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曹刿论战》和《国殤》中的车战

通用语文课本初中第五册《曹刿论战》，记述春秋时期一次齐鲁长勺之战，高中第一册《国殇》是战国时期悼念阵亡将士之作。这两篇课文主题和体裁虽各不相同，但都写了战争，而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是以车战为主的。为了更好地进行语文教学，了解一下当时车战的情况是必要的。

下面分一、战车，二、乘员，三、武器装备，指挥工具和指挥标志三个方面来谈。

一、战车

这一时期的车子，都是独辕、两轮、方形车箱、长毂，车辕在车的正中，后端压置在车箱下面轴上，辕尾稍稍露出箱后，辕前端横置车衡，在衡上缚轭，用来驾辕马。（汉以后则多双辕，左右各一。）车前驾四匹马（两匹骖马、两匹服马），也有驾两匹马的。⑴

１９７６年在山东胶县西庵地方出土了一辆西周车子，这辆车子上出土的遗物──各种兵器，强有力地说明了它是一辆战车。下面是这辆战车的图形。⑵

西庵这辆战车具体尺寸如下：

轮径１４０厘米；辐数１８根；轨宽２２４厘米；箱：广，１６４厘米，进深，９７厘米，高，２９厘米（遭破坏后的现存长度）；辕长２８４厘米，辕径８＿１０厘米；轴长３０４厘米；衡长１３８厘米，驾马数四匹；毂长４０厘米；轴头铜軎（念卫）长１３.５厘米（毂长加軎长５３.５厘米，这是从车箱一侧到轴端的长度）。⑶

一乘战车大约宽３米左右，驾上马以后，全长也有３米左右，就是说一乘战车至少要占９平方米的面积。⑷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战车形制，这里把战车上面几个小部件解释于下。

軎、辖（念侠） 軎略呈长筒形，套在车轴两端。軎上和轴端有一横穿的孔，插入略呈条形的辖，使軎固定在轴端，不致脱落。

毂（《国殇》中“车错毂”的“毂”），它安装在车轮两侧的轴上，使车轮保持直立，避免内外倾斜。

轭（念扼），一首两脚，作人字形分叉。轭首系在车衡上，轭脚架在马颈上。⑸

《曹刿论战》中“登轼而望之”的“轼”，西庵的资料没有提到它。它是个小部件，年深月久可能早就腐朽了。但我们考查一些古代文献还是不难了解它的。春秋时代晋楚城濮之战，楚国主将子玉叫人向晋君挑战说：“请与君之士戏，君凭轼而观之。”⑹《说文·车部》说，“轼，车前”，即车前之木。１９７９年出版的《辞海》解为“设在车箱前面供人凭倚的横木”。它只有安装在车箱前面的木板上而不可能安在车箱的侧面和后面。它是块平面的板而不可能是圆形的物事。它既可以“登”，登轼而望远处的战斗情况；又可以“凭”，凭轼以观近处的战斗情况。如果它是圆形的，“凭”还可以，“登”就要摔下去的。我认为：“轼”是横置在车箱前沿板上面的一块长形平面木板。《左传》晋楚鄢陵之战中，“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军”，⑺《说文·车部》巢车作“”，解为“兵高车加巢以望敌也”。这种巢车则是长勺之战以后的战斗中较先进也是较专门的了望工具了。

当时大国间的大型战斗，双方总是动用大量的战车。如晋楚城濮之战，⑻晋国一方就动用战车七百乘，齐晋鞌之战，⑼晋国一方就动用战车八百乘。这只是战斗一方的车数，如把战斗双方出动的战车合在一起，那末，一次战争就有一千多辆战车参加战斗了。

二、乘员

乘员是乘着战车进行战斗的人员，包括指挥人员和战斗人员。当时一乘战车上有三个乘员。一个是指挥人员，他的任务是指挥战斗；二是右，也叫戎右，即车右，他是战斗的武士；三是御，也叫御戎，即御马驾车的人。齐晋鞌之战，夏御齐侯，逢丑父右，这是齐国方面。晋国方面，主将解张，御郤克，郑丘缓为右。⑽晋楚鄢陵之战，晋国方面，步毅御晋厉公，栾鍼为右。楚国方面，彭名御楚共王，潘党为右。还有郑国方面，石首御郑成公，唐苟为右。（这一战役，郑国是帮着楚国的。）⑾这两例史实，证明当时车战每辆战车上的乘员是指挥人员、御、右三人。《谷梁传》说：“凡车，将在左，御在中，有力之人在右。”⑿颜师古在《汉书》注中说：“乘车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处车之右，以备倾侧，是以戎事则称车右。”⒀这两条也可以说明乘员的人数和他们的任务。

对乘员的人数和任务作了具体生动描述的是《国殇》。那指挥人员“援玉枹兮击鸣鼓”，以号令全军进行战斗；那戎右先是“挟秦弓”以射杀敌人，敌人逼近时又“操吴戈”以钩杀敌人；那御者在骖殪右伤，轮埋驷絷的险恶情况下，还牵着四匹马的缰绳不放。

《曹刿论战》中说“公将鼓之”，为什么堂堂一国之君的鲁庄公要亲自击鼓呢？就因为他是这次战役中鲁国方面最高的指挥员，而他的任务是指挥全军进行战斗，他的击鼓是指挥鲁军去追逐敌人的。

