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有关资料

【精神“故乡”的失落──鲁迅《故乡》赏析（王富仁）】

鲁迅的《故乡》中写了三个“故乡”：一个是回忆中的，一个是现实的，一个是理想中的。第一个是“过去时”的，第二个是“现在时”的，第三个是“未来时”的。小说突出描绘的是现实的故乡。

一、回忆中的“故乡”

“我”回忆中的故乡是一个带有神异色彩的美的故乡。

它的“美”，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感受得出来：

１、它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这里有“深蓝”的天空，有“金黄”的圆月，有“碧绿”的西瓜，少年闰土有一副“紫色”的圆脸，脖子上带着“明晃晃”的、“银白”色的项圈，海边有五色贝壳，“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还有各种颜色的鸟类：稻鸡，角鸡，鹁鸪，蓝背……在这里，没有一种色彩不是鲜艳的，明丽的，任何两种色彩之间的对比都是鲜明的，它构成的是一幅“神异”的图画，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２、它是一个寂静而又富有动感的世界：当“我”记起童年时的“故乡”，浮现在脑海里的首先是深蓝的天空、金黄的圆月，海边沙地上的碧绿的西瓜，整个大自然是那么静谧，那么安详，但在这静谧的世界上，却有着活泼的生命。这活泼的生命给这个幽静的世界带来了动态的感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月亮地下，你听，啦啦的响了，猹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轻轻地走去……”这是一个幽静的世界，同时又是一个活泼的世界。它幽静而不沉闷，活泼而不杂乱。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和谐自然，是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世界。

３、它是一个辽阔而又鲜活的世界：“我”回忆中的“故乡”是一个多么广阔的世界啊！这里有高远的蓝天，有一望无垠的大海，有广阔的海边的沙地。但在这广阔的天和地之间，又有各种各样的人和事物，有活泼的少年闰土，有猹、獾猪、刺猬，有稻鸡、角鸡、鹁鸪、蓝背，有五彩的贝壳，有金黄的圆月，有碧绿的西瓜……这个世界广阔而又鲜活，一点也不狭窄，一点也不空洞。

我们可以看到，“我”回忆中的“故乡”并不仅仅是一个现实的世界，同时更是一个想像中的世界，是“我”在与少年闰土的接触和情感交流中想像出来的一幅美丽的图画。它更是“我”少年心灵状态的一种折射。这颗心灵是纯真的、自然的、活泼的、敏感的，同时又是充满美丽的幻想和丰富的想像力的。它没有被“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所束缚，而是在与少年闰土的情感交流中舒展开了想像的翅膀，给自己展开了一个广阔而又美丽的世界。

那么，少年“我”的这个广阔而又美丽的世界是怎样展开的呢？是因为两颗童真的心灵的自然融合。少年“我”是纯真的、自然的，少年闰土也是纯真的、自然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用封建礼法关系组织起来的，而是用两颗心灵的自然需求联系起来的。少年闰土不把少年“我”视为一个比自己高贵的“少爷”，少年“我”也不把少年闰土视为一个比自己低贱的“穷孩子”。他们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的观念。他们之间的情感交流是畅通无阻的，是没有任何顾忌和犹豫的。我们可以重新读一读他们之间的对话，就可以感到，他们之间是想到什么便说什么的，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的。他们不是为了讨好对方而说，也不是为了伤害对方而说，而是说的双方都感兴趣的话。两个人的心灵就在这无拘无束的对话中融合在一起了，也在这融合中各自都变得丰富了。少年闰土来到城里，“见了许多没有见过的东西”；少年“我”通过与少年闰土的谈话，也像看到了过去自己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世界。

总之，“我”回忆中的“故乡”是一个美好的世界，这个世界实际是少年“我”美好心灵的反映，是少年“我”与少年闰土和谐心灵关系的产物。但是，这种心灵状态不是固定的，这种心灵关系也是无法维持久远的。社会生活使人的心灵变得更加沉重，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当成年的“我”重新回到“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时，这个回忆中的“故乡”就一去不复返了。在这时，他看到的是一个由成年人构成的“现实的故乡”。

二、现实的“故乡”

现实的“故乡”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概括我们对这个“故乡”的具体感受：它是在现实社会生活的压力下失去了精神生命力的“故乡”。

这时的“故乡”是由三种不同的人及其三种不同的精神关系构成的。

１、豆腐西施杨二嫂：

豆腐西施杨二嫂是一个可笑、可气、可恨而又可怜的人物。

她为什么可怜呢？因为她是一个人。一个人是需要物质生活的保证的。当一个人无法通过自己正常的努力而获得自己最起码的物质生活保证的时候，为了生命的保存，就要通过一些非正常的、为人所不齿的手段获取这种保证了。在这个意义上，她是值得同情的。她原来是开豆腐店的，为了豆腐店能够赚到更多的钱，她擦着白粉，终日坐着，实际上是用自己的年轻美貌招徕顾客，“因为伊，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美”，在豆腐西施杨二嫂这里已经不再是一种精神的需要，而成了获取物质利益的手段。物质实利成了她人生的惟一目的。为了这个目的，她是可以牺牲自己的道德名誉的。当自己的青春已逝，美貌不再的时候，她就把任何东西都拿来当做获取物质实利的手段了。她的人生完全成了物质的人生，狭隘自私的人生。这样一个人，亲近的只是物质实利，对别人的感情已经没有感受的能力。在这类人的感受里，“利”即是“情”，“情”即是“利”。“利”外无“情”，天地间无非一个“利”字。她感受不到别人的真挚的感情，对别人也产生不了这样的感情，“感情”也只成了捞取好处的手段。她的眼里只有“物”，只有“利”，只有“钱”，而没有“人”，没有有感情、有道德、有精神需要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她是能捞就捞，能骗就骗，能偷就偷，能抢就抢。但人类社会是在相互关联中存在和发展的，人类为了共同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心灵的沟通，需要感情的联系，需要道德的修养，需要精神品质的美化。像豆腐西施杨二嫂这样一个毫无道德感的人，时时刻刻都在做着损人利己的勾当，是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厌恶乃至憎恨的。所以，就她本人命运的悲惨，她是可怜的，而就其对别人的态度，她又是可气、可恨的。她的可笑在于长期的狭隘自私使她已经失去了对自我的正常感觉。她把虚情假意当做情感表现，把小偷小摸当做自己的聪明才智。她是属于世俗社会所谓的“能说会道”“手脚麻利”“干净利索”“不笨不傻”的女人。但在正常人眼里，她这些小聪明、小把戏都是瞒不了人、骗不了人的。所以，人们又感到她的言行的可笑。人们无法尊重她、爱戴她，甚至也无法真正地帮助她。她是一个令人看不起的人。

