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抗抗

和所有的同龄人一样，张抗抗沐浴过灿烂的阳光，遭遇过文革的苦痛，人人都是中国生活舞台中的一个角色。然而张抗抗能成为一个作家，达到思想与艺术的辉煌，却有着大背景下属于她自己的生动故事。

一

张抗抗在建国后的第二年即１９５０年７月３日出生于杭州。她家原籍广东新会。关于名字，张抗抗说：“按照我父母后来的解释，‘抗抗’这两个字，不仅因为他们相识于抗战时期，也不仅因为我在抗美援朝这一年夏天‘呱呱’落地，而是希望我因此只有一种顽强的抗争精神。由于我的名字注定要同抵抗、抗御、反抗等相联系，我想我的一生大概将会永远不得安宁。”果真如是，抗抗两岁那年，就跟着父母进了审干学习班。爸爸妈妈这对抗战后期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因受到政治上的误解，被迫离开《浙江日报》。她的爸爸，为革命做过多年记者、编辑，不得不改行当了车工、泥水工、搬运工。几十年的逆境，他下气馁，也不向任何人诉苦，这对女儿的成长，有着深刻的影响。张抗抗说，“我从小看到他那种对党、对革命的真诚和豁达开朗的性格，常常使我深深感动和难过。这对于我这个有志于文学创作的女儿来说，不仅在心灵上打下深刻的烙印，也对我的世界观、意志、道德观发生了极大的影响。”

她的母亲，单纯、善良、富于同情心和幻想。青年时代曾写过儿童文学作品，１９４８年辑成小册子出版，取名《幼小的灵魂》。这位有志于文学的青年，由于受到丈夫的株连。也改行当了中学语文教员。在逆境中，她把对生活的爱、对文学的爱，全部倾注在女儿身上。抗抗刚会说话就开始背诗，听妈妈讲故事、唱歌。到了上学的年龄，便跟妈妈一起上学校，每天步行，早出晚归，在路上听妈妈讲故事、念诗、学普通话。

妈妈过生日，她写诗送给妈妈，第一句是：“我不知道妈妈为什么那样爱诗？”

大概从那时起，她对文学就发生了兴趣。

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她突然问妈妈：“你和爸爸常常讲到的‘点心’（典型）为什么不给我吃呢？”妈妈吃惊而又好笑地看着女儿说：“点心（典型）是在书本里的，你长大就可以吃到了。”

十岁那年，她从客人那里得到一个漂亮的日记本，就用歪歪扭扭的字把每天做的事情记下来，整整记了四大本。

家庭经济不宽裕，母亲不能打扮女儿，平时连冰棍都很少给她买，但女儿的学习用品却无论如何也要保证。北京、上海来了好剧团，一定要买甲级票，带着女儿去看；回来后，要求女儿复述故事。

西湖的群峰和岩洞给了小抗抗许多美好的幻想。玉泉植物园是他们全家星期天最爱去的地方，在松软的草坪上铺一块塑料布，吃着从家里带来的便餐，接受爸爸关于草木常识的严格考试，然后给妈妈朗诵一首新准备的将参加电台录音的儿童诗……

每到暑假，母女便去乡下外婆家。那江南水乡的拱形石桥，两岸的桑林，绿色河道两岸开着紫色的小花，游到淘米箩里的小鱼……都使小姑娘充满了对生活的爱。

妈妈常从学校借口许多书：《灰姑娘》、《丘克和盖克》、《鲁滨逊漂流记》，都是小姑娘非常喜爱的书。有一天，她生病在家休息，儿童书都看完了，便从妈妈枕边摸出一本刚出版的《苦菜花》，这个三年级的小学生，就似懂非懂地看起来。小说中广阔的世界使她惊奇和神往，她觉得文学家真可爱，能告诉人们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

从那以后，她读了大量的小说和散文，凡是出版的新书，只要能够弄到的，她几乎全读了。她最喜欢《青春之歌》、《红岩》、《欧阳海之歌》和《青年近卫军》、《卓姬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她说：“这些充满革命英雄主义的作品，对我世界观的奠定和文艺观的形成，发生了积极的影响，古丽娘的第四高度，对于启发我不畏艰险攀登文学高峰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我觉得文学应当帮助人们的精神变得高尚，帮助人民铲除一切自私和不道德的东西，去保卫和建设自己的祖国。”

小学五年级那年，她在上海《少年文艺》上发表了第一篇习作《我们学作小医生》。不久，她收到一位素不相识的编辑的来信，叮嘱她千万不要骄傲。这位编辑就是儿童文学作家任大霖。她不仅是抗抗少年时代学习写作的引路人，今天，仍然是她创作的老师。她考进中学以后，又发表了记叙文《五彩的墙壁》和《采茶》。她较早地开始创作实践，并且看到了自己掌握文学形式的可能性。