出现在当时战场的，除了乘员外还有大量的徒兵，因与课文关系不大，这里不谈它。

三、武器装备和指挥工具、指挥标志

先谈武器装备。这两课中所涉及的武器是多种的，有“操吴戈”的“戈”，也有“短兵接”的“短兵”，（即“带长剑”的“长剑”等），还有“挟秦弓”的“弓”，“矢交坠”的“矢”。远射的有弓矢，格斗的有戈，卫体的有刀剑，三种类型的武器全都有了。戈是古代兵器中的一种勾兵，用于钩杀。戈头是铜制的，戈柄是木或竹制的。戈头之所以能固定在木柄上，是靠戈上有“穿”（即小孔），春秋战国时代的戈有三至四个“穿”。戈连铜头带竹、木柄在一起，其长度有一个人的身长两倍多些，即三米多些。它不可能再长，再长就无法在战车上挥舞使用了。如下图⒁

两军对阵时，首先用弓箭对射（当然要在弓矢射程以内），便是“矢交坠兮”了。再互相逼近到长武器能够杀伤对方时，便挥动格斗武器（戈、矛、戟等）互相砍杀。到了“车错毂”时，特别是到了“骖殪右伤”，“轮埋驷絷”的险恶时刻，才用得上卫体武器的刀剑，才“短兵接”了。

下面说一下“被犀甲”的“甲”一类防护装备。西周和春秋时期车战乘员的防护装备，一般有：一、青铜胄，二、青铜胸甲，三、有铜护的靴子，四、盾。胄是戴在头上防护头部的，胸甲位于胸前，是防护前胸的，盾是拿在手上用以防护腹部的，腿部则有靴子防护，乘员身上绝大部分都得到防护了。

乘员有了防护装备，驾车的骖马、服马也得有防护装备才行。晋楚城濮之战，晋国打胜了，把战利品“驷介百乘”献给周天子，杜预注，“驷介，四马被甲”，马而披甲说明马有防护装备。⒂

下面谈车战的指挥工具和指挥标志。当时作战的双方都是用鼓和旗（旌、旆）来指挥的。当时的战鼓是铜制的，它是指挥军队向前冲杀的，安置在主将和各级将领的车上。主将一“击鸣鼓”，就是发出攻击前进的战斗号令了，随着，各级将领也都传达主将的号令，都打响各自车上的“鸣鼓”来，在战鼓齐鸣的号令下，所有战车一起冲向前去，所有徒兵也一起跟着冲上去。击鼓时机的掌握是表明主将指挥艺术的高低，也关系到战役的胜负。《曹刿论战》中，齐国军队已经打响了三通战鼓，战士已向前冲了一大截的路了。在齐国军队“再而衰”，“三而竭”锐气全消的情况下，而以逸待劳的鲁国军队才“一鼓作气”地予以迎头痛击，把齐国军队打得大败而逃。《国殇》中所描绘的那位指挥员，则是个英勇顽强，为国捐躯的英雄形象。他在“霾两轮兮絷四马”的极端危险的情况下，仍然把那“玉枹”紧紧地抓住不放，把战鼓擂得冬冬地响，直到“身首离兮”而仍然“心不惩”，才不得不放下玉枹，鼓声一停，指挥也就停止了，战斗也就失败了。这说明鼓这个指挥工具对战争是怎样的重要了。

旗子是标志主将和各级将领的所在位置的。它插在主将和各级将领的战车上。一般将领的乘车上只插一面旗子，主将的乘车则插两面旗子。城濮之战，晋国狐毛“设二旆”而迷惑楚人，结果打了胜仗。古代行军，只有中军是主将所居的地方树立二旆。狐毛所率领的本是上军，他却故意设二旆而向后撤退，使楚人疑为晋之中军败走以诱其深入。⒃这说明当时主将车上树两面旗子，一般将领车上只树一面旗子，已成定例，所以狐毛才用以欺骗楚人，而楚人就信以为真，从而受骗上当打了败仗。

旗子只能插在车箱后面，插在前面，插在两侧，都是妨碍乘员挥舞武器进行战斗的。⒄

因为旗子是标志主将和其他将领的位置的，所以曹刿望见齐军的旗子倒下，便认定齐军是真正败了，才叫鲁庄公下令“逐齐师”。《国殇》中的“旌蔽日”，说明各级指挥员人数之多，从而说明战斗规模之大，虽然有些夸张。

车战是春秋战国时期战争的主要形式。随着社会的发展，战争方式也随之发展，于是，车战就逐渐被骑兵、步兵所代替而退出战争舞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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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⑷⒄１９７７年《文物》五期杨泓同志的《战车和车战》

⑵⑶１９７７年《文物》四期《胶县西庵调查试掘简报》

⑸１９７６年《文物》十一期《小辞典：青铜器》

⑹⑻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⑺⑾《左传·成公十六年》

⑼⑽《左传·成公二年》

⑿《谷梁传·成公五年》

⒀《汉书·文帝纪》：“乃令宋昌骖乘”下注

⒁图见１９７６年《文物》十期《小辞典：青铜器》

⒃《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晋楚城濮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