如果说少年“我”和少年闰土的一切言行的总体特点是自然、纯真，豆腐西施杨二嫂的一切言行的总体特点则是“不自然”“不真挚”。在她这里，一切都是夸大了的，是根据自己的实利考虑变了形的。她一出场，发出的就是一种“尖利的怪声”，“突然大叫”，这是她不感惊奇而故做惊奇的结果。她的面貌特征也是在长期不自然的生活状态中形成的，她一生只练就了一个“薄嘴唇”，“能说会道”，脸相却迅速衰老下来，只留下一个“凸颧骨”，没有了当年的风韵。她的站姿也是不自然的，故意装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实际上她早已失去了自己的自信心，失去了做人的骄傲，但又希望别人看得起她，尊重她。她对“我”没有怀恋，没有感情，但又故意装出一副有感情的样子。她能说的只有“我还抱过你咧！”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事实，但却把这个事实说得非常严重，好像这就对“我”有了多么大的恩情，好像“我”必须对她感恩戴德、牢牢记住她对“我”的重要性。她不关心别人，因而也不会知道别人的生活状况，不会了解别人的思想感情。她通过自己的想像把别人的生活说得无比阔气和富裕，无非是为了从别人那里捞取更多的好处。

豆腐西施杨二嫂体现的是“我”所说的“辛苦恣睢而生活”的人的特征。她的生活是辛苦的，但这种辛苦也压碎了她的道德良心，使她变得没有信仰，没有操守，没有真挚的感情，不讲道德，自私狭隘。

２、成年闰土：

少年闰土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是一个富有表现力的少年。“他的父亲十分爱他”，他的生命是有活力的，他的思想是自由的，他的心地也是善良的。“这不能。须大雪下了才好。我们沙地上，下了雪，我扫出一块空地来，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撒下秕谷，看鸟雀来吃时，我远远地将缚在棒上的绳子只一拉，那鸟雀就罩在竹匾下了。什么都有：稻鸡，角鸡，鹁鸪，蓝背……”“现在太冷，你夏天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日里到海边检贝壳去，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爹看西瓜去，你也去。”“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獾猪，刺猬，猹。月亮地下，你听，啦啦的响了，猹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叉，轻轻地走去……”“有胡叉呢。走到了。看见猹了，你便刺。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来，反从胯下窜了。他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在这些话里，跳动着的是一个活泼的生命。少年闰土较之少年“我”更是一个富于表现力的少年，是一个有更多的新鲜生活和新鲜感受要表达的少年。少年“我”的知识更多是从书本当中获得的，少年闰土的知识则是从大自然中，从自己的生活实感中获得的。他生活在大自然中，生活在自己的生活中，他比少年“我”更像一个语言艺术家。他的语言多么生动，多么流畅，多么富有感染力啊！它一下子就把少年“我”吸引住了，并给他留下了至今难以磨灭的印象。但这个富于生命力和表现力的少年闰土，到了现在，却成了一个神情麻木、寡言少语的人，“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为什么他在少年时就能有所感而又形容得出，现在却形容不出了呢？因为“那时是孩子，不懂事”，但“不懂事”的时候是一个活泼泼的人，现在“懂事”了，却成了一个“木偶人”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所说的“事”，实际是中国传统的一套封建礼法关系，以及这种礼法关系所维系着的封建等级观念。

维系中国传统社会的是一套完整的封建礼法关系，而所有这些封建礼法关系都是建立在人与人不平等的关系之上的。帝王与臣民，大官与小官，官僚与百姓，老师与学生，父亲与儿子，兄长与弟弟，男性与女性，都被视为上下等级的关系。他们之间没有平等的地位，也没有平等的话语权力。上尊下卑，“上”对“下”是指挥，是命令，是教诲，“下”对“上”是服从，是驯顺，是听话。闰土之所以说小的时候是“不懂事”，是因为按照现在他已经懂得了的礼法关系，“我”是少爷，他是长工的儿子，二者是不能平等的。“我”尊，闰土卑，他那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卑贱地位，在“我”面前毫无顾忌地说了那么多的话，都是极不应该的。但那时年龄小，可以原谅，一到成年，中国人都要遵守这样一套礼法关系。不遵守这套礼法关系，就被中国社会视为一个不守“规矩”、不讲“道德”的人了，就会受到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惩罚。闰土就是在这样一套礼法关系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他是一个“老实人”，是一个讲“道德”的人。但一旦把这种礼法关系当成了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准则，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感情就无法得到正常的交流了，人与人的心灵就融合不到一起了。这就是在“我”和闰土之间发生的精神悲剧。“我”怀念着闰土，闰土也怀念着“我”，他们在童心无忌的状态下建立了平等的、友好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两个人的心灵中都留下了美好的、温暖的、幸福的回忆。“我”想到故乡，首先想到的是闰土，闰土实际上也一直怀念着“我”。“他每到我家来时，总问起你，很想见你一回面。”只要想到他和“我”在童年一起玩耍的情景，我们就能够想到，闰土的这些话绝不是一般的客气话。两个人重新见面时，“我”“很兴奋”，闰土也很兴奋，“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说明他心里颤抖着多少真挚的感情啊！但封建的礼法关系却把所有这些感情都堵在了他的内心里，形容不出来了，表现不出来了。