二

１９６３年，张抗抗考上了浙江省的重点中学──杭州一中。当年，鲁迅先生从日本回国后曾在此任教，现在校园里还设有鲁迅纪念亭。张抗抗高兴地迈进了这所学校，但是不久，她就感到了社会、学校对她的冷漠：班委委员的“职务”被罢免了；与家庭划清界线这个要求，不断地向她提出，而对她多次的入团申请，却是考验了又考验；政治考试她虽然和同学们的答案完全一样，却只得了三分；政治老师认为，关于“如何同家庭划清界线”一题，出身不好的学生，答得再好也不配打五分；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她连参加国庆游行的资格也没有了。她过早地承受了精神压力，也过早地成熟起来。当然，那时她还弄不明白为什么社会越来越向“左’倾斜，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

她感到幸运的，是她在中学的三年时间，遇到好几位极好的语文教员，使她受到较好的教育和文学熏陶，使她懂得了祖国语言的美，文学遗产的丰富和宝贵。她的作文经常被拿到班上作范文分析，还得过年级作文比赛第一名。她在回忆那一段生活时说：“像我这样一个被人另眼看待的‘丑小鸭’，也只有在语文老师那里才能得到一点温暖、鼓励和关怀，至今我还感激我的几位语文老师。”

那时候，学校每年都有文艺汇演，她和同学一起自编小话剧参加演出，像《斗争在继续中》、《地下少先队》等，这些戏都表现出作者的才能和天真活泼的心灵。

她在少女时代，爱好十分广泛。她喜爱朗诵诗、演戏、音乐和几乎所有的艺术形式，她更喜爱读文学作品，特别是童话和苏联的名著。

社会、学校、家庭和书本，不断武装她的头脑。尽管有父母、老师、同学的爱，但现实中许多无法理解的矛盾，使她决心执行“出身不由己，道路自选择”的崇高格言。

从那时起，文学就和她结下了不解之缘，使她确立将来一定到工农中去从事文学创作的思想；她甚至有过不念高中，要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去的打算。

到了十六岁，正是她狂热地接受外界思想的时候，十年动乱便开始了。报上那些激烈的极左宣传，一个个骇人的浪头，把她卷进旋涡，又一步一步地把她从父母身边卷走。

三

《海瑞罢官》的大批判开始以后，她躲进阅览室，写出一篇万言的批判文章，题目是《〈火种〉必须批判》，批判艾明之的长篇小说《火种》。尽管她根本不了解工人阶级，但她却指责作品严重歪曲了工人阶级的形象。她不是超人，她和当时千千万万在中国这块土壤上生长起来的青少年一样，犯了时代的通病，历史的通病。但她是个善于思考的青年，十多年过去了，她一直记取当年这个幼稚病。在我和她第一次见面时，她就讲了当年这个教训，并且说：“今天我回忆这件事，感到难为情。我们这一代青少年，刚刚开始寻觅真理，就在混乱中迷航了。当我到工农中间，经过十多年的磨练之后，我才明白当时轻率狂妄的指责，是多么幼稚无知。１９７８年夏天，一个作家访问团来到哈尔滨，我去看望一位诗人。她把我亲切地介绍给他同屋的艾明之的时候，我脸红了，惶惑不知所以。我很想问他，我们这一代人曾经干过的那种蠢事，你会原谅吗？我犹豫了好久，终于没有说。因为老一辈文学家需要的不是忏悔，而是永远不再重复那种可怕的年代。

在那疯狂、是非颠倒的最初年月，她在学校狠批“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狠批“封、资、修的大毒草”，回到家里，却帮助父母把所有“封、资、修”的书籍转移出去；她日夜提心吊胆，怕有人抄她自己的家；批判别的“黑六类”子女，她照样不肯落后，但又怕批到自己头上；社会上破“四旧”、“大民主”的轰轰烈烈的气氛，使她产生对斗争的渴望，但又痛恨和担心斗争到自己家庭的头上。

她和当时的青少年一样，参加了红卫兵的大串联、大检阅。她扎着短辫，背个黄书包，整天在外边东奔西跑，抄大字报，听大辩论，看批斗会，喊口号，光阴就在这种狂热中白白地溜走了。

妈妈不愿女儿这样混下去。有一天，妈妈教过的一个女学生在农场劳动时下水救人牺牲了，妈妈便带着女儿前去采访，女儿的心灵被触动了。她为英雄写了一首诗，题目叫《你只有十六岁》，在报上发表出来。这首诗体现出十七岁的张抗抗初步形成的人生观：一个人的生命要为人民发光。

当文化大革命进入夺权阶段，青少年可干的事情不多了，她便开始从家里保存下来的书籍中寻找精神寄托。从书林里，她认识了普希金、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并爱上了他们。对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她是硬着头皮读完的，因为她不喜欢这部书。

书本上的东西和现实生活的矛盾，使她深深陷入苦闷之中。她决定离开城市，离开家，到外边去看看，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

