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业与乐业》问题研究

１、应该怎样理解“业”的含义？

需要引导学生注意：“业”并不局限于狭义的职业。正如作者所言：“凡可以名为一件事的，其性质都是可敬。”因此，“敬业与乐业”的意义，就不只限于正式的谋生职业，也可以指生活中任何一件有价值的事情；不只限于成人的工作，也可以包括学生的学习。指出这一点，可以扩展梁启超主张的适用范围，也有利于学生联系自己的生活体验来阅读本文。

２、怎样深入理解“敬业”精神？

这是本课的一个难点。我们可以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定背景，来领会梁启超提倡“敬业与乐业”的良苦用心。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有等级色彩的文化，中国人的职业观向来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人们的读书目的又是“学而优则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种官本位的文化，极度蔑视普通职业、尤其是体力劳动，人们纷纷以出人头地、显亲扬名为人生价值的实现。因此，梁氏的“敬业”说，有着矫正世风、改良国民性的积极作用。

但他在论证“敬业”的必要性时，有两点可质疑处：其一、为什么人必须为劳动而生活？为什么“劳作便是功德，不劳作便是罪恶”？人类或个体的生活，并不都是只有“劳动”，“休闲”也是人生的重要内容（这里的“休闲”，不只是狭义的吃喝玩乐，还包括精神享受）。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休闲在生活中所占的比例，还在不断提高。“劳作便是功德，不劳作便是罪恶”，是鲜明的基督教新教伦理（参见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事实上，正如“人不是为吃饭而生活”一样，人也不是“为劳动而生活”。如果说，马克思所说的克服了异化的劳动，具有人类解放的意义，那么这种意义也是梁启超这里未尝论及的。其二、人既然是社会动物，其职业地位、从业心理就不可能不受社会环境的制约。在特定时代，拉黄包车的，即使再敬业，也要饱受欺凌、困苦卑贱（如《骆驼祥子》中的祥子），与大总统的生活判若天壤。这时候，要求拉黄包车的要安心拉车、乐于拉车，可能吗？合理吗？是否有“维护既有的统治秩序”之嫌？梁启超认为，当木匠与当政治家、当挑粪工与当军人，“大家同是替社会做事”，更有无视阶级鸿沟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