃夫的父亲当过店员,后来在亚速海滨的大冈罗格开一个小食品杂货铺。父亲经营的小店最后破产,瞒着债主逃往莫斯科。接着母亲也带着弟弟妹妹前往。契诃夫因正在上学而留在老家,十六岁的年纪便已挑起独立生活的重担。为了维持生活和上学,他教过家馆,饱尝了人生的忧患和穷苦的滋味。
一八八○年,契诃夫入莫斯科大学医科学习,同年开始文学创作。一八八四年大学毕业后,契诃夫在莫斯科近郊行医,同时继续从事写作。
契诃夫在八十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正赶上俄国历史上一个最反动时期的开端。当时民粹派“到民间去”的运动已经完全失败。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民意党人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新登位的亚历山大三世实行残暴的恐怖统治,疯狂地镇压革命运动,社会上死气沉沉。当时农奴制虽然表面上已经废除,但农奴制残余仍严重存在,加上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新形式的剥削,使广大工农陷入极度贫困和大量破产的悲惨境地。在反动势力猖狂进攻的情况下,惊慌失措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开始谄媚地“顺应”新的环境,已经堕落的民粹派和他们同流合污,同现实妥协,使他们不再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了。在小市民中间,以及大部分知识分子中间,笼罩着一种庸俗猥琐、苟且偷安的习气。
契诃夫早期创作了大量的幽默故事,虽然是喜剧性的内容,但其中有不少是颇为深刻的。如《小公务员之死》、《胖子和瘦子》、《变色龙》、《普里希别耶夫中士》等,都具有较深刻的社会意义。八十年代中期,契诃夫写出了一些反映下层人民痛苦生活的作品,如《哀伤》、《苦恼》、《万卡》等。这些作品虽然仍有幽默因素,但悲剧性因素也很明显。八十年代后期,契诃夫在艺术上迅速成长,好作品接二连三地发表。象《枢密顾问官》、《仇敌》、《睏》、《草原》、《乏味的故事》等,反映出作家在创作上的完全成熟。八十年代的契诃夫,一般说来是远离政治的,他经常陷入苦闷之中。主要是由于他看到了社会的诸多弊病而自己却没有一个能为社会问题作出答案的世界观。在《一个乏味的故事》中,他描写了一个医学教授的苦恼。这位国内外闻名的老学者由于缺乏崇高的理想和明确的世界观,走向黯淡的精神破产。对教授的批判,也就是作家对自己的批判。为了进一步认识现实,契诃夫于一八九○年到远东流放犯人的库页岛作了一次长途旅行。在那里他访问了近万名苦役犯、移民和儿童,目睹了无数的惨剧,受到极大的震动。他愤慨地说:库页岛是一座人间地狱。
旅行归来后,契诃夫开始认真地关心人民生活。他于一八九二年迁居离莫斯科六十公里的梅里霍沃。在那里,他参加了大量的社会工作,免费为附近农民看病,出资开办学校和修筑公路,参加扑灭霍乱和救济饥民的组织。九十年代是他的创作达到高峰的时期,创作了不少杰作,象《第六病室》、《跳来跳去的女人》、《文学教师》、《带阁楼的房子》、《农民》、《姚内奇》、《装在套子里的人》、《醋栗》以及剧本《万尼亚舅舅》、《三姊妹》等。这些作品所描写的一般都是重大的社会问题。
除了作家自己努力研究现实外,九十年代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和高涨,也给作家不少的影响,使他对现实的认识更加深刻了。他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批判也更加深入。如中篇小说《第六病室》,就是一部猛烈地批判专制制度的作品。阴森恐怖的第六病室,仿佛就是沙皇俄国的缩影。这篇小说还明确地批判了托尔斯太的“勿抗恶”的反动哲学。
随着思想上的积极变化,契诃夫对庸俗的批判也更加深入。在《姚内奇》中,作家描写了一个有朝气、有前途的医生堕落为粗鄙、贪婪、对庸俗生活心满意足的市侩过程。在著名小说《装在套子里的人》中,作家塑造了一个恐惧一切新事物、顽固地维护旧制度的典型人物别里科夫的形象。
契诃夫对农民的悲惨境遇十分关心。在中篇小说《农民》里,他以极大的同情描写了十九世纪末期俄国农民极度的贫困。另一中篇小说《在峡谷里》,则描写了富农穷凶极恶的掠夺和剥削,真实地反映了资产阶级渗透农村的情况。