１９６９年，她得到父亲的支持，来到外婆家附近的水乡插队。妈妈从“牛棚”里偷偷带给她一张纸条──“我的小鹰长大了，你飞吧，飞到高高的蓝天中去练翅膀……”

富庶而美丽的水乡没有给血气方刚的女孩子带来欢乐，为争工分吵架，为种自留地奔忙，很快就使她厌倦了。当支援边疆农场的名额一下达，潜伏在心里的远走高飞的思想，一下子活跃起来。她迫不及待地报名去黑龙江，踏上了冰天雪地的征途。

火车开动了，月台上下一片哭声，她却没有掉泪，书包里藏着从家里偷来的一本书──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

前面是什么呢？她想着──自然是铺满鲜花的无边无际的大草原，在上面打个滚，花粉会落在唇上……

四

然而，现实是严峻而复杂的，在边远的黑龙江也是一样，她厌恶在艰苦和困难面前怯懦退缩的人，同时，也为当时恶劣的生活环境而感到不满。生活中为何有那么多虚假丑恶的东西呢？它又是怎样产生的呢？她说：“天真美好的主观愿望与客观世界的矛盾，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充斥当时文坛的文化专制主义……这一切，都使我陷入深深的苦恼之中，但却找不到答案。”

正因为她善于思考，她才能从痛苦中自拔出来。

１９７１年９月，林彪倒台时，张抗抗正在杭州探亲。尽管人们沉浸在兴高采烈之中，但政治空气仍然咄咄逼人。不过，她毫不灰心，坚信春天一定会来临的。第二年年初，她写了一篇散文，叫《北大荒早春的歌》，表达了当时从痛苦中挣扎出来的复杂情感。

１９７２年夏天，她在砖厂劳动的时候，以她亲身的经历，写成了短篇小说《灯》，发表在《解放日报》上。这是她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它也确像一盏灯，使作者自己在北大荒朦胧的黑夜里看到了光明，使她认识到重新学习创作是有可能的。

当时，农场生活中可以利用的业余时间是不多的，别的女孩子都在织毛衣，她却削铅笔；人家扯皮聊天，她却作笔记；每逢假日，连队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出去串门玩耍，她却趁此良机静静地写上几天。

冬天，她参加伐木队，进了久已向往的东北大森林──小兴安岭。每日清晨，她起得很早，事先磨好斧子，上山就拼命地干起来，一天任务半天完成，余下的时间就看书写作。那黑暗的帐篷，杨木杆儿搭成的床铺，烤不干的棉（革兀）（革拉），对她都是那样亲切。当湿的树杆儿在她枕边萌出嫩芽的时候，诗情画意便从她的笔端流了出来，她在《文汇报》上发表了散文《大森林的主人》和短篇小说《小鹿》。

四年过去了，她在农场种菜、压瓦、伐木、搞科研，当过通讯员……生活中有过艰辛曲折，学习和创作也有过酸甜苦辣。写字没有桌子，只好趴在炕沿上写，垫在膝盖上写。后来捡到一张人家不要的破炕桌，她在桌面上贴上鲁迅像，又包上一层透明的塑料布，每天作笔记，好像鲁迅先生时时都在望着她。她的业余创作，也遭到某些人的中伤和诽谤，什么“名利思想”，什么“成名成家”，常常扣在她的头上。她咬着牙，顶着别人的白眼写去。农场没有书读，读文学书还会惹麻烦，她就啃《中国通史》。只有回到杭州探亲的时候，才算回到书的乐园里。父母想尽办法借书，一家人互相传阅、朗读，并且争论不休。在假期里，她如饥似渴地读完了《红与黑》、《欧根·奥涅金》、《高老头》等许多名著。在家庭的和谐气氛中，一切不愉快的遭遇都烟消云散了。优秀的文艺作品不断治愈她心灵上的创伤，也敲开了她的心扉，使她变得更加聪明和更加顽强。

经过生活的磨练和文学作品的熏陶，她的个性越发鲜明了。一位女友曾推荐了本《简·爱》给她看。在那位女友看来，她类似简·爱那种依靠自己的力量与命运搏斗的女性，为了追求平等与自立，她可以忍受最大的痛苦，做出崇高的牺牲。但是抗抗却说：“我不否认这一点，我愿意做一个个性顽强、意志坚定的人，但我最喜欢的小说，却是哈代的《苔丝》和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这两个女性为反对封建的传统习俗和邪恶势力所作的斗争，使我震惊，也使我深深受了感动。我敬佩她们为争取自己的幸福不惜一切代价的勇气和信念，喜欢她们那种丰富的感情，复杂的内心世界。作为叛逆的女性，我认为她们要比简·爱更彻底。”