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老爷！……”

在这里，我们能够听到两颗原本融合在一起的心灵被生生撕裂开时所发出的那种带血的声音。闰土不再仅仅把“我”视为平等的、亲切的朋友了。他把“我”放在了自己无法企及的高高在上的地位上，他自己的痛苦，自己的悲哀，在这样一个高高在上的人面前已经无法诉说，无法表现，这个称呼带着一种“敬”，但同时也透着一股“冷”。在这种“冷”的氛围中，“我”的感情也被凝固在了内心里。两颗心灵就被这个称呼挡在了两边，无法交流了，无法融合了。所以“我”“打了一个寒噤”，知道两个人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

《故乡》让我们看到，只有少年闰土和少年“我”的关系才是符合人性的，后来这种封建礼法关系不是人的本性中就具有的，而是在社会的压力之下形成的，是一种扭曲了的人性。人在自然的发展中不会把自己视为一个卑贱的、无能的人，像闰土这样一个人的封建礼法观念是在长期的强制性的压力下逐渐形成的。社会压抑了一个人的人性，同时也压抑了他的自然的生命力，使他习惯了消极地忍耐所有外界的压力，忍耐一切精神的和物质的痛苦。那个手持胡叉向猹刺去的闰土是多么富有朝气，富有生命的活力啊！是多么勇敢啊！但封建的礼法关系逐渐压抑了他的生命力，使他在一切困苦和不幸面前只有消极的忍耐。只有意识到闰土已经没有了少年时的旺盛的生命力，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能够“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他已经没有反抗现实的不幸的精神力量，他把所有这一切都视为根本不能战胜的。他只能承受，只能忍耐，他尽量不去思考自己的不幸，尽量迅速地忘掉自己的困苦。他不再敢主动地去感受世界，思考生活、思考自己。久而久之，他的思想干瘪了下去，他的感受力萎缩了下去，他的表现力衰弱了下去，他的精神一天天地麻木下去，他已经成为一个没有感受力、没有思想能力和表现能力的木偶人。只有宗教还能给他带来对未来的茫远的、朦胧的希望。他的精神已经死亡，肉体也迅速衰老下去。

成年闰土体现的是“我”所说的“辛苦麻木而生活”的一类人的特征。这些人是善良的、讲道德、守规矩的人。但传统的道德是压抑人的生命力的。他们在封建道德的束缚下丧失了生命的活力，精神变得麻木了。

３、成年“我”：

“我”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他在自己的“故乡”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失去了自己的精神落脚地。他像一个游魂，已经没有了自己精神的“故乡”。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是官僚地主。在经济上是地主，在政治上是官僚，是有权有势的阔人。但现代的知识分子是在城市谋生的人，已经没有稳固的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的权力。在豆腐西施杨二嫂的心目中，值得惧怕和尊敬的是放了“道台”，“有三房姨太太”，出门坐“八抬的大轿”的“阔人”。现在“我”不“阔”了，所以也就不再惧怕他，尊重他，而成了她可以随时掠夺、偷窃的对象。他同情豆腐西施杨二嫂的人生命运，但豆腐西施杨二嫂却不会同情他。他无法同她建立起精神的联系。他在她那里感到的是被歧视、被掠夺的无奈感。闰土是他在内心所亲近的人物，但闰土却仍然按照对待传统官僚地主知识分子的方式对待他，使他无法再与闰土进行正常的精神交流。他在精神上是孤独的。他寻求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平等关系，但这种关系在现在的“故乡”是找不到的。

总之，现实的“故乡”是一个精神各个分离，丧失了生命活力，丧失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幸福的情感关系的“故乡”。

三、理想中的“故乡”

回忆中的“故乡”是美的，但却是消失了的，回忆中的，想像中的，不那么“真实”的。因为它只是在少年童真心灵感受中的“故乡”，而不是一个承担着生活压力和社会压力的成年人感受中的故乡。这种童真的心灵是脆弱的，是注定要消失的。少年可以不承担物质生活的压力，不必养家糊口，也不必介入到成人的社会关系之中去。但人注定是要从少年成长为成年人的，成年人注定是要独立谋生的。所以成年人眼中的“故乡”才是一个更重要的也更真实的“故乡”，因为它不但决定着成年人的命运，同样也决定着一代一代孩子们的前途。但是，这个现实的“故乡”却是痛苦的，缺乏生命力量的，缺乏发展的潜力的。豆腐西施杨二嫂用自己的自私狭隘、用自己物质实利的欲望腐化着“故乡”的精神，瓦解着“故乡”的前途，闰土则用自己的忍耐维持着现实的苦难，使现实的一切不可能向着美好的前途转化。但是，我们却不能不希望“故乡”有一个美好的前途，不能不产生改变现实的“故乡”的愿望。这不但因为它毁灭了自己回忆中的那个美好的“故乡”，更因为现实的“故乡”决定着一代一代故乡人民的命运。

