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城
问:最近,我看了有关“朦胧诗”的评论,有一些想法,希望你能对其中的一些问题,谈谈你个人的看法。
答:我非常愿意。
问:首先你讲讲为什么叫“朦胧诗”,它们比较共同的东西是什么?
答:“朦胧诗”这个名字,很有民族风味,它的诞生也是合乎习惯的。其实,这个名字诞生的前几年,它所“代表”的那类新诗就诞生了,只不过没有受过正规的洗礼罢了。当人们开始注意这类新诗时,它已经度过压抑的童年,进入了迅速成长的少年时期。它叫什么名字呢?不同人从不同用度给它起了不同的名字;现代新诗、朦胧诗、古怪诗……后来,争论爆发了,必须有一个通用的学名了,怎么办?传统的办法是折中,“朦胧诗”也就成了大号。
我和一些诗友们,一直就觉得“朦胧诗”的提法本身就朦胧。“朦胧”指什么?按老说法是指近于“雾中看花”、“月迷津渡”的感受;按新理论是指诗的象征性、暗示性、幽深的理念、迭加的印象、对潜意识的意识等等。这有一定道理,但如果仅仅指这些,就觉得还是没有抓住这类新诗的主要特征。这类新诗的主要特征,还是真实──由客体的真实,趋向主体的真实,由被动的反映,倾向主动的创造。从根本上说,它不是朦胧。而是一种审美意识的苏醒,一些领域正在逐渐清晰起来。
问:据你说“这类新诗”的特点是“趋向主体真实和倾向主动创造”,“一些领域正在逐渐清晰起来”。可是,我却听到一些人说,它们的主要特点是难懂。你对“懂”“不懂”是怎么认识的呢?
答:懂,说得文一点,就是理解。
我觉得对于诗和人的理解从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是由作者和读者两方面来决定的。这两方面,包括着许多内容,其中主要的有:审美的阶段性、审美的方式(标准)、客观的生活、主观的天性、以及作者在表现瞬间的成效。
先说审美的阶段性。
凡是懂点基本理论的人都知道,审美观并不是一个铁铸的度量衡,它是一种随着人类进步,个人成长而不断发展的意识;作为人类来说,它是一条不断扩展的河流;作为正常的个人来说,它是一棵不断生长的树木。
在我热爱小人书的年代,也曾翻到过惠特曼的书。当时我很吃惊,这不是疯子?说话前言不搭后语。那为什么又印出来了?印的人也疯了?那他妈妈也不管管他?可怕!可怕的东西并不少,鲁迅和屈原也……好在他们都比我大,不归我管,我继续看我的小人书。
当然,后来渐渐理解了,从《小溪流的歌》到《长长的流水》;从欧·亨利到杰克·伦敦,到雨果、到罗曼·罗兰、到泰戈尔……当我再看《离骚》和《草叶集》时,我震惊了,和小时候不同,是一种被征服的震惊。
我去问过我的诗友们,发现也是一样,每个人在一定时期,一定审美阶段,都有一个到几个偏爱的作品,这种偏爱是变化的,最后的喜爱对象,总是越来越趋向人类所共同承认的东西。而这些作品(除儿童文学外)并不是在上小学时,就能理解的。
这是正常现象。
除了审美的不同阶段能造成“不懂”以外,不同的审美方式,不同的美学观念也能造成理解上的距离,有些是属于正常共存,有些则是“动乱年代”留下的实用主义意识。这种畸形意识,就是用我们民族传统的审美观念来衡量,也不能说是正常的。
在“四人帮”时期,人们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好像文艺只是印得漂亮点的政策说明书,是近乎于起扫盲作用的“多种形式”。诗呢?也变成了给社论装韵脚的竞赛活动。后来,好了些,从“四五”运动起,诗开始说真话,诗开始有了恢复和发展的可能。很快,在反映社会问题上,有了突破,诗有了某些独立的社会价值,这是令人兴奋的。但一切就到此为止了吗?人,还有另外一些领域。在这些领域里,我们的祖先耕种过、收获过,他们收获的果实,已经在人类的太空上,变成了永恒的星星。但在前几年,这些领域却大半长满了荒草。这些领域就是人的心理世界,伟大的自然界和人类还无法明确意识的未知世界。
这些领域需要重新开拓、扩展,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必须表现,于是,有了探求者。他们敬慕古代的诗星,却没有重复过去的耕耘方式,因为重复不是艺术劳动。他们带着强烈的创造愿望,表现着新一代的需要和理想。(所谓“朦胧诗”正是他们的表现方式之一。)
这就是我在前面所说的,一些领域正变得清晰起来。当然,在清晰的同时,一些读者朦胧了。因为他们已经在不同程度上,习惯了用一种意识来要求作品,要求每个作品都对社会问题直接表态。如果没有,他们就认为其中空洞无物了,这是对诗,对文艺功能的偏狭理解。诗的内涵如此多样,如此丰富,以至于使人无法用一个难忘来概括它。诗的幻想天性决定了它永远要开拓新的领域,建筑新的精神世界。以不变应万变的哲学,终究会成为历史。
除了刚才所讲的观念性的东西以外,还有一些更直接属于个人的东西,它们在诗的共鸣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们就是每个人的生活天性。这两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对诗的具体需要。由于天性是个非常莫测的东西,我们今天就先绕过它,只讲生活。
几百封青年读者给作者们的来信,提出和说明了问题。
为什么喜欢所谓“朦胧诗”的大半是青年?
为什么许多读书并不很多的青年的心,会通过所谓“朦胧诗”在遥远的地方共振?
完全是超现实的直觉吗?不!更重要的,是一代青年的共同遭遇,共同面临的现实,共同的理想追求。
当然,追求是要付出代价的,在荒地中寻找新路时,迎接你的荆棘将永远多于花朵。生活是这样,要作者学习创作的过程中,也是这样。未知的一切和年龄都决定了,他将不断在瞬间失败,绕路、搁浅、触礁、甚至永远沉没。没有任何光荣可言,站在大陆上人人将嬉笑他们,亲人们将痛苦。但是,一个民族必须有一些这样的人去献身,因为在这样的人中,终究有一些会沿着同伴用失败探明的航线,去发现新的大陆和天空。
问:刚才听了你对“懂”“不懂”的分析,好像明白了一些当前所谓“朦胧诗”的争论。你不同意那种“对诗、对文艺功能的偏狭理解”,那么,你对诗、对文艺的社会功能又是怎样想的呢?
答:刚才我说了诗的内涵是多样性的,所以我认为诗的社会功能也是多样性的。我赞成有直接反映社会问题的政论诗,更喜欢创造性地表现灵魂和自然美的抒情诗。我以为一切真正美的诗,都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玫瑰和剑并不对立,斗争并不是目的,斗争是为了使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手段,从这方面讲,剑是为了玫瑰。
我们在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已经开始懂得:政治不能代替一切,物质也不能代替一切。一个民族要进步,不仅需要电子技术和科学管理,也需要高度的精神文明,这其中包括建立现代的新型审美意识。美将不再是囚犯或奴隶,它将像日月一样富有光辉;它将升上高空,去驱逐邪恶的阴影;它将通过艺术、诗的窗扇,去照亮苏醒的或沉睡的人们的心灵。
为了下一代比我们更高大,我们需要更多、更大、更洁净的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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