张抗抗所处的环境与同龄人相比更多几层苦痛。在新中国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因为父母蒙受冤屈，她也跟着倒霉。来自学校社会的伤害，政治上的不平等，使她过早地承受了精神压力；而在北大荒的日子里，除了饱尝所有知青的苦难之外，因为她是一个结了婚，又离婚，有了孩子的女人，生存环境的恶劣，精神上的折磨达到了极点。然而磨难愈烈，抗争愈强，事实正是这样。她不甘于命运的摆布，敢于追求美，追求爱，追求光明，拼搏向上。十年内乱的那些困难日子里，她从来没有被压垮，也没有被淹没。

五

“四人帮”以“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招牌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埋葬了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也蹂躏了一切优秀的作家。爱好文学的青年想要写书，只能在荆棘中悄悄地向前摸索。她明知走上这条道路的后果，但在她二十出头的时候，已被强烈的创作冲动得不能自已了。

她学过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做为自己的宗旨，来到北大荒以后，总想把在农场的生活和战斗经历描绘出来。从１９７３年夏天开始，她着手准备素材，酝酿提纲，想试一试自己的才能和力量。

１９７４年春天，她回到杭州治疗甲状腺囊肿。病情稍有好转，她就全力以赴，投入长篇小说的创作，两个月写书二十多万字。稿子还没有誊清，就因劳累过度高烧不退，又住进了医院。一天，她正在堆满书的床头量体温，两个陌生人拎着一筐苹果走进来了。他们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特地从上海赶来，安慰病人静心养病，并悄悄向她母亲要去了原稿。很快，出版社向农场给她请了创作假。她出院以后，用三个月的时间，写完了第二稿。接着，又去上海修改定稿。一部长篇小说，从初稿到出版，仅仅用了一年时间。

“编辑谢泉铭和陈向明是两位严格的老师，常常是前一天改完的一章交给他们，第二天又退回来。他们的文学修养高，又善于辅导，不断启发我挖掘生活素材。这是我一生中永远怀念和感激的两个人。

这部描写知识青年在黑龙江农场生活的长篇小说，取名《分界线》。它反映了张抗抗在这个历史阶段所抱有的一种政治信念。这种信念是长期的正统教育所形成的。她在生活中看到年轻人在逐渐分化，每个人都面临着新的抉择；农场办场中存在的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和知识青年中那些难以解决的问题纠葛在一起，出路究竟在哪里呢？作者试图用自己的政治信念给复杂的生活作出一个答案。她在作品中赞美了脚踏实地、大搞农场建设的人。主人公耿常炯是个实干家，他在战胜涝灾、洪水的斗争中所表现出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品质，是可贵的高尚的。在今天的四化建设中，仍然需要创作这样的青年典型。

１９７５年小说出版后，她写过一篇《在生活的激流中》的创作体会，强调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证明主题是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产生的，这是对“主题先行”一类文艺理论的有力反驳。

关于这部作品的缺点，她自己说：“这部小说最大的误差，似乎不是它反映的生活是否真实，而是它仅仅凭着青年人一种善良的愿望，去呼吁人们分清真理与谬误的界线，而作者本人对这种界限也是分不清的。我在小说中鞭挞了口头革命派，但作为具体的人物形象，却是不准确的。我批判了一个固步自封、因循守旧、不懂生产而又看不到青年力量的负责干部，但我无法从根本上指出这种错误的根源。这部小说出现在历史转变的前夕，由于个人思想认识的局限性，它没有揭示出生活中矛盾冲突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够真实的……也许我那时过分重视了‘浪漫主义’，而使人物过于理想化，这是极左文艺思潮时期文学作品的通病，应引为教训。”

《分界线》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作为“练笔”，作为长篇创作的甘苦尝试，这对张抗抗是重要的。但在文学的文本意义上，《分界线》不可能超越那个时代，虽然小说中的人物塑造、语言、结构等等，都有她自己的特色。这部作品，大概很少有人注意到，因这部《分界线》，正像很少人关注谌容的长篇《万年青》和《光明与黑暗》一样。作为新时期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张抗抗的崛起，也不是一日之功。

这部小说出版以后，她在创作上就写不下去了。文坛上的种种怪现象，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使她苦恼，使她难以动笔。她说：“我祈求社会进步，希望变革，对旧的传统势力无所留恋，希望看到针砭时弊的文学作品。可是，这种变革的希望在哪里呢？我摸索、寻求，一遍遍，一次次，每到那不可逾越的高墙面前，只有退回来……”她在不断地解剖自己，探索社会，这个时候，她不晓得：她距离真正的“分界线”，已经不远了。