真正的理想不是凭空设计出来的，也不是别人告诉自己的。它们都不是一个人的真正的理想。那样的“理想”对一个人的精神发展起不到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无法深入到一个人的心灵深处去，是一个人可有可无的东西，一遇困难他就会轻易放弃它。一个人的真正的理想是在自己不同生活感受的差异中产生出来的，是从对现实生活状况和社会状况的不满中产生出来的。具体到《故乡》中来说，“我”有一个回忆中的美好的“故乡”，也有一个令人感到痛苦的现实的“故乡”。前一个是美好的，但却不是“故乡”的现实，不是全体“故乡”人民实际生活中的“故乡”。而现实的“故乡”“却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我”就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希望，希望现实的“故乡”也像回忆中的“故乡”那么美好，希望现实的“故乡”中的故乡人也像回忆中的“故乡”中的少年闰土那么生意盎然、朝气蓬勃，像少年“我”与少年闰土那样亲切友好、两心相印。但是，现在的“故乡”已经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现实是无法改变的，改变的只能是未来。在这时，“我”就有了一个理想的“故乡”的观念。只有这种理想，才是“我”的最真切的理想，因为它是从自我的生活感受、社会感受中自然形成的，是从自己心灵深处升华出来的。这种理想一旦产生，“我”就永远不会放弃它。“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这就是“我”对故乡的理想。

这个理想能够不能够实现呢？“我”没有给人作出明确的回答。实际上，任何的理想都是无法作出确定无疑的回答的。因为“理想”是要人去具体地实现的，是要很多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的，而人又是变化着的，并且是有各种不同的发展变化的可能的，这就使任何一个人任何一种理想都难以得到确定无疑的实现。但“我”的理想又绝对不是没有实现的可能的，因为人类自身永远存在着向上追求的力量。在《故乡》中，那就是水生和宏儿的友谊。它像少年闰土和少年“我”的关系一样，也是脆弱的，也是可以瞬时即逝的，但他们到底还没有被社会压榨成像成年闰土、成年“我”或豆腐西施杨二嫂这样的人物，他们是有可能变得比现在的人们更好、更有朝气、更有美好的心灵的。

我想：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也就是说，谁也不能断定一种理想能不能最终得到实现，关键在于有没有人去追求，有人去追求，有更多的人去追求，就有希望；没有人去追求，或者只有极少的人去追求，就没有希望或没有更大的希望。

作者没有给我们作出美好未来的许诺。所有关于未来的许诺都是虚幻不实的。他让我们去追求，去追求美好的未来，去创造美好的未来。

在《故乡》中，三个“故乡”的关系是：

过去现在未来

少年闰土成年闰土成年水生

少年“我”成年“我”成年宏儿

豆腐西施杨二嫂

少年水生

少年宏儿

回忆中的“故乡”现实的“故乡”理想中的“故乡”

四、“故乡”与“祖国”的同构

真正好的文学艺术作品，是有对自身的超越力量的。也就是说，它写了一些人、一些事，但表现的却不仅仅是这些人、这些事。它能使我们感受到更多、更大、更普遍的东西。它只是一个发光体，但这个发光体所能够照亮的范围却是无限广大的。在这里，我们首先应当看到的，《故乡》具体描绘的是“我”回故乡时的见闻和感受，但表现的却不仅仅是这些。什么是“故乡”？“故乡”就是一个人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特别是儿时生活过的地方。但这个“故乡”的范围却是可大可小的。在杭州，绍兴就是鲁迅的故乡；在北京，浙江就是鲁迅的故乡；而到了日本，中国就是鲁迅的故乡。在这时，“故乡”和“祖国”就成了同一个概念。所以，在有的民族的语言里，“故乡”和“祖国”是同一个词。第一个字母大写就是“祖国”，第一个字母不大写就是“故乡”。可以说，《故乡》具体写的是“故乡”，但它表现的却是鲁迅对“祖国”的感受和希望。

在我们的观念里，“故乡”好像只是一个物质的存在，好像一个人对自己故乡的热爱是天然的，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是不会改变、也不应当改变的。实际上，“故乡”对于每一个人都是时时变动着的精神的实体，它是在一个人与它的精神联系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在《故乡》中，“我”与“故乡”的精神联系首先是由于有了少年“我”与少年闰土的友好和谐的关系，在这时，“故乡”在他的观念中是美好的、亲切的。但当他再次回到“故乡”，这种精神联系淡漠了，“故乡”的观念就变化了，在这时，他对“故乡”的现实是厌恶的、反感的。但“我”到底是曾经与故乡人有过亲密的情感联系的，他无法忘却自己记忆中的那个美好的故乡，无法对故乡人的痛苦生活采取完全冷漠的态度，所以他希望自己的故乡好起来，希望自己故乡的人有一个美好的前途。不难看出，这表达的也是鲁迅对自己祖国的痛苦的爱。鲁迅的生命是在自己的祖国成长发展起来的，他曾经在自己的祖国感受到爱，感受到人与人关系中的温暖。但当他离开自己的童年，作为一个成年人进入了社会，有了更广阔的生活视野和社会视野，经历了人生的艰难，看到了中国社会的落后和破败，感受到了中华民族在现代世界的痛苦命运和严重危机，感到了中国人民生活的艰难和命运的悲惨，他对“祖国”的感受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的精神中的“祖国”失落了，物质“祖国”仍然存在着，但在这个“祖国”中却再也找不到自己精神的归宿。这时的“祖国”，主要是由两种人组成的：一种是像豆腐西施杨二嫂一样只有物质欲望的中国人。他们是没有信仰、没有道德、没有固定的操守，极端狭隘自私的人。他们虚情假意，把任何一个人都视为自己掠夺的对象。对人没有真挚的感情，关心的只是个人眼前的物质实利。他们没有“别人”的观念，更没有“祖国”的观念，他们是社会腐败、人与人关系混乱的精神根源。中国物质文化的落后更加重了部分中国人对单纯的物质实利的关心，加重了这些人的狭隘和自私。他们是中国社会中的一些“不老实”的人。但另一种像成年闰土这样的“老实人”，又是被中国传统宗法伦理道德严重束缚着的人。他们已经没有旺盛的生命力量，没有争取自己美好前途的奋斗意志和智慧才能，他们消极地忍受着生活的重压。有能力的不讲道德，讲道德的没有能力。彼此没有起码的同情和理解，更没有团结奋斗的精神。他对这样一个“祖国”不能不感到严重的失望。但这种失望又是在关切着它的时候产生的。豆腐西施杨二嫂没有失望的感觉，因为她并不关心自己的祖国；闰土也已经感觉不到对社会、对祖国的失望，因为他只有在忘却中才有刹那的心灵的平静，他已经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正是这种失望，使作者产生了对祖国未来的理想，并切实地思考着祖国的未来。鲁迅的“爱国主义”不是虚情假意的“爱国主义”，也不是狭隘自私的“爱国主义”，而是通过对“祖国”现实命运的切实关心、对祖国前途的痛苦思考体现出来的。