在九十年代后期和二十世纪初年革命运动高涨的影响下,契诃夫的思想有了更为积极的转变。他说:“我们已经熬过灰色的无聊的生活。现在要转个弯了……而且是大转弯……你瞧着两三年后出什么事吧……人民有多大的威力、精力、信心啊……简直惊人啊!”他相信旧制度一定要灭亡,新的生活必然会到来。在剧本《樱桃园》里,他喊出了“新生活万岁!”这样豪壮的声音。但是,长期的肺病终于夺去了他的生命。一九○四年他逝世了,仅活了四十五岁。第二年,正如他所预言的,俄国爆发了震惊世界的第一次革命。
契诃夫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作家。虽然他在生活的后期思想上有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但他对无产阶级和它的伟大历史使命没有认识,未能指出改造社会的正确道路,没有创造出时代的英雄人物──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形象,这是他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所决定的。但是,契诃夫仍然是一个有着很大历史功绩的作家。他的作品,记录了那个时代俄国社会的生活,反映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残暴腐朽和人民群众的痛苦。所以,多少年来,一直受到广大人民的喜爱。
《变色龙》是契诃夫早期创作的一篇讽刺小说。在这篇著名的小说里,他以精湛的艺术手法,塑造了一个专横跋扈、欺下媚上、看风使舵的沙皇专制制度走狗的典型形象,具有广泛的艺术概括性。小说的名字起得十分巧妙。变色龙本是一种蜥蜴类的四脚爬虫,能够根据四周物体的颜色改变自己的肤色,以防其它动物的侵害。作者在这里是只取其“变色”的特性,用以概括社会上的一种人。
小说的内容富有喜剧性。一只小狗咬了金银匠的手指,巡官走来断案。在断案过程中,他根据狗是或不是将军家的这一基点而不断改变自己的面孔。作者通过这样一个猾稽的故事,把讽刺的利刃对准沙皇专制制度,有力地揭露了反动政权爪牙们的无耻和丑恶。
全文可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自然段):主要人物奥楚蔑洛夫出场,简单介绍故事发生的环境。
巡官奥楚蔑洛夫“手里提着一个小包,走过市场的广场。他身后跟着一个火红色头发的巡警,拿着一个筛子,那上面盛满了没收来的醋栗。”寥寥数笔,就把两个专门欺压人民的沙皇警犬的形象勾画出来了。这两个人刚刚干过坏事,不知那个倒霉的农民被他们碰上,没收了醋栗。作者没有说明那个“小包”是怎么来的,但总之不是正当得来的,可能是揩来的“油水”。这样,小说一开头,就点明了这两个人的“职业”:沙皇政府豢养的警犬。小包和醋栗的作用在于说明,他们这次干涉“狗咬人案件”,只是他们无数次“执法活动”中的一次而已。接着作者介绍了广场附近的环境:“四下里一片沉静。……广场上一个人也没有,……就连一个乞丐也没有。”所用笔墨不多,但准确地传达了俄国外省小城鄙陋、贫乏和死气沉沉的特点。“就连一个乞丐也没有”,不说明当时没有乞丐,而是说明平时乞丐很多,不过是此时此刻没有看见罢了。“四下里一片沉静”,主要是为了同下文听到人喊狗叫和形成凑热闹的“人堆”作对比。
第二部分(二~五自然段):奥楚蔑洛夫发现“乱子”。
奥楚蔑洛夫先是听见人喊声,旋即“传来了狗的尖叫声”。接着他看见从木柴厂里跑出一条狗,“用三条腿一颠一颠地跑着,不住地回头瞧。”后边一个人追来,他“身子往前一探,扑倒在地下,抓住了狗的后腿”。一些“带着睡意的脸从商店里探出来,木柴厂四周很快的聚了一群人,仿佛打地底下钻出来的一样。”这一段写得极其生动,作者绘声绘影,读者也仿佛身临其境。那些原来不知呆在那里的人,忽然出现了,“聚了一群”。这些对国家大事、人民疾苦漠不关心,只求荀且偷安的浑浑噩噩的小市民,生活空虚无聊,一些琐细小事容易引起他们的兴趣。
奥楚蔑洛夫向出“乱子”的地方走去。他看见被咬的赫留金正“举起右手,把一根血淋淋的手指头伸给那群人看”。在他,那指头“象是一面胜利的旗帜”。而这场“乱子”的“罪犯”──小猎,正在“浑身发抖”,“它那含泪的眼睛流露出悲苦和恐怖的神情。”本来,金银匠追狗,奥楚蔑洛夫是看见了的。现在他走上前来所看到的,也不过是小狗咬了手指头而已。然而这件鸡毛蒜皮的小事,竟被看成是“乱子”,并且真的被当作一件严重的“案情”审问起来。这本身就包含着猾稽的因素。作家在这里尖锐地讽刺了沙皇俄国无孔不入的警察统治。