六

她回到农场不过三个月，她所祈求的变革真的到来了。“四人帮”的垮台，迎来了祖国的新生，她也迎来了创作的新生。

１９７７年初春，她在《黑龙江文艺》上发表了散文《迎新》，表达了祖国和人民在经历十年动乱之后，迎接新时代来临的激动心情。

这年６月，她离开生活了八年的农场，进了省文化局在艺校开办的编剧学习班，学习创作。她说：“两年中，我除读了一些古典名剧和近代优秀剧目以外，没能写出一个拿得出来的剧本。第二学期，我尝试写了个电影剧本，第三学期写过一个多幕话剧，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看来不单纯是技巧问题，而是我的创作思想没能突破禁区，还在老框框里打转转。”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给我国的文学创作开辟了广阔的天地，许多老中青作家都在展翅飞翔。新形势的发展鞭策着张抗抗。在北京、上海、杭州的良师益友常常写信给她，给她带来各种新鲜思想。她的父亲，对于女儿的创作思想比别人有更多的了解，他尖锐地批评女儿，指出她的弱点。对此，她说：“我是一个固执己见、自信而又骄傲的人，对这种批评经常不服气，就在信上同他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这场论战持续了很多次，最后，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用心良苦而技法蹩脚的画匠，总想回避模特儿本身的缺陷，把他杨得太美，结果反倒不像。”父亲抓住了女儿的要害，女儿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弱点。终于，这位年轻作家的创作思想有了新的飞跃。她在给友人的信上写道：“我们常说要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某些本质方面，可是我们的小说中所描写的现象，都是虚假的，变了形的现象，还能反映出什么本质呢？我们就这样背叛了生活的现实，成了一个说谎的孩子。”对于她过去的创作，她说：“这些习作虽然有一定的生活气息，但却过于浅浮。”

不到三十岁的张抗抗，经历了社会主义的非常时期，终于跳出无形的圈子，思想上注入了新的血液，于是，创作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一思想革命的标志，就是《爱的权利》的诞生。

农场八年，条件是艰苦的，“但最艰难的不是物资生活条件，而是那种令人窒息的环境，自己对于文学事业的热爱得不到理解的环境。我从谣言和中伤中走过来，伤害我的人有的是因为忌妒，有的却是当时那个年代的必然。我由此深深憎恶扼杀一个人纯真的愿望和感情的那种世态，《爱的权利》就是从我自己这种感受出发写成的。”关于这篇小说，她还说：“‘爱’是个范围很广、含义很深的圣洁的字眼。我的同伴们都有过对于自己未来的甜蜜的梦，他们有过自己的爱好、兴趣、愿望、理想。但是，这十几年来，许多人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忍痛抛弃了它们。人们常常不能去爱自己所爱的人，不能去爱自己所爱的事业，爱情与社会的冲突、与环境的冲突，依然顽固地存在着。甚至因为爱人民、爱祖国，所做的一切事都会被罗织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最普遍的、最可悲的是，爱情竟成了可以用物交换的廉价的东西。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并没有立即恢复他们对生活的热情，愤怒和眼泪依然存在，阴影并未在人间消失。这到底是为什么？频繁的政治运动，人们几乎忘记了自己热爱生活、憧憬未来的权利。阴影不驱散，新时期阳光便透不进那些创伤深重的青年人的心胸。我是用我心中对‘四人帮’及封建残余的仇恨来揭示这个主题的。在塑造舒贝时，我倾注了我心中全部扩新时代唤醒的爱。如果没有比常人强烈得多的爱憎和鲜明得多的认识，你的作品能给予别人一些什么呢？”这篇小说能够引起反响，获得成功，原因就在这里。

从此，她的笔一发不可收拾了，在短短一段时间里，中篇、短篇、儿童文学作品、散文、杂文不断产生出来。１９７９年６月，她调入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从事专业创作。１９８０年６月，她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这一年，她又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的学习。

七

一个时期以来，张抗抗这个名字，引起了文坛的注目。从１９８０年下半年到１９８１年初的《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文艺报》、《小说季刊》等报刊上，陆续可以见到对这位新人及其作品的介绍。评论者说她的作品“正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显示了对不合理事物的谴责和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她的作品“多数都在读者心灵中激起了共鸣的波澜。”《北方文学》还辟专栏对她的短篇小说进行了讨论。

这位青年作家的成名之作──短篇小说《爱的权利》，从１９７９年第三期《收获》上发表后，分别被六家出版社收入短篇集中。１９８０年，她在《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小说季刊》等杂志上发表了《悠远的钟声》、《鸡蛋里的哲学》、《夏》、《白罂粟》、《飞走了，鸽子》、《去远方》等六个短篇小说和《地下森林断想》、《天鹅故乡琐话》、《云中谁寄锦书来》等散文，还在这一年三月号《收获》上发表了中篇小说《淡淡的晨雾》。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的《短篇小说选》收入了她的《白罂粟》；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收获》丛刊第一集收入了她的《淡淡的晨雾》，并以此为书名。《夏》被评为１９８０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以此篇为名出了一本短篇集，还出版了她的中篇童话《翔儿和他的氢气球》等等。

多年的大动荡创伤了人们的身心，但灾难里，生活中本来存在的高尚、纯洁、勇敢的东西同时得以表现；“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基本上恢复了平静的生活，然而这场“革命”带来的后遗症，仍然危害着今天的社会；新时期，又产生一些新问题，紧迫地摆在人们面前，但是许多新生的、美好的人和事更多地出现了。面对现实，张抗抗严肃地思考起我们的时代，特别是她的同龄人。

