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民族精神要有创新思维和世界眼光

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一直是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课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对外文化交流的扩大，这个功能不仅不能削弱，而且应该得到进一步加强。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第七次文代会上的讲话中，高屋建瓴地论述了文艺弘扬民族精神的问题，鼓励文艺工作者通过独创性的艺术劳动，使文艺成为国民精神的火炬、人民奋进的号角。

和经济相比，文化艺术有自己的特点，它具有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独特性，具有不同国别民族文化精神的独特性，也具有个体创造性精神活动的不可规范性。因而同处世界格局中的各民族文化，除了许多共同性，也必然会出现许多差异、尤其是价值层面的深刻差异。经济全球化并不一定能消除不同国家之间的冲突，在一定情况下还可能加剧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民族之间的冲突。也许正因为看到了这一点，国人在谈论文化艺术全球化问题时，常常更多地从抵御和反对新形势下的文化霸权主义，维护民族精神和保存民族文化传统的角度着眼，这显然是十分必要的。对于民族文化艺术如何走出去，如何在创造、开放中弘扬发展，则议论较少。仅有的一些议论，又大多集中在工具理性和市场运作层面，即民族文化如何通过现代市场操作进入世界格局。但是，不要忘了问题还有更重要的一面，这就是换一种眼光，以全球眼光对民族文化艺术定位；换一个坐标，以开放、融汇、更新、创造的坐标思考民族文化艺术加快走向世界的步伐，以在全球文化格局中占得更大份额，发挥更大作用。在这个层面上，民族文化艺术的保存、维护和民族文化艺术的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实际上是弘扬民族文化问题互促互动的两方面。

以积极、进取、开放的精神弘扬民族文化艺术，首先要发扬中华文化固有的兼容并包、开放融汇的创新品格。

前些年，有人认为中华文化是一种僵滞封闭的超稳态结构，这显然是偏见。中华文化的内在结构应该说是稳态和动态两种机制的统一。千百年来形成的许多民族传统，譬如团结凝聚、自强自信、奋发进取的精神品格，天人合一、家国同构、伦理中心的文化结构，以及种种政治、法律、伦理、科学、艺术的形态意识和非形态意识，虽然都构成了我们民族相对稳态的精神传统，其实它们的具体内容无不随时代的变迁而在不断变化发展着。

另一方面，往往被忽略的是，中华文化又具有多维动态融汇的机制。其实，一部中华文化发展史就是不断融汇各种异质文化因子更新壮大的历史。遍布黄河、长江流域和华南、东北、青藏地区上百个文化遗址，不断证明中华文化是多源发端、多流生成的；中华文化是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创造的多民族文化，而汉文化内部自古以来又是多地域多流脉，在漫长的交汇融合中形成了以儒为核心、儒道释为主干，各种文化成分枝繁叶茂的多维文化复合体。中华文化发展的几次高峰，都和文化的开放交汇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没有秦汉之际董仲舒等思想家对先秦诸子百家学说的创造性综合，就没有秦汉文化，没有后来成为民族文化重要基石、对世界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儒文化。没有汉唐乃至宋明中华文化对印度佛教文化上千年的吸收、改造，没有近于《中庸》的天召宗，近于《周易》的华严宗，近于《孟子》的禅宗等中国化佛教的先后创立，也就没有融汇了佛学内容的儒学──宋明理学的壮大，更没有中华文化儒道释文化系统的形成和直至今天对世界文化的平衡、启迪作用。

耐人寻味的是，不注意在交汇中创新，过分拘泥“原版性”的佛教流派，如唐玄奘及其弟子窥基创立的一味追逐“天竺化”的法相唯识宗，由于忽视中国的实际，忽视和本土文化在整合中创新，却逐渐衰败了。近百年来，几次西方文艺的引进高潮，如五四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也都是从对域外文艺生吞活剥的单向模仿开始，走向与本土精神、民族生活相融相洽，走向描绘作家艺术家在民众生存中的体验，而逐渐完成整合和更新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和而不同，有容乃大，适时地、多维地、创造性地将异质文化转化为自身发展的营养，这是中华文化几千年生生不息的根本原因，在创新中弘扬，在融汇中发展，才是弘扬发展中华民族精神的要义。