第三部分(六~二七自然段):奥楚蔑洛夫审理“狗咬人案件”。
这是小说的中心部分。奥楚蔑洛夫在“审案”过程中,根据狗是不是将军家的而不断改变自己的“颜色”。两种面孔变来变去,前后共变了六次。
第一个面孔:奥楚蔑洛夫挤进人群,摆出一副权势者的架式,用那种只有“当官的”所特有的腔调一口气问了四个问题。他的语调是严厉的,盛气凌人的。他的问话并不都是完整的,有的语句省略了动词,构成所谓“官腔”。一个小小的巡官摆大官架子,拉“官腔”,是相当可笑的,但却表现了他的专横。
赫留金在回答时,既有撒谎(“我好好地走我的路,没招谁没惹谁……忽然这个贱畜生无缘无故把这个手指头咬了一口”)也有夸张(小狗实际上够不到他的手),并且为了从狗主人身上弄一笔赔偿金,他夸大事实,一下子把问题提到法律的高度,甚至推论到人类的安全上去(“要是人人都这么给畜生乱咬一阵,那在这世界上也没有活头儿了”)。本来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被他小题大作,上升到法律与人类生活的高度,自然产生了滑稽的效果。
奥楚蔑洛夫听完赫留金的申诉,继续大摆官长威风:“嗯!……不错……”他严厉地说,并且“咳了一声,拧起眉头”。他立即做出断然的决定:把狗弄死,惩办狗主人。他极力显示出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声称:“我绝不轻易地放过这件事。”还要“拿点颜色”给那些“老爷”看看。他口气越来越大,进而骂“老爷”是“混蛋”,不但要罚他的款,还要“好好地教训他一顿”。他吩咐巡警“打个报告上来”,把狗弄死,“立即照办”。
第二个面孔。可是,人群里有人说道:“这好象是日加洛夫将军的狗”。听了这话,这位刚才还大摆官长架子的巡官,立刻满身冒汗,甚至连大衣也穿不住了。为了掩盖自己的窘相,不失官长的“尊严”,他借口天气太热,转移了话题。虽然他遮丑的手段不甚高明,但对于一个厚颜无耻的巡官来说,这是完全真实的。他立即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开始为狗辩护,转而责骂赫留金了。并且,他甚至想出,赫留金的手指“一定是给小钉子弄破的”,是跑到这里来揩油(要求赔偿金)。刚才还被他“保护”的赫留金,一下子成了“魔鬼”。本来赫留金已经接近于胜利,转瞬之间又向失败滑去,即使打出兄弟当宪兵的招牌,也无济于事。这一段里奥楚蔑洛夫所表现的尴尬窘相和上一段的威风气焰形成了尖锐的对照。
第三次变化。巡警经过考虑后下断语说:“这不是将军家的狗”,因为将军家“全是大猎”。为了不重演刚才的错误,奥楚蔑洛夫问:“你拿得准吗?”在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他又开始“变色”了。他咒骂小猎“鬼知道是什么玩意儿!……完全是个下贱胚子!”如果是在彼得堡或莫斯科,人们“一眨巴眼的工夫──就叫它断了气!”与此同时,赫留金又恢复了原来的有力地位:“你呢,赫留金,受了害,那我们绝不能不管”。
第四次变化。巡警转了一下念头说道:“不过也说不定就是将军家的狗,它的脸上又没有写着。……前几天我在他家院子里看见过这样的一条狗。”他的推测得到人群中一个人的证实。这时,奥楚蔑洛夫立刻全身吹过一阵冷气,觉得“起风了。……挺冷。……”要巡警帮他穿上大衣。他又开始“变色”了。这一次变得比第二次更大。第二次他只是表现出胆怯,这一次还加上谄媚逢迎的特点。他要巡警把狗带到将军家去问问清楚,“就说这狗是我找着,派人送上的”。这时,狗和赫留金再一次调换了位置:狗成了“娇贵的动物”,赫留金则成了“猪猡”。奥楚蔑洛夫还骂道:“你这混蛋,把手放下来!不用把自己的蠢手指头伸出来!怪你自己不好!……”
奥楚蔑洛夫假托天气变化掩盖自己的窘相以及他对狗对赫留金态度的急剧转变,都产生强烈的喜剧性。将军的头衔使他一忽儿发热,一忽儿发冷。在他的话语中甚至出现了不三不四、乱用词汇的情况(如“狗是娇柔的动物”)。
第五次变化。将军的厨师走来,他否定了狗是将军的。这个证人的权威性当然是不容怀疑的。因此,奥楚蔑洛夫又变回到第一次和第三次的面孔。“娇贵的动物”又变成了“野狗”,“用不着白费工夫说空话了”,“弄死它算了”。