在张抗抗的小说里，主要人物多是富有个性的青年，故事多是发生在今天。《爱的权利》透过一个音乐家的家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悲剧，不仅描绘了老一代知识分子在文化专制年代的遭遇，而且写出他们的美好品德。重点还是写三个年轻人：姐姐舒贝屡遭挫折，受伤太深，当光明真的到来之时，她变得麻木的心还醒不过来，拒绝深深爱恋着的人的爱情，并阻碍弟弟爱好音乐，她仍然固守自己的信念──一切都不能爱；弟弟舒莫，勇敢地“加入了‘异教徒’的行列”，他坚持爱好，准备爱一切值得爱的东西；姐姐的男朋友李掀，思想敏锐、深刻，对待生活既有诗人一般的热情，又有哲学家的理智。这个故事里没有更多的悲欢离合的情节、也没有把社会的弊端丑恶简单地摆给读者，而是通过三个青年人思想的冲突，从更深的角度开掘人性、人的价值、人的权利等重大问题。长达七万字的中篇小说《淡淡的晨雾》，描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被错划成右派已得到改正的思想家荆原，被邀到大学讲演，由此掀起不小的风浪，不同人物在这场风波中充分表露出自己的思想面貌；荆原经过二十二年的苦难，失去了家庭、妻儿，但他深邃的思想，正直的品德，磊落的心胸，却磨练得更高尚了；这个过去被人踩在脚下的人物，在新时期又发出震撼人的力量；他的两个儿子却被改造得面目全非，大儿子郭立柽由于屡遭打击，在政治风浪中学会看风使舵，变成唯利是图、专门整人、连起码的父子之间的人性都丧失殆尽的政治小丑；而前妻罗阡也成了没有独立人格的依附者。这些被异化了的人物，表现出过去年代的一个侧面。荆原的小儿子郭立楠，真正有些像父亲，在他身上充满着新时代青年的朝气和勇敢；而郭立枢的妻子梅玫，经历痛苦的思考之后，觉悟了，焕发出新的光彩。他们是新时代积极向上的青年代表。小说通过这几个主要人物的语言行动，描绘出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波澜。《夏》的故事发生在恢复高等院校入学考试以后的大学里，岑朗，明朗、大方、热烈、浪漫，她思想敏锐活跃，有独立见解，这是作者歌颂的具有鲜明个性的新型青年。吕宏是个入党多年的学生干部，她思想僵化，虚伪，居心不善，对岑朗与梁一波的友爱关系横加干涉，这不只是因为她看不惯岑朗，而更重要的是她自己爱上了梁一波。为了达到目的，她整人，报复，耍了不少手腕。年轻人由于性格、爱好的不同，而产生纠纷是很自然的，但小说揭示的却是他们在思想方法、精神境界、情操修养个性上的截然不同，表达了人们对思想解放的向往。这篇小说在读者中引起了不同反响，《北方文学》从１９８０年第十期至１９８１年第一期，发出八篇文章，展开讨论，热烈称赞的居多数，同时有的也指出如创作上的不成熟之处，也有的评论认为“作者在反映大学生活的真实性方面有某些失真之处。”但没有一篇是从根本上否定它的。《白罂粟》的主人公是一个已经刑满就业的老头，作者通过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完全失去了人的起码待遇的种种描述，揭示出他勤恳、善良、助人为乐的可贵品德。有的评论者认为：“《白罂粟》是当之无愧的‘真正的艺术作品’”。

《去远方》是张抗抗１９８０年献给读者的最后一件礼物，它是《夏》的续篇，继续歌颂新一代青年人的成长。故事十分简单：岑朗、梁一波和一群大学生要骑车去镜泊湖旅行，但遭到梁一波父母的反对，在两代人的矛盾分歧展开之后，岑朗、梁一波又以更高的思想面貌向前进了。

年龄只有三十岁的张抗抗，用她那热情、深刻、大胆、富有个性的笔触，向人们描述了一个个激动人心的故事。她能深刻地认识现实生活，把握人物的精神面貌，塑造性格鲜明的形象。在她的笔下，人、景、物往往带着时代色彩和深刻隽永的哲理，这种特色又常常把读者引入诗一般的意境。她的语言爽朗明丽，富有哲理性，又充满抒情韵味。当然她的创作还有不够成熟的地方，像创作过程中，由于强烈的冲动，她往往按捺不住，便急切地将自己的思想塞给读者；还有对她不熟悉的人物描绘不出更真实的生活细节；有的小说情节过分巧合，有明显的人为痕迹等等，都是需要她加以克服的。

八

进入八十年代之后的张抗抗，似乎没有片刻歇息。也许是因力北大荒生活积淀得太多太多，也许是哲学思维、人性、人道主义思考的激化，也许是艺术表现走向成熟，也许是新的婚姻给她带来甜美的人生，张抗抗在文学创作上一次再次出现爆发力。

