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契诃夫的《变色龙》

契诃夫在不足三千字的小说《变色龙》中，塑造了一个人们过目难忘的形象──警官奥楚蔑洛夫。不错，人人都会说他是个马屁精，然而小说的社会意义要比这深刻得多，丰富得多。

奥楚蔑洛夫这样一个官职低微、语言粗俗、当众出丑的小警官，在小说描写的故事发展过程中，不仅没有一个人对他表示愤怒、鄙视、嘲笑，相反人们倒是怕他、服从他、恭维他。这难道不是这篇小说最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吗？

从官职上说，他可能是级别最低的那一等了。你看，他就有一个跟班的巡警。权力有多大呢？无非是在集市上敲诈勒索一些小商贩。如小说开头交代的，他的跟班“端着一个筛子，盛满了没收来的醋栗”。要么就是在闹纠纷的人群面前耍耍威风，胡乱判断一番，如同判断赫留金和小狗的纠纷一样。如此而已。有钱有势的贵族豪门的子弟绝没有当小警官的。从奥楚蔑洛夫粗俗的语言，也可看出他的文化教养是十分低下的。比如他在十几分钟的“断案”过程中，一共才发了六次言，竟有六句骂人的粗话（骂狗的没算在内），什么“混蛋”、什么“鬼东西”、什么“猪崽子”等等。别看这么一个芝麻绿豆大小的警官，他的派头可不小哩。瞧，他在小说里刚一出现就那么威风：“警官奥楚蔑洛夫穿着新的军大衣，提着小包，穿过市场。”当然了，新的军大衣再加上身后那个端着没收来的醋栗的跟班，在市民百姓眼里，是足够“抖劲儿”的了。奥楚蔑洛夫不光有派头，还有十足的威严哩。他一挤进喧闹的人群就煞有介事地质问道：“这儿到底出了什么事？……”“你究竟为什么举着那个手指头？……谁在嚷？”明明一肚子坑、蒙、吹、拍、骗的坏水，却偏要摆出一副父母官的架式，即使在见风转舵、大出其丑的时刻，也能官腔十足地对他的跟班和围观的人群施威。什么“我可知道你们这些鬼东西是什么玩意儿”（对赫留金），什么“得好好教训他们一下！是时候了。”（对狗的主人），什么“你这混蛋……怪你自己不好”（对赫留金），什么“弄死它算了”（说狗），最后却又恐吓赫留金说：“我早晚要收拾你！”这种命令式、辱骂式和恐吓式的口气和声调，人们一点也不反感，觉得正常极了。可不是吗？小说从始至终，出现过一个嘲笑奥警官的人吗？没有。有的倒是对他的奴颜和媚骨：赫留金口口声声称他为“长官”、“老人家”，还恭维他为“明白人”；独眼鬼还向他告密──揭发赫留金用烟头捉弄小狗。最重要的是，他对狗和赫留金的态度出尔反尔地变了五次。稍有一点正义感的人，面对这种卑鄙的表演也会愤怒、恶心，至少也会反感，然而不论是围观者还是赫留金，对此都没有丝毫的反映。相反，当他恐吓完了赫留金扬长而去以后，围观的人群竟然一齐朝赫留金哈哈大笑。我们不禁要问，即令赫留金真的捉弄了小狗，指头被狗咬伤是活该倒霉，然而奥警官的那一番欺软“拍”硬的无耻表演岂不更该遭到一万倍的嘲笑吗？不，人们并不嘲笑无耻，并不嘲笑丑恶，人们嘲笑的是倒霉的人，因为这既使他们开心，又无丝毫的危险性。

可怕的麻木不仁，可怕的愚昧无知！

象赫留金这样愚昧无知、庸俗可笑的人，是无法指望他去追求真理、卫护正义的。他正因为对自己所生活的那个社会、那个时代毫无认识，所以才会动辄说出“法律”这个字眼儿。沙皇的反动高压政策早就把法律扔进垃圾堆了，他却把幻想中的法律当护身符一遍遍地念叨着。他还说什么“要是人人都这么让畜生乱咬一阵，那在这个世界上也没个活头了。”以及“现在大家都平等啦。”这分明是对沙皇统治下的社会最大的讽刺，可他说起来却是认认真真的，这也恰恰活画出了这个作首饰匠的小市民愚昧无知的面貌。那群围观者，哪个又比赫留金高明呢？一个也没有。可以这样说，高压需要走狗，走狗需要愚民，走狗和愚民同是高压和皮鞭的产物，走狗和愚民又是互为存在条件的。总之，畸形的人群来源于畸形的社会！麻木不仁和愚昧无知是社会改革的重大障碍，没有一个杰出的作家不敏感于这一点的。