第六次变化。可是厨师又说出了新的、确凿不疑的证据:狗是将军哥哥的。将军哥哥的或将军的,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总之是有钱有势者的狗。这就决定了他再一次的“变色”。“难道他哥哥来啦?”奥楚蔑洛夫“整个脸上洋溢着温情的笑容”,说道:“哎呀,天!我还不知道呢!”,“这么一说,这是他老人家的狗?高兴得很”。尽管将军和他的哥哥并不在场,他那股胁肩谄笑的劲儿还是淋漓尽致地表演了一番,说明他是一个善于逢迎拍马的家伙。那个差点儿丧命的小狗,现在又得宠了:“这小狗还不赖。……倒挺伶俐。……一口就咬破了这家伙的手指头!哈哈哈。……好一条小狗。……”
第四部分(最后两个自然段):赫留金失败,“变色龙”扬长而去。
将军家的厨师普洛诃尔带走小狗,那群看热闹的人对赫留金哈哈大笑,因为他失败了。尽管奥楚蔑洛夫在“断案”过程中丑态百出,是真正应该嘲笑的对象,但是这群凑热闹的小市民却没有人敢笑他。由于他们是一群浑浑噩噩、醉生梦死、惧怕官府的顺民,并且也有见风使舵的弱点,所以他们笑金银匠是必然的。奥楚蔑洛夫在临离开时还威胁赫留金说:“我早晚要收拾你!”这是因为后者不光是被判为“祸首”,而且还给奥楚蔑洛夫造成了刚才的窘境,甚至还可能在将军那里遇到麻烦。奥楚蔑洛夫虽然离开了这里,但并没有离开广场,说明他又继续执行“任务”去了。作者通过这个含蓄的结尾告诉读者,在现实生活中,奥楚蔑洛夫之流是不会很快消失的,他们还会不断地逞凶肆虐,不断地“变色”。
在短篇小说《变色龙》中,契诃夫通过一个富于戏剧性的街头场面,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寡廉鲜耻、欺下媚上的“变色龙”的典型形象,对沙皇政权的爪牙们的专横霸道、欺压人民、阿谀权贵、看风使舵的丑恶行径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揭露,同时也对小市民们的逆来顺受、安分守已、“顺应”现实的庸俗生活态度加以批判。
变色龙奥楚蔑洛夫是一个高度概括的典型形象,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沙皇俄国,在反动势力猖獗横行,社会上一片消沉死寂的恐怖气氛下,过去那些自诩进步的资产阶级自由派,都急于去“适应”现实,拼命宣扬“规规矩矩”的生活哲学,而民粹派也已抛弃了过去了革命传统,他们实际上是妥协了。至于广大的小市民,更是软弱消极、猥琐鄙陋,满足于“和平恬静”、“奉公守法”的庸俗生活。当时社会上见风使舵、迎合现实、背叛变节之风盛行,这种痼疾是反动的社会政治条件的产物。契诃夫在短篇小说《变色龙》里,通过奥楚蔑洛夫这个典型人物,有力地批判了这种丑恶的行为。
奥楚蔑洛夫的形象具有广泛的概括性。他是一个专横的沙皇警犬,但同时也是一个见风使舵的变色龙。作为一个沙皇政权的走狗,他具有专制、蛮横、欺凌百姓等特点。但这只是他性格的一个方面。他同时还具有趋炎附势、对弱者耀武扬威、欺下媚上、随风转舵等特点。因此他也是一个厚颜无耻的两面派。这两方面的特点构成了他的完整的性格──“变色龙”。不过,这个形象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奥楚蔑洛夫这一类沙皇警犬这一特定的范围。在当时,这一形象塑造,无疑也揭露和批判了在反动政治条件下迎合现实、转向变节的妥协派和投降派。
在这篇小说里,作者的讽刺和揭露的锋芒,主要是对着奥楚蔑洛夫的,但是对小市民赫留金也指出了他身上的许多弱点。他粗鄙庸俗,想借小狗咬了手指头,趁机捞一把。为了这个卑鄙的目的,同时也是由于小市民的软弱本性,他对沙皇的警官毕恭毕敬,甚至曲意奉承(“他老人家是个明白人,看得出来到底谁在胡说……”),还打出了“兄弟当宪兵”这张牌。可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他发现力量不在他一边,便缩了回去。甚至当奥楚蔑洛夫骂他“猪猡”、“混蛋”时,他也不曾吭一声。他身上的奴性是很明显的。
