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刿论战》新论

如何用怀疑的精神来对待一个文本？

这里以《曹刿论战》为例子来谈。

按照传统的分析，首先就把《曹刿论战》确定为是记载中国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一个著名战例，是不够妥当的。甚至可以说是一次误导。这是一种人为设定的学习“限定”，不利于学生对文本潜在价值进行多向挖掘。在教学开始，就对文本进行定性，这是对文本原初价值的伤害。这里谈的不是这个判断的正误问题，而是对待文本的科学态度问题。关于传统经典本文，许多既有的解读，基本上都是导向国家和政治的，什么小国如何打败大国、政治上如何取信于民等等，这种理解当然是成立的。《曹刿论战》这个文本可以给后来的帝王读，教导他们如何管理国家、打好仗。（中国传统文化总在这里有过多的纠结，古代的文化表述总有为帝王服务的抱负，文人想着上面，想着讨好上面，这几乎变成文人的血脉一直流淌下来。）但是现在，文化普及的今天，文化已经不再为统治者及他周围的一部分人所独专，已经被人们普遍接受，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许多历史文献急需重读，需要解读出新义来。

语文教学也有必要来一次“矫正”，让文本重新回到它的自然属性上来，回到它的中性的位置上来，以便我们能够获得更多的意义。当然，这里的意义，已经不是它的本意，而是它的“使用价值”义，是能指。有人会指责说，《左传》是记载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情况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它就是说大事的啊。是的，不错。但是，我们知道，《左传》全称为《左氏春秋传》，相传是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它是阐发或解释史书《春秋》的。也就是说，我们学的《曹刿论战》是左丘明加工、发挥出来的作品。他在用史实阐述《春秋》经义，他在详述，他在故事化，他在用自己的方式再现历史。他对历史的表述尚且如此具有主观性，我们就应该认识到历史文本的主观色彩。大家都知道，《曹刿论战》所记之事在《春秋》中只有一句话：“十年春，王正月，公败齐师于长勺。”确实是大事，不过只有一句。到了《左传》里，就敷衍成了一个有情节有人物的故事。这正是文学和历史的区别。

在今天，从学生学习《曹刿论战》的意义和本则材料的价值上来看，《曹刿论战》的教学，可以定位到“论”这个字上来，定位到曹刿这个人身上来，定位到曹刿这个人的胆略、智慧和能耐上来。当然，这也并非强求一律，教学者各人可以根据自己对这个文本的理解，各得其所。重要的是，在课堂上，教师不应该把某一种“主导的理解”说得言之凿凿，并强求学生认同。这样做，是犯了正确观念强迫症。真正具有人文精神的语文教师，应该把一个文本变成一个蓬松的结构，变成一个可以渗透的结构，变成一个学生可以进行思维泻入的结构，他不进行知识殖民，他会呈现，而把取舍权给学生，他不把自己的思想或观点强加给人。

教学过程中，应该培养学生对文本的怀疑精神和独立求知的精神。怀疑是一种非常可贵的品质，它可能会导向学生对文本有自我见解，并让文本这个客观之物在他们那里能够“产生”出新的意义。日后如果学生能形成自己对待文化的态度，形成自己的科学的历史观，这将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人文素质，这远甚于忠实、准确地接受别人的见解，这比黄金还重要。

《左传》长于记事的特点，在《曹刿论战》里并没有典型地反映出来。这篇课文虽然也记事了，但它只起了一个外框的作用。里面倒是写活了曹刿和鲁庄公两个人，对话也很精彩，还有论理性，特征都很鲜明。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篇课文可以解读为是关于曹刿个人的，这种解读将不同于以往。这里根据我的理解，做一个个人化的阐释。一般的分析，都不大重视曹刿请见前其乡人说的那句话──“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其实，这是这个文本的发端，它可能蕴涵着作者“制作”这个文本的主观意图。这也是曹刿这次主动去显露锋芒的中国。曹刿是一个有自信、有智识的人，他认为肉食者鄙陋，认为他们没有见识，不能拯救危在旦夕的国家，于是，他去了朝廷，去了以后，就英气勃发，单刀直入地敢问鲁庄公：“何以战？”

接下来的对话，鲁庄公都处在回答的地位上，而曹刿奇怪地处在主动的、决定性的地位上。文本中，鲁庄公处于非常不合常理的被动地位，这可能与民间记史有关。宫廷史官记史绝对不会这样。当然，也可能与春秋时期君权不如后来那么威重有关。我们不知道曹刿在鲁国的实际地位，也缺少相关的历史资料，但我们知道是这个“文本”的制作者把他放在了决定这场战争的最重要的位置上。历史的真实是不是这样，我们无从知道。我们所知道的是，“文本”的真实情状如此，而历史的真实情状未必如此。这里的怀疑，轻而易举地就穿透了文本，并可以得出结论：《曹刿论战》不是信史。这样，文本的文化镜像特性，就在这里比较典型地表现出来了。

文本不是一个致密的不能被穿透的物质。语文教学对待文本的太过于忠厚的态度，是不符合当代文化发展方向的。我们应该知道，文本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以及生活的真实，是两码事。厘清这一点，对于文本的理解和教学，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文本所呈现的，是与真实平行的另一个现实，是文化现实，是镜像。