契诃夫一生的文学创作活动，主要的目标是和小市民的麻木、愚昧和庸俗作斗争。契诃夫出身在一个开杂货店的小商人家庭，他对小市民的庸俗、保守、空虚、自私和麻木不仁的特性有着刻骨的憎恨。他深知小市民的弱点：既贪婪自私，又最易满足现状；既怀着过豪华的寄生生活的野心，却又最胆小怕事。他们对人类、对未来极少关心，然而对身边的无聊琐事极感兴趣，以至于想从一切无聊琐事上寻求刺激。契诃夫看到了小市民阶层是“皮鞭”制度的重要支柱。试想，如果没有大量的赫留金、大量的独眼鬼（及其他围观者），何以会有奥警官的存在呢？人们若根本不吃他那狐假虎威、媚上欺下的一套，他还何威风之有？何派头之有呢？人们若都讨厌他、反对他，他不就成了过街老鼠了吗？然而事实并不如此。奥警官一听到“将军”、“将军的兄弟”这类字眼儿，马上毕恭毕敬，媚相十足，这与围观者和赫留金对他的恭维有何本质区别呢？没有！走狗和愚民是没有鸿沟相隔的。契诃夫许多小说都是旨在揭示这种可怕的社会现实，以求刺痛人们麻木的心灵，唤醒人们的觉悟，来痛恨那个社会，改造那个社会。

《变色龙》写于黑暗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１８８４年）。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为报复民意党的暗杀活动，变本加厉地推行反动高压政策，狂叫“要让全俄国冻结起来！”秘密警察和特务遍布全国，各级政府可以任意逮捕政治犯，这使本来就黑暗的俄国，沉入了更黑暗的地狱。本来就软弱的知识分子，面对恐怖和高压更加软弱，绝大多数陷于苦闷绝望或苟且偷安的状况，少数走向堕落和反动。资产阶级在俄国一开始出现就缺乏革命性，现在更是依靠和封建统治者妥协、勾结以求生存和发展，一些资产阶级暴发户们则是洋洋得意，飞扬跋扈。如同汪洋大海的小市民阶层满足于眼前的温饱和安宁，继续躲在自己的安乐窝里过着庸俗麻木的生活。未觉醒的人们比比皆是。整个俄罗斯象是一片荒地，一潭死水，工人阶级的觉醒尚待经历一个艰难的历程。契诃夫清醒地观察着这一切，研究着这一切。他深深感到悲愤的是，专制独裁的高压政策使一些人变得比以往更粗野，更贪婪，更冷酷，而更多的人则变得更愚昧，也更奴性十足。契诃夫比其他同时代的作家的高明深刻之处在于，他不仅认识到高压政策必定产生出更多的大大小小的走狗──如奥警官之流，而且还进一步认识到，即使是那些无职无权的平头百姓、那些屈膝受辱的人，骨子里也包含着欺压别人的病毒。可不是吗？独眼鬼在奥警官面前揭发赫留金，众人嘲笑赫留金，而赫留金自己呢，他在奥警官面前得意地表白“我的兄弟就在当宪兵”。自己的亲属里有跟专制政权挂得上勾的，该是他多大的荣耀啊！契诃夫对他所处的那个社会的病苦的揭露，真算是入木三分了。如果我们参照他的小说《套中人》、《普里希别夫中士》、《胜利者的胜利》、《醋栗》、《第六病室》、《我的一生》和《夸大狂病例》等，我们会对这一点理解得更清楚更深刻。在《夸大狂病例》里，作者描写一个退职的警察，他发狂的爱好就是把人和动物关禁闭。他总爱将自家喂养的猫、狗、鸡等关进箱子里一些时间，还把螳螂、蜘蛛什么的放入瓶里，他的口头语是：“蹲一会儿禁闭吧，老兄！”更令人发指的是，当他手头有钱的时候，他喜欢到农村去雇用愿意受禁闭的人。压迫成了他的癖好。契诃夫在《变色龙》里无论是写奥警官还是写围观者，写赫留金等人，都是为着揭示那个社会、那个时代是产生最丑恶的人性──压迫──的社会和时代。契诃夫的一系列小说都是为着概括这样一个实质：高压和皮鞭不仅造就走狗和奴才，而且还将压迫的毒菌传染给奴才。也就是说，压迫已不再是最高统治者或权势阶层所独享的特权了。最高统治者实行高压和恐怖手段的目的，就是为着造成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即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他的独裁专制制度的义务卫道士，或至少成为具有压迫比自己更弱者的心理的人。不用说，这样的人越多，最高统治者的宝座越稳，因为需要劳神对付的人少了。契诃夫对奥楚蔑洛夫之流自然是充满着仇恨和鄙视的，然而作者写作的目的决不仅仅为着激起人们仇恨大小走狗，我想他该是有着更深的目的的，即让人们用书中众多的麻木、庸俗、愚昧的角色当镜子照照周围的人，也照照自己，进而深思一番：是什么东西使人们的生活变得如此丑恶？是什么东西使人们的心灵变得如此丑恶？和鲁迅一样，伟大的作家痛揭社会病苦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人们只有痛感社会病重，病重到已近垂危，才能思索变革社会啊！

总而言之，这篇小说描绘的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俄国社会生活的一个真实的画面。无论是奥楚蔑洛夫、是赫留金，还是围观的人群，都是契诃夫所创造的整个巨大的社会画廊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而他的整个画廊，也堪称为俄国社会的一面镜子。

《变色龙》的艺术手法几乎体现了契诃夫短篇小说创作的一切精华，它的选材的典型性，它的精炼简洁──在短小的风俗画里容纳着丰富而深刻的社会生活内容，它的反复对照以及赋予人物以高度个性化的语言等等，都表现得十分突出。尤其难得的是精炼，契诃夫创作的最大特色便是精炼。他曾说过：“简练是才能的姐妹。”契诃夫是把他的短篇小说的艺术形式的容量扩大到了惊人的限度。从我们对本篇小说的人物的分析里，足可看出这一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