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鸣九
今年2月26日,是法国大文豪、19世纪浪漫主义文艺运动领袖维克多·雨果诞辰200周年纪念日。法国政府把2002年命名为“雨果年”,从1月7日起开展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而在雨果作品翻译相当完备,在《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深入人心的中国,也将举办学术讨论会、讲座等一系列学术活动。1月5日举行的纪念大会,由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等19家机构联合主办,著名翻译家云集,成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界的一次盛会。
1881年,法国开了为作家提前做寿的先例,这年的二月,巴黎公众以雨果八十华诞为名,举行了盛大的庆典,政府首脑、内阁总理前往雨果寓所表示敬意,全市的中小学取消了任何处罚,六十多万人从雨果寓所前游行通过,敬献的鲜花在马路上堆成了一座小山……这庆典再一次表明,在一个人文精神高扬的国度里,拥有声望的作家,其地位可以高到什么程度。
而在2002年2月26日,我们作为雨果不朽作品的读者,将在中国纪念他诞辰200周年。
雨果是人类精神文化领域里真正的伟人,文学上雄踞时空的王者。在世界诗歌中,他构成了五彩缤纷的奇观。他上升到了法兰西民族诗人的辉煌高度,他长达几十年的整个诗歌创作道路都紧密地结合着法兰西民族十九世纪发展的历史过程,他的诗律为这个民族的每一个脚步打下了永恒的节拍。他是诗艺之王,其语言的丰富,色彩的灿烂,韵律的多变,格律的严整,至今仍无人出其右。
在小说中,他是唯一能把历史题材与现实题材都处理得有声有色、震撼人心的作家。他小说中丰富的想象,浓烈的色彩,宏大的画面,雄浑的气势,显示出了某种空前的独创性与首屈一指的浪漫才华。他无疑是世界上最怀着澎湃的激情、最炽热的理想、最充沛的人道主义精神去写小说的小说家,这使他的小说具有了灿烂的光辉与巨大的感染力,而在他显示出了这种雄伟绚烂的浪漫风格的同时,他又最注意、也最善于把它与社会历史的必然性与人类现实的课题紧密结合起来,使他的小说永远具有现实的社会意义。
如果仅把雨果放在文学范围里,即使是在广大无垠的文学空间里,如果只把他评判为文学事业的伟大成功者,评判为精通各种文学技艺的超级大师,那还是很不够的,那势必会大大贬低他。雨果走出了文学。他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社会斗士。
他是法国文学中自始至终关注着国家民族事务与历史社会现实并尽力参与其中的唯一的人,实际上是紧跟着法兰西民族在十九世纪的前进步伐。他是四五十年代民主共和左派的领袖人物,在法国政治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在长期反拿破仑第三专制独裁的斗争中,更成为了一面旗帜,一种精神,一个主义,其个人勇气与人格力量已经永垂史册。这种高度是世界上一些在文学领域中取得了最高成就的作家都难以企及的。作为一个伟大的社会斗士,雨果上升到的最高点,是他成为了人民的代言人,成为了穷人,弱者,妇女,儿童,悲惨受难者的维护者,他对人类献出了崇高的赤诚的博爱之心,他这种博爱,用法国一个著名作家的话来说,“像从天堂纷纷飘落的细细露珠,是货真价实的基督教的慈悲。”
从他生前到二十世纪,雨果经历了各种新思潮的冲击,但这样一个文学存在的内容实在太丰富坚实了,分量实在太庞大厚重了,任何曾强劲一时的思潮与流派均未能动摇雨果屹然不动的地位,一个多世纪漫长的时序也未能削弱雨果的辉煌,磨损雨果的光泽,雨果至今仍是历史长河中一块有千千万万人群不断造访的圣地。
从林琴南以来,中国人结识雨果已经有了一百多年,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与《悲惨世界》等等经典名著早已成为中国人的精神食粮。中国人是从祥子、春桃、月牙儿、三毛等等这些同胞的经历,来理解与同情《悲惨世界》中那些人物的,因而对雨果也倍感亲切。
我们今天对雨果的纪念不仅仅是缅怀,也是一种向往与召唤。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还需卞福汝主教这样具有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与人格力量的教化者,需要马德兰市长这样大公无私、舍己为人、广施仁义的为政者,需要《九三年》中那种对社会革命进程与人文精神结合的严肃深沉的思考,需要《笑面人》中面对特权与腐败的勇敢精神与慷慨激昂。
──摘自《北京青年报》2002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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