有人可能要站出来责问：我们语文教学就是要操作文本，你“穿透”了文本，那我们站在哪里教学？是站在广阔的人文领域，还是站在坚实的大地？

我说，不，我们就在文本里面教学，但我们要聪明地知道文本是文本制作者的主观表达。人文学科，其主要的特征就是主观性，只不过后来我们在文本里看出了客观，不过这一切都打了折扣，或做了处理。

中学语文课本里，有许多经典篇目，都来自于历史巨著，其文笔优美，对话精彩，形象丰满，细节生动，它们文史不分，实在难以剖分，《史记》是“无韵之离骚”，《战国策》是散文，历史和文学在这里交尾，暧昧不清。实际上，历史是一门科学学科，重真实，而文学的重要特质是虚构。比如“十年春，王正月，公败齐师于长勺”这就是一句说明性的科学表述，而《曹刿论战》则是借史议论政治、军事的“文学作品”。

接上前面的课文阐释。曹刿求见鲁庄公，获得信任后，两人就战前的准备开始做探讨。一个国家，要进行一场战争，是一件很大的事，不是可以小觑的，也不是鲁庄公带兵亲征就可以解决问题的。鲁国是一个小国，要想对付艰难时局，国内的准备做得越充分胜筹越大。用这个思想来指导学生回到历史的真实处境中，可以更好地理解课文。面对“何以战？”的疑问，庄公的回答都被曹刿否定。衣服、食物赏赐，是简单的激励士气的办法。祭祀鬼神，古代君主在打仗前都会例行地做一下的。小恩小惠不能普及到民众，百姓不能最大程度地被调动。战争来临前对神的虔敬是临时抱佛脚的做法，神不会赐福给你。此处曹刿所做的可能不是全否定，而是有限度否定。曹刿的意思可能是说“光”靠一点两点是不行的，应把这几者“叠加”起来，激励士兵、求得神灵佑护，再加上战前以实情来处理国内的案件以动员全国的力量，这样去抗敌，鲁国全国的战争动员就做好了。

曹刿把战争变成了政治行为。在战前的运筹上，曹刿的思虑已经远远超越了战争。事实上，只要鲁庄公这么做了，他就能从鲁国人民那里借来神力。到这里为止，曹刿的个人胆略、个人智慧都显露出来了。鲁庄公听从了曹刿的想法，曹刿也成了战争的实际指挥者。

像曹刿这样的智囊人物、谋略人物，是君主的头脑。一个君主，能听从正确的见解，就是一个合格的君主。教参对鲁庄公的评价是不够科学的，说他是个平庸的国君，政治上无能，军事上无知，还说文章把庄公和曹刿作了许多处的对比，庄公愚蠢地“将鼓”、“将逐”，曹刿则回应两个“未可”等，这种认识可以聊备一格，但不要变成常识或通识告知学生。你告知了学生，学生就不再往前走了，不再自我认知了。在人文领域里，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是有攻伐和排斥作用的。所有的本文，都应该是可以无尽探求的，文本如果被结论化地讲授了，或结论化地被学生接受了，那这个文本就死了。其实在这里，你说将曹刿和鲁庄公进行了对比，可以，你说鲁庄公从善如流，也可以。

分析的无限膨胀，分析的多样性和多样化，是对一个经典文本的最高尊重。一个真正有意味的文本是不能被盖戳子的，它总有着无限的探讨价值。中学语文教学里，严重地存在着一种简单化的倾向，想给什么都下结论，想把什么都定死。

我们在阅读教学的态度导向中，应该把文本中性化。文本行文中，并没有对鲁庄公使用任何直接的贬语，所以，我们不能大做贬低鲁庄公的讲解。关于历史叙述，若是有过分强烈的情感判断参与进去，是不恰当的。语文教学不是单纯的文学教学，也不是单纯的历史教学，而是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语文教育，真实是历史的标准，文学操持的是美的标准。我们若是想从这个本文这里获得历史的真实，就要拨开一层美学的迷雾。诸如对比、反衬这些手法，就是一种迷雾。在历史叙述面前，这一种手法有着它的不公正性。它表现出了语言的非公正性（不过，这也正是语言的力量之所在，是文学性的重要特征）。手法，有它的强权。文本制作者为了表达某主体（曹刿）的正确，就用别的人（鲁庄公）来反衬主体，把别的降格，把主体抬升。但是，这里是值得怀疑的：左丘明为什么敢用帝王的错误来反衬曹刿的正确？难道因为鲁庄公是小国之君或者鲁庄公是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无用国君？我们知道，左丘明在感情上一定是倾向于曹刿的，他尊重曹刿的智谋，不过，他不应该敢明目张胆地说鲁庄公的不是。当然，左丘明作为文化记录者的个人欲望在这里得到了满足，他本人也是一个读书人，不是一个国家的掌管者，所以，他很重智慧，他把曹刿的智慧构织到了君主和国家之上，这跟我们文化传统中的某些智慧化身被赋予最高待遇一样，这是文本制作者的赋权。