假若我们把鲁迅的《故乡》提高到对“祖国”前途和命运的关切的高度来体验、来感受，那么，《故乡》与我们当代的读者也就有了密切的精神联系。一个民族，一个社会，都是在发展过程之中的，人的成长也是缓慢的，曲折的。童年的梦都是美的，成年人的发展则是受到社会人生的严重制约的。每个人都必须获得物质生活的保证，但物质利益随时都可以把大量的社会成员变成一些不讲道德、没有感情、狭隘自私、损人利己的人，他们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会成为腐化社会、破坏人与人和谐关系的力量，而人与人的社会竞争又会把社会不平等的关系保持下来，压抑广大社会群众的生存意志和奋斗意志，使之成为像成年闰土那样精神麻木的木偶人。既不成为豆腐西施杨二嫂那样的人，也不成为成年闰土那样的人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人类发展的过程不也是这样的吗？一千年以后还会有豆腐西施杨二嫂这样的人，也会有成年闰土这样的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还会像成年“我”一样在社会上找不到自己精神的归宿。

《故乡》的意义将是常青的。

五、悠长的忧郁，悠长的美

即使在鲁迅的小说里，《故乡》的美学风格也是独树一帜的。《狂人日记》有压抑的愤懑，它像一颗颗连发的炮弹一样把自己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愤懑发射出去，它是对整个中国旧有文明、旧有文化的总攻击，打的是阵地战。只有反抗，没有留恋；只有愤懑，没有忧郁。《孔乙己》是写一个人物的命运的，这里有同情，也有讽刺，而作者同孔乙己是保持着一定思想感情的距离的。作者从来没有也不会与孔乙己这样的知识分子建立起像同少年闰土那样的亲密无间的感情联系，这样的感情联系是只有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产生的，孔乙己的等级意识把别人的这种感情关在了自己的心扉之外，不但他自己产生不了这种感情，就是别人也无法产生对他的这种感情。作者对孔乙己的同情只是一个人对一个人的同情，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对另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同情。除此之外没有完全个人化的因素。《孔乙己》完成的只是一个简短的记事，一个人一生命运的“报导”。它简洁得有些冷峻，短小得有些愤懑。《故乡》则不同了，作者对“故乡”的感情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一般的感情，同时还是带有个人色彩的特殊感情。在对“故乡”没有任何理性的思考之前，一个人就已经与它有了“剪不断，理还乱”的精神联系。童年、少年与“故乡”建立起的这种精神联系是一个人一生也不可能完全摆脱的，后来的印象不论多么强烈都只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发生的，而不可能完全摆脱开这种感情的藤蔓。具体到《故乡》这篇小说中来说，“我”对“故乡”现实的所有感受都是在少年时已经产生的感情联系的基础上发生的。“我”已经不可能忘掉少年闰土那可爱的形象，已经不可能完全忘掉少年时形成的那个美好故乡的回忆。此后的感受和印象是同少年时形成的这种印象叠加胶合在一起的。这就形成了多种情感的汇合、混合和化合。这样的感情不是单纯的，而是复杂的；不是色彩鲜明的，而是浑浊不清的。这样的感情是一种哭不出来也笑不出来的感情，不是通过抒情的语言就可以表达清楚的。它要从心灵中一丝一丝地往外抽，慌不得也急不得；它需要时间，需要长度，需要让读者去慢慢地咀嚼、慢慢地感受和体验。这种没有鲜明的色彩而又复杂的情感，在我们的感受中就是忧郁。忧郁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和情绪，是一种不强烈但又轻易摆脱不掉的悠长而又悠长的情感和情绪的状态。《故乡》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忧郁的美，忧郁是悠长的，这种美也是悠长的。

“悠长”是《故乡》整篇小说谋篇布局的特点。可以说，小说所要表现的无非是“我”重回故乡的见闻和感受，但这种感受是无法脱离开原来对“故乡”的印象和感受的。小说一开始，并没有直接进入对现实“故乡”的描写，而是用较长的篇幅写了路上的感受和这次回故乡的缘由。回到“故乡”后仍然没有直接进入对故乡现实的刻画，而是由母亲的话引起儿时的回忆，用更长的篇幅记叙了儿时与少年闰土的交往。这些描写都表现出了一种不急不躁的作风和态度。作者并不急于进入现实见闻的描写，他一寸一寸地接近它，半步半步地接近它，而不是一步就跨入小说的中心。在这个过程中，作者酝酿的是一种情绪，一种基调，它渐渐使读者的心灵进入到“我”回“故乡”时的心境中去，因为只有这样，才会像“我”那样感受现实的见闻。离开“故乡”的描写同回“故乡”的过程的描写有着相同的特点。作者没有急于结束这篇小说，而是比较详尽地记叙了离开故乡时的情景和心情。有一个外国学者认为，《故乡》结尾时的议论是不必要的。我认为，这结尾时的议论不仅仅是要表达某种思想认识，它更是一种抒情的必要。如果说开头部分给人以身未到“故乡”而心已到“故乡”的感觉，这里给人的则是身已离“故乡”而心尚未离“故乡”的感觉。整篇小说像一座弧形的桥梁。前边是一段长长的引桥，中间是主桥，后边又是一段长长的拱桥，弧度很小，但桥身很长，给人产生的是悠长而又悠长的感觉。在这个过程中流动着的是越来越浓郁的忧郁的情绪。直到结尾，这种忧郁的情绪仍然是没有全部抒发罄尽的。鲁迅没有给读者一个确定无疑的结论，没有指明“故乡”的或悲或喜的固定前途。“故乡”的前途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一个需要人自己去争取的未来。它把人们对“故乡”的关心永久地留在了人们的心中，把对“故乡”现实的痛苦感受永久地留在了人们的心中。人们没有在结尾时找到自己心灵的安慰，它继续在人们的心灵感受中延长着，延长着，它给人的感觉是悠长而又悠长的，是一种没有尽头的忧郁情绪，一种没有端点的历史的期望。这是一种忧郁之美。