在当代世界文化格局中对民族文化作再认识，最重要的是以世界眼光和现代科学体系对民族文化精髓、民族美学体系和民族文艺现象重新扒梳整理，发掘更深更新的内涵，作出科学而有力度的再肯定。只有在当代的、全球的大时空里，才能判断、识别民族文化中的先进因素──这是我们应该大力弘扬并能丰富世界文化的瑰宝；也才能发掘民族文化中那些适应全人类、被人类普遍认同的精神资源──这是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衔接点，是民族文化进入世界格局的绿色通道。同时，对民族文化中落后、过时的东西，也要从当代世界文化的坐标上作出更具科学理性的再批判。如果我们立足于过时的、或脱离中国实际的文化立场和方法，立足于有着自然经济、计划经济或全盘西化浓重投影的文化立场和方法，对民族精神无论是扬弃还是发展，都可能误入歧途。

上世纪初叶，西学东渐，以思辩的、体系化的西方文论全面否定经验的、感悟的中国美学和传统文论一时成为时尚，王国维却力主在世界格局中认识本国文化的观点。他指出：“欲完全知此土之哲学，势不可不研究彼土之哲学”。事实上，五四运动期间，有些国人激烈非议象形的汉字，这同时，中国古典诗歌却在美国引发了一场意象派诗歌革新，涌现了庞德那样的大诗人。而后来在海德格尔那里，我们又看到了中国传统文论中虚静精神的影响。

在全球文化日渐趋于综合的大背景中，东西方文化艺术的关系正在更新，一方面不断以新的形态冲突着，一方面又走向对话和互补。随着信息社会和生态社会的到来，随着人对主客体世界复杂性愈来愈深刻的认识，工业社会的许多文化观念和审美观念已经失去了它的自洽性。西方文化正在重新建构。在这种重构中，东方的中华文化，以儒家的“天人合一”和道家的“顺其自然”，谐和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协调着人与社会、平衡着人的内部世界，以中国式认知的模糊色彩和感悟色彩，拓展着人类对世界、对心灵、对艺术的把握，这些都正将成为现代文化和现代思维极有价值的资源。

正如马克思在谈到世界市场的开拓时说的，“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今天，旧的封闭的民族文艺研究正在日益广泛地被多语言的比较文艺研究所取代。我们应该加强比较的研究和系统的观照，在全球化格局中发掘民族文化中具有世界意义和现代价值的精华，并且作好科学的阐释推介，使之在文化全球化的现实进程中发挥鲜活的积极作用。

现代世界对中华文化的青睐，同时也将中华文化和相关的艺术精神现代化、科学化、体系化的任务极为迫切地提了出来。要建立自己特有的民族文化科学话语体系，将中华文化艺术在当代仍然有着鲜活生命力的精华，如灵象触发特色、意象传输特色、整体感悟特色和模糊表述特色等等，融化到现代世界通用的话语体系和传播渠道、运作方式中去。建立民族文化艺术的智性体系，一不能“言必称希腊”；二不能把立足点放在国外流行的现代概念上；三不能完全沿着中华文化已经形成的老路数走，要从世界文化坐标系出发，尽量返回民族生活的源头和民族文化的原生点去解读中国文化密码，经过切实的发掘、化育，创造出一种能对民族文艺作新的整体表述、能和当代世界对话的话语体系。这是在现代世界的语境中，大力弘扬民族文化的有效途径。

同时，也要重视“西体中用”的话语转换。除了直接译介，还不妨用民族的话语体系和适合国人接受心理的形式，对世界各国文化的精华，“意译”甚至重写，以改变目前西学走不出精雅文化圈的现状。世界先进文化难于在民众中普及，转化为我们民族的文化营养和百姓生活话语也就成为一句空话。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只有经过这样的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话语转换，才能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生根开花。

（《人民日报》２００２年０５月２６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