真正的一场战争一定是千头万绪的，决定一场战争胜负的因素太多了，决不会像一个区区几百字的文本的经营这么简单，我们这里理解的完全是左丘明的文本。它对我们，只具有资料的价值，而没有终极价值。其实，所有的文本都是如此，所有的课文都是这样，它们只是我们的思想资料，而不是盛着什么结论的碗或钵子。我们只有站在历史本位上来理解这个文本，才能获得这些认识。如果只站在文本里面理解，则可能神化曹刿。人们习惯于从结果来看过程，特别是我们中国人。人们认为曹刿的一套组合拳获得了胜利，这证明了曹刿的正确，证明了曹刿从头到尾全过程的正确。其实，对人类社会的文化认知，不能走这一条根据结论来逆推的路，否则就只会根据结果来论断过程，变成无用的结果论者。在这里，我们可以非常有趣地这么思考一下：鲁庄公的一上来就开打的做法，也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会赢得战争，而大国齐国输掉了那场战争，可能还有别的什么本文没有提到的原因而已。我们学生的顺从精神，多半是从“结果”来的，学生的思维被训练得封闭起来了，而不是越来越活跃了，学生被训练成为接受式的，而不是探究式的，这样下去，我们的民族思维将出现悲剧性的后果。这是典型的认知的悲剧。世界是或然的，通往成功的方法有许多，可以并存。在人文科学里，最可贵的一种意识是什么主张、什么行为是最优的。也许，好几种方略都可以达成成功，但关键是看哪一种最好。从文本里看，鲁庄公没有曹刿思考得周全。为了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文科素养），我们不能在语文教学中提供太多的标准化答案，也不能限定学生的多向思维，或者侵犯、打压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开放性的思维方式，不认一理，肯定是一种非常可贵的思维素质。这是一种当代文化意识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人文素质，而且，对我们中国人特别有针对性。关于素质，顺带说一下，素质主要是意识方面的，而不是量的积累。

如果按照鲁庄公的指挥去做去打了，必然会产生那场战争的另一个结果，而曹刿的“结果”将被遮蔽。这就是历史，也是文化认知的壶奥。在这里，我们可以歌颂鲁庄公，因为他作为一个君主却能放弃自己的主张，而任由另一个人来发号施令并取得战争的胜利，这实在是一种美德。

最后，让我们批判性地看一下这个文本。《曹刿论战》夸大了曹刿个人的力量，全文里，曹刿是一个英勇的拳击手，而鲁庄公只起到了陪练的作用，鲁庄公降格成为一个设问性的人物，所有的聚光灯和精彩台词都给了曹刿。另外，文本很明显地附带有作军事教科书的企图。但我们可以分析出曹刿确实是一个精细的洞悉一切的善于判断局势的人，他能从国家政治的高度上组织好一场战争，也能在战争进程中指挥好进攻，他确实是一个有能耐的人。最后一段，还是他做的一次美妙的自我讲解。

中学语文课文教学中，关于经典，关于古文，已经有许多的文化解读，当然也有曲解在里面。当我们今天围绕这些文本来组织新的当代的有价值的语文学习时，我们需要做的是一种还原，让文本回到中性的状态，回到零度的状态。我们当然会借鉴好的见解，但也要怀疑各种已有的文化解读，去除许多标签式的记号，同时也对传统解说进行新的阐释。对文本做出基本的常识性的讲解，是可取的，但以中性的、启示性的为好，剩下的，应该让学生自己去探究。值得强调的是，你所给定的结论，不应该带有侵犯性，不应该是对学生的见解的占领。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情况就是，急需把中学语文教学纳入社会文化思考的范畴，否则，仅靠一帮人在打造我们民族的思维，打造着我们民族的未来，是封闭和狭隘的。这里已经自成一个相对完备的系统，长期以来一直是系统内的思维和系统内的规则在起作用，“内部”的尺子和规则拒绝着外部观念的侵入，新的社会文化观念很难进入这个场域，许多次的呼喊，到最后，仍还是系统外的社会只能抱怨，而不能介入，这是另一个悲剧。

在高年级，培养学生的批判性阅读能力，是一项极其有意义的活动。它对学生的终生素质、学习人格，都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

批判性阅读是一种对课文作出个人反应，对读物作出个人判断的阅读，这是史密斯在他所著的《阅读理解中的多样性》中的见解。他举了一个例子。在某一插图本里，画了一条狗，坐在运货车里，狗坐在车兜里，跟着车从陡峭的山上滑下来，一个叫苏珊的女孩看到了，她说：“这是愚蠢的。一只狗不可能坐在运货车里像这样下山的，它会跳出来的，我的狗从来不会坐在车里并让我拉着它转。”这就是批判性阅读。从认知态度上看，批判性阅读对文本是怀疑的，它是阅读者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阅历，对文本展开验证的一种阅读、消化、转换的活动。

本文这里所说的，也隐约有这个意思，试图让文本变成学习者进行个人化学习和思考的文本，试图让学习者站在更宏观的立场上理解人类的文本。至于这种批判性思维下的批判性阅读技能，则是具体的语文教学行为，没有过多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