这种忧郁的美感不仅表现在小说的谋篇布局上，还表现在它的语言特色上。小说开头和结尾的语言带有明显的抒情性，它们把中间的小说叙事置于了一个封闭的抒情语言的框架中，为其中的叙事谱上了忧郁的曲调。小说中惟一欢快的语调出现在对儿时回忆的描写中，但它接着就被对“故乡”现实描写的低沉空气驱散了，剩下的只是一种忧郁和感伤。在前后两段的描写中，句式是悠长的，虽有起伏，但造成的不是明快的基调。它们像飞不起来的阴湿的树叶子，一片一片，粘连在一起，你压着我，我压着你，似断又连，都有一种悠长而又沉重的感觉。

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仿佛也就如此。于是我自己解释说：故乡本也如此，──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因为我这次回乡，本没有什么好心绪。

整整这一段，还是没有说清过去的故乡到底是不是比现在美丽，实际上这两种感觉已经叠合在一起，怎么分也分不开了。它造成的只是一种忧郁的心情，而不是任何一个明确的结论。它的语言也和这种心情一样，没有跳跃性，你牵着我，我牵着你，似有停顿，又停不下来，整整这一段似乎只是一个句子，把“我”那种忧郁的心情很好地传达了出来。

忧郁是一种悠长的情绪，又是一种昏暗的、阴冷的、低沉的情绪。整个《故乡》的色调，也是昏暗的、阴冷的、低沉的。时候是“深冬”，天气是“严寒”的、“阴晦”的，刮着“冷风”，声音是“呜呜”的，看到的是“萧索的荒村”。即使结尾处那些议论性的语言，也带着昏暗的色彩，阴冷的气氛和低沉的调子。它不是痛苦的怨诉，也不是热情的呼唤；不是绝望的挣扎，也不是乐观的进取。一切都是朦胧的、模糊不清的。如果说红色是热情的，蓝色是平静的，绿色是清凉的，黑色是沉重的，灰色就是丰富的、复杂的。它是多种色调的混合体。它包含着所有色调，而又没有任何一种色调取得压倒的优势。忧郁就是这样一种复杂的情绪。忧郁是灰色的，《故乡》的主色调也是灰色的。

（选自《新讲台：学者教授讲析新版中学语文名篇》，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精神的故园在何方──鲁迅小说《故乡》意蕴新探（靖辉）】

对《故乡》的阅读使我越来越无法将作品中的“我”与鲁迅分隔开来。我不认为作品中“我”的所言所行是鲁迅先生１９１９年１２月回故乡搬家时所为，但我却确信作品中“我”的所思所感则是鲁迅先生创作本篇时的内心实感。在精神本质上“我”是代表着鲁迅的灵魂在讲话。

就《故乡》中的“我”而言，它具有三方面的作用和内涵，一是叙述者，即讲故事的人，故事的发生、发展是由“我”来讲述的；二是作品中的人物，故事的发生、发展以及其他人物因 “我”的存在而存在；三是“我”成为客观现实的作者本人的代言，“我”的思想情感就是作者的主观意象。前两者是艺术创作需要的虚写，后者是主观情绪传达需要的实写。虚写是艺术的形式，是实写的铺垫，实写是艺术的意味，是虚写的升华。虚写讲述了一段经历，一个故事，交待了几种人生，创造了一个艺术形象的天地；实写，则将几种人生形象意象化，它直言了作者蕴含于虚写中的情绪和理性判断。《故乡》正是这样将艺术的形式与意味、虚与实有机地融为一体。

清醒地认识《故乡》中的 “我”目的在于准确地把握作品的意蕴。

故乡往往最能够唤起游子美好而温馨的记忆。故乡越近，游子的心越切，但《故乡》中的“我”则不同，“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一点没有看到引起“我”美好心绪的景致：阴冷的天气、呜呜作响的冷风、苍黄的天底下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最能给人以心灵慰藉的故乡，此刻竟是如此萧瑟，最难以承受这种悲凉的只能是“我”了。于是，“我”掉进了深深的情感矛盾之中，“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他想借此来安慰自己的悲凉。“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仿佛也就如此。”于是他想给自己找到一种心态的注解“故乡本也如此，──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因为我这次回乡，本没有什么好心绪。”“本没有什么好心绪”是真实的情，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带着这种心绪看自然之景，只能使本就如此没有一些活气的故乡抹上更加浓重的阴郁之色。故乡的美丽是虚无的、是幻想的、是聊以自慰的“谎言”，而故乡的萧瑟则是实有的、是现实的、是无法回避的真实存在。“我”正是在这种心绪中，踏上回故乡之路的。因此，作品的开首便给读者奠定了一个沉郁的、深层矛盾的情感基调。倘若仅仅是故乡的景致萧瑟，并不要紧。而人的“景致”的失落，才是使“我”感到凄凉的关键之所在。

