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的缺席──对《鱼我所欲也》的质疑

孟子善养浩然之气，其文多用排比，气势磅礴，汪洋恣肆，极具感染力。但中国文化中形式逻辑不发达的缺陷在其文中仍有所体现，这不免影响了他所阐述的道理的说服力。今即就其传世名文《鱼我所欲也》试作分析。

依我看来，《鱼》文阐述了关于人生价值的两种取舍：“生”和“义”、“利”和“义”。第一组关系论证是严密的，而第二组则不太令人信服。

面对“一箪食，一豆羹”，路人不受、乞人不屑是有可能的；面对“万钟”，不辨礼义而受之的人也是有的。但这两种行为是否为同一人所为却大可存疑，而孟子却言之凿凿：“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而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而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并且给予当头棒喝：“是亦不可以己乎？”

愚以为，在“贪”与不“不贪”，“大利”和“小利”之间，应该有四种组合方式：

１、贪大利，亦贪小利，是为“恶匪”；

２、贪大利，不贪小利，是为“帝王”；

３、不贪大利，只贪小利，是为“小偷”；

４、不贪大利，也不贪小利，是为“忠臣”。

他们分别代表了四种不同品格的人面对“利”的不同态度。面对“一箪食，一豆羹”，有为人格尊严而拒绝的硬汉，难道就没有奴颜卑膝、取而食之的懦夫吗？或者当时取而食之，后来就一定是懦夫吗？想韩信当年曾受胯下之辱，人格何在？尊严何在？但他后来不是成为一名叱咤疆场的统帅么？在教授这篇课文时，当时就有学生提出质疑：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如果饿死，那就再也没有东山再起的时候。刘胡兰的英勇就义、董存瑞的壮烈献身固然值得万世景仰，但越王勾践的忍辱负重、渣宰洞里的华子良装疯卖傻难道就不是另一种人生智慧？

也有人笑言，陶渊明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潇洒地挂冠而去，但如果是五百斗、五千斗呢？他走的时候还会不会这样轻松自在？在此，我无意亵渎先贤，要陶氏对此作答也无可能，但这个问题却无可回避：人们可以为尊严而不屑“一箪食、一豆羹”，但如果面对的是“万钟粟”呢？也许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会变得沉重许多。不是吗？胡长清之流并非一开始就墨黑一团，只是后来“乱花渐欲迷人眼”，才落得身首异处的可悲下场。由此反证，“万钟粟”对人性的挑战是何其巨大。

孟子的结论当然没有错：人们之所以在“利”面前迷失方向，根本原因是他们失其本心。但他的推论过程，因对人性的了解过于粗疏而流于简单，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瑕疵，哪怕是白璧微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