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为人之道──一部读不完的书

还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亦即梁启超在世之时，当瑞典皇家科学院一位德高望重的院士请求德国最具声望的汉学家之一卫礼贤（Richard Wihelm，１８７３～１９３０）列举几位颇有成就的中国作家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时，近人梁启超即赫然名列榜首。我无法猜想如今的国人能有多少人对集政治活动家、思想家与学者于一身的梁启超的事功耳熟能详，熟悉者恐怕也只对他曾经与反清革命志士叫阵一面印象颇深，却不一定知道他在晚清民主思想启蒙宣传中那所向披靡和举世无出其右者的赫赫劳绩，还有他高擎反袁旗帜挺身维护民国尊严的神采。那篇被袁世凯出价２０万元的讨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就是作者在“饮冰室”新居筑成之前的旧楼完稿的，也是在那里拒绝收买的。正是他的那声断喝，让江河止水，四方景从。袁氏开价之高，竟高出雇人暗杀近代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的赏金一倍。

最能开人眼界的当首推任公为北京协和医院辩护之举。１９２６年初，任公患有尿血症，协和医师诊断为右肾有肿瘤，建议割除。挨刀之后，方知右肾完好无损，割除之后，尿血依然未止。梁氏家属为之气愤，舆论矛头直逼协和。但在任公看来，医师并非有意为之，医疗事故无法绝对避免，加之协和乃美国人创办之医院，那是科学的象征，不能因为自己的手术失误而使国人怀疑科学，让守旧者找到口实。于是他坦然忍受事故，劝慰家人，还以《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为题撰文，站在协和一边，“敬告相爱的亲友们，千万不必为我忧虑”，一场非同小可的医疗事故所引起的风波得以化解为零。

埃德蒙·伯克说：“没有任何其他东西比一颗温和平静的心灵更能使我们从容地面对一个充满流言蜚语、充满尔虞我诈、充满暴力冲突的世界。我们应该与我们的同类和睦相处，如果我们不是为了他们，至少我们也应该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而与他们和睦相处。”这位爱尔兰人固然说得很好，但做得不够，他忍心拒绝政见各异的福克斯登门造访，便是一例。梁任公虽不曾这样说，但做得出色，而且彻底。环颐大千世界，淡视身外之物者已属凤毛麟角，像任公那样连身内之物都能看轻者，尤属罕见。他割掉的是一个好肾，但他以生命的名义留下一方宁静，托起一份宽容，一份足以使任何合理的或不合理的人间争斗都黯然失色的宽容，让生命个体由此超越和升华，这未尝不是一个奇迹，未尝不是全属他个人的一份杰作。手术之后才过３年，肾的主人就撒手尘寰了。身体素质原本不差的梁启超走得如此匆忙，显然与协和医院的那个医疗事故有关，怎不令人扼腕，一个５６岁的学术大师毕竟还是正当时候啊！

有副挽联曾经这样写道：

三十年来新事业、新智识、新思想，是谁唤起？

百千载后论学术、论文章、论人品，自有公评！

看来，作者不惟对任公饱含深情，抑且十分了解其道德文章，乃至概括精当，立意高远。尽管一代宗师远离我们已经大半个世纪了，尽管后世学人还不一定都能掂量出他的分量与价值，误解总是多于了解，但梁启超的人格魅力与事功可望同《饮冰室合集》一道泽被后世，存之久远。他像一瓶时间与醇香成正比的陈年老窖，他是一部读不完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