首先是闰土，母亲一提到闰土，立刻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出闰土那充满活力和生气的少年英雄形象，作者不惜笔墨抒写了少年闰土的淳朴、羞涩、灵气以及我与闰土的兄弟般的友情，并且不无动情地写道：“我这儿时的记忆，忽而全都闪电似的苏生过来，似乎看到了我的美丽的故乡了。”（重点号为引者所加）看到这里让我联想到前文“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故乡好得多了，可是却记不起美丽的佳处来，而经母亲一提闰土，“似乎看到了我的美丽的故乡了”，倘若不留心，我们很容易忽略这“美丽”中的深层意味，因为前文中的美丽是由故乡的景致所引出，而无论是前文还是整篇作品的确没有写到故乡什么美丽的景致，看来前文所谓的美丽佳处，表面上是想说故乡的自然景致，实际上却是留在我潜意识中的少年闰土的形象。正因为这种潜意识中的美丽佳处是少年闰土形象的记忆（是关于人的记忆），它难以直接由故乡的自然景致引发出来，所以才会“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实际上，故乡的全部美丽是属于记忆中的而且是仅仅停留在少年闰土身上的。这全文中出现的惟一一次短暂的亮点，不仅没能也无法改变全文的沉郁色彩，从审美感受上看，更反衬并加重了这种沉郁色彩的浓度。故乡的亮点是记忆中的、瞬间的、暂时的，而故乡的暗色却是眼前的、无处不在的，不是吗？

“这些人又来了。说是买木器，顺手也就随便拿走的，我得去看看。”母亲的话提醒“我”，知道来了一伙明是买木器的实乃偷家什的故乡人，而且来过不止一次。

“哈！这模样了！胡子这么长了！”尖利的怪声中俗不可耐的“豆腐西施”杨二嫂已站在“我”面前，一番尖酸刻薄之后，没忘了“顺便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

启程之日，“来客也不少，有送行的，有拿东西的，有送行兼拿东西的。待到傍晚我们上船的时候，这老屋里的所有破旧大小粗细东西，已经一扫而空了”。总之真诚惜别送行的人少，贪图东西的人多。

悲哀于不动声色中和盘托出！

如果说“我”对以豆腐西施杨二嫂为重点的一班人的嘴脸感到可恶可憎的话，那么，眼前的闰土的巨大变化则令“我”生叹生悲。这里闰土的仿佛石膏像一般的木偶人取代生龙活虎般的少年形象，固然是令“我”生叹生悲的重要因素，恐怕更重要的在于闰土那以“老爷”取代“迅哥”的称呼，以规矩恭敬的态度取代自然欢喜之神情，确乎使我的心灵来了一次巨大的震颤，这彼此间“可悲的厚障壁”使我“说不出话”来，那仅存的一丁点亮点也黯然失色。

回故乡，来时“本没什么好心绪”，走时更感“非常气闷”“非常的悲哀”。无疑小说《故乡》是作者鲁迅极度失望苦闷心绪的告白。

精神的故乡在哪里？我们的后辈应该有我们所未经过的新的生活，但它真会有吗？眼前的水生正是一个廿年前的闰土，然而今天的闰土变得麻木了，明天的水生会否又是一个今天的闰土；宏儿不是在像“我”想念闰土一样想念水生吗？然而今天的“我”与闰土之间已有了悲哀的隔绝，明天的宏儿与水生之间会否也出现今天我与闰土之间的“厚障壁”。鲁迅希望留住孩子们今天的这一切，但他深知留住这一切的无望。

眼下的鲁迅与闰土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但有一点却是相似的，只有生存于艰难苦涩的现实中（自觉也好，不自觉也好）而又看不到希望的人，才更加看重希望，才会产生对神灵与偶像的笃信（富足达贵之人崇拜神灵偶像，目的是为了庇佑今日所拥有的一切，这与闰土的崇拜神灵偶像不可同日而语）。闰土要香炉和烛台，因为他完全可以在崇拜偶像的过程中忘却现实的困苦而得到关于将来的实实在在的精神寄托（尽管在鲁迅看来这是不觉悟的、麻木的、可笑的），但鲁迅的希望、他“自己手制的偶像”，却无法使他像闰土那样陶然于精神的寄托与宽慰。他们都有希望，都有偶像，但闰土的希望与偶像能带给他精神的安慰，只是他不知这希望与偶像是虚无的；而“我”的希望与偶像则无法安慰“我”苦涩的灵魂，只因“我”清醒地知道这希望与偶像是虚无的。他比谁都清楚“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所以他在《故乡》的结尾处不无矛盾地写下心灵的苦涩：“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有一种观点认为：鲁迅的这段话表明只要有更多的人来“走路”，希望就会成为现实的乐观倾向。恐怕这种理解与文本之间有较大的出入，也与作品的整体风格无法协调。以路比喻希望，又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无异于说世上本没有希望。它并不会因为“走的人多了”而有希望，这种“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其实是一种聊以自慰同时也慰藉他人的“无望的希望”。这种“无望的希望”正是《故乡》的主体情绪。这种“无望的希望”也贯穿着鲁迅先生的一生，我们并不会因此而低估了这位思想和艺术的伟人，相反却从他“‘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人作绝望的抗战”中深深体会到一种坚定的人格力量和悲剧的壮美。