此外,作家在小说里也含蓄地点出了“观众”的局限。他们也是一些庸俗的小市民,具有愚昧、软弱、迎合强者,随风倒的特点。他们对金银匠的手指被咬得血淋淋并不关心,对被弄伤的小狗也完全无动于衷。他们的兴趣仿佛只是在于要瞧一瞧“力量”在那一边,谁最后取得胜诉。最后他们发现“力量”不在金银匠一边,他失败了,便对他哈哈大笑起来。在“审案”过程中,还有一个马屁精在旁边加油加醋,详细细地向奥楚蔑洛夫描述赫留金和狗发生“矛盾”的细节,并把赫留金叫做“荒唐的家伙”。作者对这些小市民的批判态度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他并没有把他们作为主要的批判对象,连赫留金也不是。变色龙奥楚蔑洛夫,他是主要的批判对象。但是,作者向读者指出,在强者面前卑躬屈节,“奉公守法”,也是小市民们的痼疾。这种“顺应”现实的流行病的广泛蔓延,正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变色龙》是契诃夫早期的作品,是一篇具有滑稽内容的讽刺小说。它和契诃夫后来的小说在风格上是不同的,但就一类作品而言,它是有代表性的,并且在某些方面也反映了契诃夫其它小说的特点。《变色龙》的艺术特点如下:
1、简炼、集中、单纯的艺术手法和风格。
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以极度的简炼单纯著称。《变色龙》不仅在情节的构思上,结构的布局上,而且在艺术手法和语言上,都表现了这个特点。小说所写的事件是单纯的,集中在巡官处理“狗咬人案件”上,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故事富有戏剧性。作者把它叫做“小场景”说明了这个特点(对话在小说中起着主要作用)。由于小说富有戏剧性,矛盾突出,情节虽然单纯,但并不枯燥。奥楚蔑洛夫的“变色”,是整个故事发展的关键,每一次新的推测出现,都引起他观点的变化,并进而影响到小狗和金银匠的“命运”。事件的发展时起时伏,步步引人入胜。在机构上也是十分集中的,大致是开端、展开(即情节的发展)和结尾。结尾是突然出现的,既简炼又含蓄。小说的全部艺术表现手段也都具有简炼的特点,作者的叙述和描写具有“浓缩性”。
2、巧妙的讽刺。
《变色龙》中作者不是采用直接的锋露的讽刺和嘲笑,而是通过一些喜剧性因素达到讽刺效果。小说一开头,读者就碰上奥楚蔑洛夫这样一个奇特可笑的姓氏。在俄语中,“奥楚蔑洛夫”有“发狂”、“失去理性”的意思。这个姓氏在读者心中立刻产生一种“这个人不正常”的感觉。由一个失去理性的人来执法断案,岂不可笑?对奥楚蔑洛夫的揭露,主要是通过他的“变色”。开头,他听了赫留金(俄语原意是猪的哼哼声,咕噜声)的申诉后,立即摆出一副“扶弱抑强”的架式,把养狗的“老爷”叫做“混蛋”,大有“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劲头。可是转瞬之间,一听说是将军家的狗,立刻浑身冒汗,找个借口脱掉大衣。一分钟以前,他还在替赫留金说话,现在金银匠突然失宠,被他臭骂一通,成了“魔鬼”。后来在短短几分钟内,他变来变去,赫留金一忽儿成了保护的对象,一忽儿又成了咒骂的对象,小猎一忽儿被说成是野狗、“下贱胚子”,一忽儿又成了名贵的狗,“娇贵的动物”。这样变来变去,充满着滑稽的味道,产生了强烈的讽刺效果。通过他的反复“变色”,他的最本质的性格特点──谄上骄下,随风转舵的变色龙作风,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3、个性化的语言。
个性化的语言是表现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变色龙》中的人物语言是高度个性化的。“变色龙”奥楚蔑洛夫是个沙皇警犬,因此他的语言具有骄横和谄上欺下的特点。他对老百姓大逞威风,专横跋扈,对大官僚则奴颜婢膝、趋炎附势。在这两种特点的统一中表现出他的厚颜无耻。赫留金的语言也是个性化的。他既是一个庸俗的小市民,又是一个有所恳求的“小人物”。他的语言完全符合他的性格。他向巡官申诉的那一段著名的话,是相当出色的,形象地反映出他的粗俗鄙陋、虚荣夸张、逢迎官长和想趁机捞一把的特点,这一段申诉和下面一段辩词(骂“独眼鬼”那一段),把这个小市民的性格活龙活现地表现出来了。
──选自北京师院《语文自学讲义》197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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