她的中篇小说《北极光》的发表引起广泛影响及热烈争论，继《白罂粟》之后又发表了《红罂粟》、《黄罂粟》以及《魂》、《无雪的冬天》、《在丘陵和湖畔……》、《塔》等有影响的中、短篇小说及一些散文篇什。张抗抗在文学上的成就使她成为国家一级作家，并担任了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那几年，她还有机会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的身分到法国、德国、美国、加拿大等国访问、游历，使她的人生体验在不断升华。

《北极光》话题的表层仍然是一个爱情故事。十五岁的回城知青陆岑岑与插队同伴现在的三级技工傅云祥已办了结婚登记手续，然而她突然厌烦起他。傅云祥爱问“这白菜多少钱一斤？”爱谈“结婚礼服便宜一半价钱”，这使她受不了，认定傅云祥及他的朋友是一群物质主义者，自己从来没有爱过他。这时她对大学生费渊生发感情，此人聪明，高谈阔论，愤世嫉俗，可是不久，感情又冷漠了，因为他对世事的冷淡使她生畏，他的“自我拯救”的哲理使她听不懂。水暖工曾储的出现，使岑岑找到了北极光。他忧国爱民，对经济改革充满了理想，岑岑觉得他的每句话都在启迪自己，她真正爱慕的是曾储。陆岑岑并不是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她在不长时间里对三个男青年的爱与不爱，与三个男人所发生的感情纠葛，其实正如陆岑岑自己说的那样：“我想知道人都在怎样的生活，和自己作一个比较，如此而已。”她感情的流动，其实是在对三个青年内在素质的比较中找到自我应该建立怎样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理想。因而可以说，《北极光》是张抗抗企图对人的内质在比较中进行审视和表现。由于主人公情感变化时空跨度太短，条件不够充裕，提供给读者的艺术想象力不够丰厚，因此人物形象仍未摆脱理念痕迹，作者对崇高的追求仍然有一种政治道德的外在附加感。然而《北极光》毕竟是张抗抗在写作技巧上的一次新尝试：将人物情感意识流化，把跳跃很大的人的内心独白与传统故事叙述较好地结合在一起，这是她艺术追求的新突破。

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张抗抗可谓硕果累累。她从短篇小说、中篇小说直写到长篇小说《隐形伴侣》（１９８６年，作家出版社），加之散文共计３５０余万字。结集单行本多种──短篇小说集《夏》（１９８１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红罂粟》（１９８６年，黑龙江文艺出版社），中篇小说集《塔》（１９８５年，四川文艺出版社），中短篇小说集《陀罗厦》（１９９１年，华艺出版社）、《张抗抗代表作》（１９９１年，北方文艺出版社）；散文集《橄榄》（１９８３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地球人对话》（１９９０年，中国华侨出版社）、《野味》（１９９２年，百花文艺出版社），散文随笔集《小说创作与艺术感觉》（１９８５年，百花文艺出版社）、《你对命运说：不！》（１９９３年，上海知识出版社）及《恐惧的平衡》（１９９４年，华艺出版社）。

张抗抗从事写作可以说是从散文起步的。她说：“我爱散文，爱读，也爱写……写散文总觉得是一种享受。”她自己将写作散文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学写作之初，因为写小说拿出去难发表，“思想性”的限制太多，而散文是“最少束缚的一种文体，于是便正式写起散文。《大森林的主人》一文在《文汇报》上发表，给她初期创作带来巨大鼓舞。当七十年代末，她写出《地下森林断想》，坦坦荡荡地泄露爱与憎，表现与天地山林融洽无间的情致，她的散文创作进入第二个阶段。张抗抗说：“我已经有意无意地注意到，除了真实和自然之外，散文还必须有一个不散的‘魂’、一个坚固的‘核’，才能使文中的琐碎与闲趣，产生一种内在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上升到超越于现实之上的艺术境界和智慧境界；才能在‘事’上得‘情’、‘实’中求‘虚’、‘景’外取‘意’。”从此她按照自己的散文观和散文个性去写散文，情感篇、人物篇、杂感篇、游历篇……五光十色，但读者总会在张抗抗漫不经心的文字漫游中找到那个“魂”。二千字的散文《恐惧的平衡》参加深圳优秀文稿公开竞价，以千字８０００元的最高竞价成交，这篇短文将竞争社会里现代人的心理通病──猜疑、隔膜浓缩进出租车里司机与乘客短短数分钟的恐惧关系之中，写得惊心动魄发人深思。由此也能见出张抗抗散文的力量。