（选自《名作欣赏》１９９８年第３期）

【哀人间之隔膜，探人生之新路（沈振煜）】

凡了解一点鲁迅生平的人都知道，《故乡》是一篇取材于作者亲身经历的小说，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在生活中都有“原型”可考。鲁迅自１９１２年随民国教育部北迁赴京供职之后，曾于１９１９年底返回故乡，将全家迁居北京。他当时的生活经历、思想状况以及和童年时代的朋友──农民章运水见面的情景，在小说《故乡》中都有如实的反映。不过，作品并非作者故乡行的纪实，而是以叙事主人公“我”回乡迁居的经历为线索，描述那一时代中国农民的生活遭际与精神病苦，抒写作者对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相互隔膜的深沉忧虑，以及打破彼此隔膜、探求人生新路的执着信念。

小说开篇即写道：“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可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却呈现出一派凋敝的景象：“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因为在“我”的记忆中，故乡是美丽的，但此刻又说不出它的美丽和佳处来。故乡萧索的景象和叙事主人公悲凉的心境相融合，一开始就为全篇定下了抑郁深沉的抒情基调。

“我”到家后，和母亲谈起家事，母亲便提起了闰土──“我”童年时的好朋友。顿时，“我”的脑海里闪现出了一幅“神异的图画”：深蓝的天空，金黄的圆月，海边的沙地，碧绿的西瓜……其间，活跃着一个项带银圈、手捏钢叉的少年，英姿勃勃地守护着一望无际的瓜地。这个富有生活情趣的童话般境界里的小主人公，便是农民的儿子闰土。以下，作者以相当长的篇幅，充满抒情诗意的笔触，细腻地忆写了“我”和闰土童年时的友谊与欢乐。虽然那时的“我”是一个少爷，闰土是“忙月”（短工）的儿子，但孩子的心灵世界还没有被社会污染，他们在一起并不分尊卑贵贱。两人见面不到半日，便熟识起来了。从闰土那里，“我”听到了许多新鲜有趣的事儿：雪地里装捕鸟，夏日到海边拾贝，月亮地下守瓜刺猹，潮汐来时看跳鱼儿……这些，不禁使“我”发出了由衷的赞叹：“阿！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是的，生长在海边农家的闰土，从小便掌握了劳动的本领，懂得许多自然与生活的知识，他是那样的聪明伶俐、勇敢能干，很快就成了“我”难舍难分的小伙伴。两个孩子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纯真无邪、亲密和谐的关系。“可惜正月过去了，闰土须回家里去，我急得大哭，他也躲到厨房里，哭得不肯出门”，但分别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一别便是将近３０年。此刻，这一切美好的回忆全都闪电似的苏生过来，“我”这才发现，美丽的故乡的影像，正存活在自己童年生活的回忆中，它与少年闰土的可爱的形象、与孩子间纯洁无瑕的友谊交融为一体，正是他心中那种和谐的人际关系的理想的象征。

可是，冷酷的现实随即摧毁了美好的影像。两位老友会面的情景实在出人意料。“我”一见到闰土，“不由的非常出惊”，因为中年闰土外貌的变化太大了。“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他的眼睛周围肿得通红，“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早先“红活圆实的手”，也变得“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而更令“我”惊异的，是闰土精神状态的变异。见到３０年来时时惦念的童年好友，闰土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老爷！……’”这“老爷”二字，使“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一声“老爷”的称呼，道尽了闰土在封建等级制度下所遭受的精神压迫和痛苦，也刻画出了农民闰土与知识分子“我”之间关系的隔膜。在封建思想意识的毒害下，闰土的心灵世界已经变得麻木了，麻木得反而去维护压迫他的封建等级观念。否则，他便认为是不“规矩”，“不懂事”。问到他的景况，“他只是摇头；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他大约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我”要闰土挑一点旧家具，闰土却特意要了香炉和烛台，这便暗示他日后将在求神拜佛中进一步麻醉自己。作者以画龙点睛式的议论，揭示了致使闰土“苦得像一个木偶人”似的社会原因：“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即封建军阀与官僚地主的黑暗统治。不过，作品着重表现的，还是封建等级制度和等级观念对农民及一般群众精神上的压抑与毒害。最使作者痛心的，是闰土的愚昧、麻木，是闰土和“我”之间和谐关系的变异与幻灭。在小说中，闰土与“我”久别相见之前，还插入了一个小市民杨二嫂的表演。杨二嫂是“我”家的近邻，她已由年轻时有名的“豆腐西施”变成了外形如同细脚伶仃的“圆规”般的老女人。她来到“我”家，是专为捡便宜的。故而，她硬说“我”阔了，“放了道台了”，“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并且根本不听“我”的辩解。以后还诬称闰土将碗碟埋在灰堆里，自己则乘机明拿暗偷“我”家的东西。其尖嘴利舌、贪财爱小的性格特征，不仅对闰土淳朴诚实的品性是一个衬托，而且从另一方面展示了当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隔膜。作者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深入地揭露了封建等级制度、等级观念的罪恶。同时，又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表述了打破彼此间的隔膜，再探人生新路的执着信念与追求。作品中描写的水生与宏儿，分明是闰土与 “我”亲密关系的延伸。“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作者所执着追求的，不仅是要重建儿时那种和谐的人际关系，而且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的 “人”的生活！

篇末，借助渐渐远离故乡的“我”的朦胧之感，再一次幻化出一个神奇的境界：海边，碧绿的沙地；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它似乎照亮了作者心中的希望之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富于哲理性的警句，为全文作了深沉而隽永的收束。

就艺术表现而言，《故乡》兼备小说与散文的特长。它以精练的生活片断的连缀取代了曲折的情节铺述，以叙事主人公“我”的情感的起伏变化为贯穿全文的内在线索，大大加强了抒情的成分。同时，对客观人事的生动描绘与主观情感的充分抒发有机地交融，童话般美妙的境界与琐屑世俗生活相互映衬，再加上某些思辨性的精辟议论，凡此种种，使作品既富于历史的深度，又洋溢着浓郁的诗情，给读者提供了深刻的哲理启示。

（选自《中国现代文学采英》，湖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