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刿论战》注商

１、“衣食所安”

“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孔颖达疏：“公意衣食二者，虽所以安身，然亦不敢专已有之，必以之分人。”目前流行的注本，多释“衣食所安”为“衣食这些用来养生的东西”，认为“安”有“养”的意思。中学课本所注亦同，似皆本孔疏。但均为肆意增字以解之，不可信。“衣食这些用来养生的东西”，决非鲁庄公一人所能专，人亦非必待其分而后有之，此注之误甚明。故清人俞樾《群经平议》卷二十五云：“传文但言所安，不言所以安，孔义非也。《晋语》：‘孝敬忠贞，君父之所安也。’韦昭注：‘安犹善也’。此谓虽已之所善，而必以分人。《说文》：‘便，安也’。是‘安’与‘便’同义，犹言已之所便安耳。”此言甚是。《颜氏家训·后娶》引《后汉书》云：“（薛包）器物取其朽败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所安”之义与此同。“衣食所安”即“衣食之所安者”。“所安”可以看作“衣食”的后置定语。“安”训“善”。庄公这句话是说，自己感到好的衣食，不敢专享，必以之分人。正因为是衣食中的精美者，数量有限，所分之面必不能广。故曹刿说“小惠未徧,成弗从也”。如果是泛指“衣食这些用来养生的东西”，皆生活之必需品，则鲁国虽贫弱，亦当人人有之，只能说不丰足，不能说“未徧”，一人能专，分之不徧，必衣食之美善者。《战国策·赵策》：“衣服之便于体，膳啗之嗛于口，未尝不分于叶阳、泾阳君。”前二句可以作为“衣食所安”一语的绝好注脚。

２、“弗敢加也”

“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于这句话中的“加”字，古本不多加注。自选读本出现后，其初多以“增加”释之。后来又多解为“虚报”。近读《文史知识》１９８９年第一期，又有人认为“加者，变化。实指减少。”这一句看来很平常的话，竟然歧解迭出，愈说愈奇，孰是孰非，不可不辨。

认为“加”训“变”的同志否定“增加”说，理由有二：其一，“把‘弗敢加’释为‘不敢自行增加’等，忽视了春秋祭祀未必不敢增加的历史事实。”其二，“与《国语》所录抵牾”。先说第一点，认为当时“祭祀未必不敢增加”，“其祭祀也多有超过规定、自行增加的”，因而就不存在“不敢增加”的问题，这是不合逻辑的。恰恰相反，正因为有这种“礼崩乐坏”的“不正之风”存在，所以鲁庄公把“不敢自行增加”看作是事神有礼、不与时尚同流合污的举动，可以作为据以进行战争的重要条件。鲁国是周公的旧封，素有重礼的风气。“礼崩乐坏”的现象在鲁国出现也较晚。春秋时列国都常到鲁“观礼”。所以，别国“敢”，而鲁庄公“不敢”完全合乎情理。《左传·昭公二十年》记齐国事，“梁丘据与裔款言于公曰：‘吾事鬼神丰，于先君有加矣。’”这里说的“有加”，与庄公说的“弗敢加”，句意虽相反，但“加”字的意思却无疑是相同的。

再说第二点，《国语·鲁语上》记曹刿问战，“公曰：“余不爱衣食于民，不爱牲玉于神’”后一句也是说祭品该供多少就供多少，决不吝惜。《孟子·梁惠王上》说齐宣王举行祭钟仪式，以羊易牛，致使“百姓皆以王为爱也”。此事虽发生在战国，但也可以看出，所谓“爱”就是不按规定供祀“不爱”就是能按规定供祀，并不一定指毫不吝惜，尽量增加祭品。《左传》与《国语》记述虽有不同，却都是说按规定数量供祀，并不“抵牾”。虽然古人也认为“神唯多是求，贪得无厌”，为此，齐景公“事鬼神丰，于先君有加矣”，虢公也说”吾享丰洁，神必据我”（《左传·僖公五年》）。但用“礼”来衡量，祭品超过规定则是淫祀以媚神。用非礼的手段讨好鬼神，是对神灵的亵渎，故庄公守礼而“弗敢加”。而且，《国语》中曹刿所说的“神求优裕于享者”，并不是说庄公应增加祭品使神优裕，而是说应使百姓“财用不匮，莫不能使共祀”，否则，只是庄公“独恭”，而“独恭不优”，“不优，神弗福也”。

