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曹刿论战》的几个问题

一、《曹刿论战》是侧重于记事，还是侧重于写人？

我所见到的一些参考资料和分析文章，都没有明确地说这篇文章是侧重于记事，还是侧重于写人。但从他们具体分析的文字来看，有时是看作侧重于记事，有时则当成侧重于写人，前后是矛盾的。例如，三段的大意一般都是这样概括的：第一段，写战前的政治准备，第二段，写战争的经过，第三段，写战后总结胜利经验。这显然是把它看作侧重于记事的文章。但是在分析写作特点时却又说：《曹刿论战》的重点不是记叙战争，而是记曹刿对战争的高见卓识，记他采取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这显然又是把它看作侧重于记人的文章了。

究竟应该怎样看它呢？我认为《曹刿论战》不是侧重于记事，而是侧重于写人，因为它的重点是记叙曹刿的言行。我们逐段来看。第一段，先略写曹刿请见鲁庄公的缘由和经过，再详写曹刿和鲁庄公的三问三答，重点在于突出曹刿对赢得战争胜利的根本条件的看法。曹刿认为，冤狱少，民怨就小，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拥护，才 “可以一战”。这正是他的高见卓识，正是他比“肉食者”高明的地方。作者在这一段里主要是赞颂曹刿的这一点，并不是记叙战前如何进行政治准备的。鲁庄公的三答，不过是标榜他平时的“德政”，而不是介绍他专门为这次战争进行政治准备的情况。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引用这篇文章时，倒是说过这样一句：“文中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那是从分析以弱胜强的战例的角度说的，意在说明取信于民的重要性，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作为一篇选进语文课本里记叙文来分析，就不能照搬毛主席的这句话。我们是分析、归纳文章的段意，不是分析、总结一次战例。第二段，虽然简略地记叙了作战的经过，但是作者描述的重点却是曹刿的言行，读者最感兴趣的和集中思考的重点，也是曹刿两次说“未可”、“可矣”和他“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的行动。而不是“齐师败绩”、“遂逐齐师”等战况。这里尽管尚未点明曹刿这样说、这样作的原因，但读者很自然地会想到：曹刿必有道理。因而油然而生敬佩之意。这一段实际上是埋下了伏笔，为下一段曹刿“论战”做了准备。所以，第三段是对第二段的补充交待，说明曹刿采取这种战略战术的道理，并不是什么“胜利后的总结”。文章用“公问其故”引出曹刿的“论”，是要进一步表现曹刿的高见卓识和军事才能，比第一段更加有力地说明他比“肉食者”高明。总之，写战前问条件，方战养士气，初胜察敌情，既胜论战术，都是突出曹刿这个人物。因此，《曹刿论战》的侧重点是写人，而不是记事。明确了这一点，概括段意和分析写作特点就会一致起来，不致前后矛盾。

二、应该怎样评价曹刿？

我所见到的一些参考资料和分析文章，一方面肯定了曹刿的深谋远虑、高见卓识和指挥才能。另一方面又说他是“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这样的评价很值得商榷。我认为只肯定他的见识和才能是不够的，说他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更是不恰当的。《曹刿论战》里的曹刿，除了见识和才能值得称颂外，还有两点也不应该忽视。

一是他的爱国精神。在“齐师伐我，公将战”这样的关系到鲁国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曹刿要求见庄公，说明他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关心鲁国胜负。当他问清了“何以战”之后，还是不放心，又进一步提出“战则请从”的请求，要给鲁庄公当参谋，当助手。这种以主人翁姿态主动积极地贡献自己聪明才智的爱国精神，是很值得赞扬的。

二是他的勇毅精神。一个普通的人物入宫见国君，又是过问这么重大的国事，这是需要一点勇气的。入宫的后果如何，很难预料。其乡人劝阻他不要参与，恐怕不一定是看不起他，很可能是为他担心。但是曹刿置个人于不顾，未听劝阻，还是毅然地进宫了。这种勇毅精神更是难能可贵的。

然而，这样一位可敬的曹刿，却被扣上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大帽子，这是很不公平的。面对外国强敌的进攻，曹刿挺身而出，主动为鲁庄公出谋划策，最终击败了齐师，这首先是符合鲁国人民利益的，因此曹刿的行动应该肯定，无可非议。如果一定要对曹刿的行动作“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的阶级分析，那么曹刿的聪明才智也就不值得赞扬了。连抵御外敌都要当作“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加以批判，那么我们的古人还有哪一个有爱国主义思想可言呢？

三、应该怎样看待鲁庄公？

鲁庄公是《曹刿论战》里另一个重要人物，但是许多分析文章都把他忽视了，即使有提到他的，也是把他当作反面人物捎带贬低几句。我认为，忽视他不对，片面地贬低他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全面地、正确地看待《曹刿论战》里的鲁庄公。鲁庄公固然有鄙陋的一面（这里不详说了），但是也有可称道的地方，这就是他们的民主作风。从文章的记叙来看，曹刿不过是个非“肉食者”的下层小人物，而鲁庄公则是一国之君，一卑一尊，地位相差可谓悬殊矣！然而，当外敌当前，曹刿出于一片爱国之心，请求见庄公，庄公热情地接见了他。曹刿入宫后劈头就问：“何以战？”简直有点质问的口气，鲁庄公不仅不反感，还很耐心地一次又一次地作了答复，并且答应了曹刿“战则请从”的请求。与之同乘一辆战车，言必听，计必从，结果“齐师败绩”，鲁军大胜。战争结束后，鲁庄公还谦虚地“问其故”。鲁庄公允许非“肉食者”参与军国大事，不自以为是，虚心听取下层普通人物的意见，这在那个时代确实是一种难得的民主作风，是应该肯定和称赞的。试想，如果不是这样一个鲁庄公，曹刿岂不是徒有爱国热情？其聪明才智又怎能得以充分发挥？我们不应因为他是一个国君，就不愿和不敢说他几句好话。文章是这样表现他的，我们就应该这样评价他，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语文教学通讯》１９８０年第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