九

我十分赞成张初对张抗抗的分析，他说“她是一个特别有个性、有独特追求和自己风格的作家。对文学的那种挚爱与忠贞；那种自信、骄傲而又永不满足的对文学内容形式的求索；那种顽强表现自我的强烈主体意识；那种对现实的敏感、执拗和反压抑的抗争精神，张抗抗正是由这些层面结构而成的‘这一个’。”（《张抗抗评传》，１９９０年，《中国当代青年女作家评传》，中国妇女出版社）她的创作既带有非常女性化的一面，例如几部主要作品从背景到人物，几乎都是她自己亲身体验过的。与铁凝不同的是张抗抗不善于把自己隐蔽得很深，去表现与她生活相距遥远的人和事。她紧扣当代青年生活，“从他们的历史创伤与现实际遇中寻觅与自己个性心灵相契合的主题”。无论是散文还是小说，都充满强烈的爱与憎，那属于张抗抗特有的感情比比皆是。难怪在她的小说系列中，主人公往往是青年女性。这一点上体现出一个女性作家的特点。另一方面，张抗抗文学创作的理性思维十分突出。前期作品往往是直露胸臆，后来则是透过人物内心独白、梦境、意识流等更复杂的手法表现出小说里深刻的哲学内涵。她说过“哲学是文学的底肥”，“如果没有对现代艺术真正具有一种哲学意义上的理解与把握，以及对人生、生命和自我意识在本质上的认识，所谓作品的‘突破’仅仅只是一种虚假的表象。”而这一点又不大像一般女作家的气质。

反映张抗抗创作深化具有更高美学价值的作品当属她的长篇小说《隐形伴侣》。张抗抗曾在１９８７年８月２９日出版的《文艺报》上发表长文《心态小说与人的自审意识》，深刻阐释这篇小说的创作思想。开篇便说：“近年来，我越来越多地思索着人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东西；人为什么无法摆脱那种与生俱来、由死而终的痛苦；真善美作为一种美学理想普照人类然而三者真正达到过内在的和谐么？人追求真实而真实永远是地平线么？在对于人的观念一次一次重新思考中，我想为人的灵魂写一部小说。”这就是小说创作的动机。她自己解释这部小说“决不是一部反映‘文革’十年的作品，也无意再现北大荒的知青生活，更不想探讨爱情与婚姻的道德观念。尽管我的小说在取材上涉及以上几个方面，但我更希望它是一个大容量和高密度的载体，在通往广阔的宇宙空间的进程中完成对自身的超越。”小说的脉络大致是这样的：一对在文革初期相爱的红卫兵陈旭、肖潇着满腔热忱从家乡杭州来到北大荒。陈旭看破红尘、玩世不恭，他以机敏、强悍、自信、欺骗的态度对待时世，裹挟着单纯天真的肖潇闯荡于艰苦之中，终于在北大荒结了婚、生了子。但婚后不久，两个人在北大荒群体里的地位相距越来越远。肖潇看不惯陈旭的消极、怠惰、酗酒、恶作剧，对他的撒谎恶习更是不能容忍，终于从爱到不爱，酿成离婚的结局。也恰恰在离婚之后，肖潇摆脱了陈旭，她发现自己也是虚伪的、隐有恶念，周围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有伪装、欺骗和撒谎行为。小说的最后，男女主人公在火车站相遇。陈旭正在看肖潇写的报道《一条河堤，两条路线》。他说：“我晓得你是不喜欢听假话的……我看如今你说假话的本事老早超过了我……你只要闭上眼睛说什么一条河堤两条路线，乌鸦都变成了喜鹊，你向几千几万个读者不负责任地描绘这种假象、重复这种谎言，你还要受表扬、重用、提拔，哼，你敢说你没骗人，没有学会说谎？你，你是骗人有功啊！”小说借助另一个人物陶思竹的疯话：“就好像是，好像我不是一个我，好像有两个我，两个我叠在一道，你要往东，他就要往西，你要往南，他就要往北，专门同你作对。”来暗示人一隐一显地有着两个“自我”，“隐形伴侣”似乎跟着每一个人。对于张抗抗来说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事件，知青部落中的种种人物，婚姻爱情等等在小说中只不过是一个个载体，让它们载起她那一代“人在本质上走过的心路历程”，甚至是透过这些，揭示人性神秘的帷幕，逼使我们读者对人性世界人的二重性进行反思，反省。

张抗抗从这部带有明显的自叙传色彩的心态小说《隐形伴侣》中找到最能发挥其思想与艺术个性的形式。她打破了长篇小说一般传统的叙事模式，从人的主观心态出发进行总体构建。以肖潇这位年轻女性主角为中心，拉开她的外视及内省的心理活动线索，打破时序，超越时空，忽实忽虚、忽梦忽幻，一任心态的流动。让读者跟着肖潇心理活动走，以此传达作者对社会、人性的哲学思考。

张抗抗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最后辉煌时期的代表作家之一，在创作上虽然已经取得了不同凡响的成就，但她依然锲而不舍，以敏锐的艺术嗅觉感觉时代运行的脚步声，刻意追求作品的艺术风格的建立与完善和思想的深度与哲学意蕴。张抗抗会停滞吗？她还能再属于二十一世吗？我说：她会！

１９９５年２月１０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