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国度里的流星

诗歌的国度，灿若星河。诗人的生命，即如流星一般，历来令人感到扑朔迷离；才华横溢的诗人，他们的生命尤其如此。

远在英格兰的天才诗人济慈只活了二十五六个春秋，却留下了《秋颂》、《忧郁颂》、《夜莺颂》等一大批朗朗上口的颂歌。创作之多产而高质，令人叹服。就是这样的一位诗人，把生命看得无比地透明。在生命行将终结的时候，他给自己留下了墓志铭：“此地长眠一人，其名以水写成。”现代人公认，济慈即使没写任何别的作品，那几首颂歌就足以使他不朽了。而雪莱是这样凭吊济慈的：“静着！他没有死，他不曾瞌睡着，他已经从生命的梦幻中醒觉了……”雪莱本人也算是把人生写在水上的，……刚到而立之年就淹死在水里，用生命拥抱了大海。再加上拜伦，英国浪漫主义的诗歌三杰，同样地丰姿俊逸，同样地才华横溢，却过早地夭去。他们虽是走了，但诗歌的春天还会远吗？

在济慈和雪莱逝去百余年时，正值中国的五四运动前后，这时期成长着一位同样满是才情的诗人，那就是“中国的济慈”（鲁迅语）──朱湘。尽管他的名字对当代的年轻人来说，已经很遥远甚至很陌生了。“朱湘，字子沅，安徽太湖人”，仅从他的姓名里，也能觉察出诗人与水的几分亲近。而在他的诗行里，更是无处不流露出对水的钟情：“浣女在湖边洗衣，兵在淘米。”（《柳浪闻莺》）又如：“日落，微波，金丝闪动过小河……溪间，采莲，水珠滑走过荷钱……”（《采莲曲》）这样俯拾皆是的清新诗句，既给人以轻快的感觉，又透出几分莫名的凝重。诗人也就是在种种凝重的积习中，穷困潦倒，颠沛流离，既而承受不了世间的压迫，而自沉于扬子江采石矶的。“我们的诗人是死而未死，恢复了名誉。”在《二罗一柳忆朱湘》中，罗念生先生如是说。把朱湘比作“中国的济慈”看起来有点溢美，况且诗人生前身后又是那么地凄凉和孤独。然而即便如此，谁又能抹煞得了朱湘在中国现代诗史上的开创性作为呢？

与朱湘同时代的另一位诗人徐志摩，有着更为横恣的天才。他以另一种方式，令人不无诧异地走了。天生性喜浪漫的徐志摩，也酷爱坐飞机，梦想着去飞。殊不知那时代飞机的安全系数，远远达不到“罗曼蒂克”的程度，于是诗人过早地浪漫了自己。据说在他死后，有挚友把飞机的残骸拣回，放在书桌边以示纪念，对诗人的撼惜之深，可见一斑。在今天，我们可以记不起徐志摩，却不可能忘记“轻轻地我走了”的诗句，只因为作为诗人的徐志摩，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作为新的生命的诗行里去了。

向前追溯，则有“初唐四杰”之一的诗人王勃，在赴南海探亲的途中不幸溺水而终，也成了英年早逝的那一种。诗人是被海水吞噬了，可他的成就海水哪里吞噬得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等名句能传唱千古，便是诗人不息的生命的见证。再向后看去，当代的顾城、海子、骆一禾，一个个难以抹去的名字，维系着一个个关于生命的凄楚故事。“幻象的死亡，变成了真正的死亡。”“尸体是泥土的再次开始，尸体不是愤怒也不是疾病，其中包含着疲倦、忧伤和天才。”（《土地王》海子１９８７年著）

诗人把生命和死亡看得如此缥缈而清淡，只因为在诗人的骨子里、气质里，无不孕育着新的生命。他们如流星般的逝去，都只是暂时的。而他们的生命，却在这死之中，得到了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