释“加”为“虚报”，在前些年较为流行。中学语文课本亦采此说，注云：“加，虚夸。这里是说以少报多。”此说有一定根据。《说文》力部：“加，语相增加也。”段玉裁注：“譄哀下曰加也，诬下曰加也。此云语相譄加也。知譄、诬、加三字同义矣。诬人曰譄，亦曰加，故加从力。”依此，则“弗敢加”即“旨敢诬”，也就是不敢扯谎虚报。然左氏之书，“加”字屡见，均无“虚报”之义，博学如桂馥、段玉裁亦不敢引此以为佳证。除此之外，古文中尚未发现有“加”字单用作“虚报”解之例。许慎拘泥于字形，以“加”从“口”，故释为“语相增加”。应该说，“加”的基本意义还是“增加”。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也说“许君谓语相增加，恐属傅会”。玄应《一切经音义》五引《说文》云：“诬，加言也。”所谓“加言”就是凭空构架，或添枝加叶，言过其实。段注：“引申之，凡据其上曰加，故加巢即架巢。”实际上“加”的本义正当如此。《汉书，五行志》：“成帝即位，显伏辜，淮阳王上书冤博，辞语增加，家属徏者复得还。”颜师古注：“言博本为石显所冤，增加其语故陷罪。”这里只能说“辞语增加”，决不能单独用“加”来表达。

“虚报”说还有一条有力的佐证，那就是下文的“必以信”。前面说不敢虚报，下面接着说一定要诚信，一意相承，顺理成章。而且杜预注也说：“祝辞不敢以小为大，以恶为美。”这不是说不敢虚报祭品吗？似乎很有道理，殊不知古人所谓事神以信，并不是指不虚报祭品多少。古人“祭神如神在”，祭品多少是明摆着的，不能当面扯谎。古代祭祀时，祝史要向鬼神报告的是国君的所作所为、功德的大小。《左传·桓公六年》：“季梁曰：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令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必以信”的“信”，也就是这里所说的“祝史正辞”。所谓“正辞”，杜预注为“不虚称君美”。与之相反的“矫举以祭”，杜预注为“诈称功德以欺鬼神”。《左传·昭公二十年》：“若有德之君，外内不废，上下无怨，动无建事，其祝史荐信，无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飨，国受其福”反之，若国君不贤，而祝史“盖失数美”（掩盖过失。数举美善），则“鬼神不飨其国以祸之。”由此可见，“信”是指祝史如实向鬼神报告国君的功德。杜预在“信”字后作注云：“祝辞不敢以小为大，以恶为美”，也是指国君功德的大小美恶，而不是指祭品。

综上所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是说“牺牲玉帛等祭品，我不敢擅自增加。一定要用诚信事奉神。”这句语有两层意思，一是说祭品不敢越礼擅自增加以媚神，一是说祝辞一定要诚信，决不“虚称君美”以欺神。“加”应解为“增加”，本常用义，故古人多不注。后人刻意求新，反而有悖左氏之初衷。

３、“小信未孚”：

杜预注：“孚，大信也。”此说纯属臆测，故洪帝吉《春秋左传诂》、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皆认为“杜随文生训，未安。”但今人多据此立义，有的注为：“对神不说谎话，这是小信，还不能算是大信。”有的注为：“这是小信，还没有使神真正信任。”中学语文课本也注为“（这只是）小信用，未能（受到神灵充分）信任。”

古人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这里所谓“小信”，绝不是说祭祀时对神恭敬诚信是件小事。据《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成肃公在出兵伐秦之前祭社，不恭敬。受到刘康公的严厉谴责，并断定他将不久于人世。曹刿的意思是说，只有国君一人这样，范围小。《国语·鲁语上》记曹刿的话是这样说的，“小赐不咸，独恭不优。不咸，民不归也；不优，神弗福也。”“小信”与“独恭”意思相近。曹刿认为，庄公没有做到使百姓“财用不匮，莫不能使共祀”。仅行一己之诚信，而百姓财用匮乏，不能普遍供祀神，故“神弗福也”。由此可见，“孚”在这里当为“尃”或“敷”（《说文》段注云：“二字音义同”）的借字。《说文》“尃，布也。”《小雅·文诂》：“敷，布世。”《诗·周颂、赍》：“敷时绎思”，郑玄笺：“敷犹徧也。”孔疏：“敷训为布，是广及之义。”“孚”与“专”、“敷”古音相近，可通用。《易、需卦》：“有孚。”《经典释文》云：孚，“又作旉。”“旉”与“专”同。因此，“小信未孚”当解为“只是一己之诚信，还不普遍。”

４、“必以情”：

“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杜预注：“必尽已情察审也。”《陈书·儒林传》：“周弘正议曰：‘凡小大之狱，必应以情，正言依准五听，验其虚实，岂可全恣考掠，以判刑罪。’”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据此以为”旧说谓尽讼者之情也。杜注谓必尽已情，非。”其实，杜说在周弘正之前，未必就不是“旧说”。《礼记·王制》：“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变，故君子尽心焉。”这就是杜说的依据。杜以“情”为“尽己情”。指断狱者主观之情；刘说“尽讼者之情”，指官司案件当事人客观之实。《古文观止》注：“情，实也。”中学课本注：“情，实情。”《辞源》修订本以此语为书证，解为“情况，实情。”都认为“情”指客观实际情况。但是，上文明说“虽不能察”，既然承认对案情不能一一审察清楚，怎么能肯定依实情断案呢？古人说话亦不应如此自相矛盾。细玩文意，当以杜注为是。这里的“情”训诚。《淮南子·缪称》：“不载其情。”高诱注：“情，诚也。”“情”、“诚”迭韵，例可通假。《墨子·非攻》：“情欲誉之审，赏罚云当。”孙诒让《间诂》：“情亦与诚通”。《左传》全书不用“诚”字，凡“诚”义多借“情”为之，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民之情伪，尽知之矣。”“情伪”即“诚伪”，也就是“真假”。本来“情”作“实解”，也是借作“诚”。但是“诚”可解为“真实，也可解为“诚恳”、“诚心诚意”。“必以情”当译为“一定要用诚心来处理。”正因为如此，所以曹刿接着说“忠之属也，可以一战。”上古时期，“忠”指尽自己的力量做好份内的事，或尽力做好别人托付事的，对人负责。是办事人主观的态度。《国语·鲁语上》：“公曰：‘余听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断之。’对曰：‘是则可矣。知夫苟中心图民，智虽弗及，必将至焉。’”“必以情断之”就是“中心图民”的具体表现。“中心图民”是说从内心里为百姓着想，对百姓负责，也就是“忠”。这与《左传·桓公六年》季梁所说的“上思利民，忠也”。意思是一致的。这都说明“必以情”的“情”当解为“诚”，是指断狱者的主观态度。

上古兵、刑无别（参顾颉刚《史林杂识》第八二页）。甲兵为大刑，敌古代用兵必先平狱。《诗·大雅·皇矣》郑玄笺：“天语文王曰：女无如是拔扈者，妄出兵也；无如是贪羡者，侵人土地也；欲广大德美者，当先平狱讼，正曲直也。”庄公之所以把以诚断狱作为进行战争的条件提出，原因也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