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培根

公元１５６１～公元１６２６

虽然弗朗西斯·培根在很多年中都是一位主要的政治家，虽然他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但是他被列入本书却只是因为他的哲学作品。这些作品表明他是科学新时代的先驱：认识到科学和技术可以改变世界的第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一位科学调查的得力倡导者。

培根于１５６１年出生于伦敦，是伊丽莎白女王手下一位高级政府官员的次子。他十二岁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但是三年后中途辍学，未获得学位。他从十六岁开始给英国驻巴黎大使当一个时期的官员。但是当培根十八岁时，他的父亲猝死，未能给他留下什么钱财。因此他开始攻读法律，二十一岁时找到一个律师的职业。

他的政治生涯就是在此后不久开始的。二十三岁时他被选为下议院议员。虽然他有高朋贵亲和显赫的才华，但是伊丽莎白女王拒绝委任他任何要职，或有利可图之职。其理由之一是他在议会中果敢地反对女王坚决支持的某项税务法案。他生活奢侈，挥霍无度，“借”债累累，无所顾忌。（实际上他曾一次因欠债而被捕）。

培根成为一位踌躇满志、深得民心的青年贵族埃塞克斯伯爵的朋友和顾问，而埃塞克斯也成了培根的朋友和慷慨的捐助人。但是当埃塞克斯野心膨胀，阴谋发动一场推伊丽莎白女王的政变时，是培根告诫他，要把忠实女王放在首位。尽管如此，埃塞克斯还是发动了政变，但却未遂。培根在起诉伯爵犯有叛国罪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埃塞克斯被斩首。整个事件，使许多人都对培根产生了恶感。

伊丽莎白女王于１６０３年去世，培根成为她的继承人詹姆斯一世国王的顾问。虽然詹姆斯拒不采纳培根的劝告，但是他却赏识培根，在詹姆斯统治期间，培根在政府步步高升。1607年培根成为法务次长，１６１８年被任为英国大法官，一个与美国法院院长大体相等的职务；同年被封为男爵；１６２１年被封为子爵。

但是乐极生悲，培根随后便大难临头。作为一个法官，培根当面接受诉讼当事人的“礼物”，虽然此事非常普遍，但是却显然违反法律。他在议会中的政敌正想抓住这个机会把他赶下台去。培根招供了，被判了徒刑，关押在伦敦塔，终身不得担任任何公职，同时，还被罚了一笔巨款。国王不久就将培根从狱中释放出来，免除了对他的罚款，但是他的政治生涯已告终结。

现在到处都有高级政客因受贿或以其它手段来践踏公众的信任而被捕的例子。当这样的人被捕时，他们往往起诉为自己辩护，声称每个其他人也都在行骗。如果认真对待这种辩护，看来那就意味着行骗的政客会逍遥法外，除非惩罚事有先例。培根服罪的话却与众不同：“我是这五十年来英国最正义的法官，但给我的定罪却是这两百年来议会所做的最正义的谴责”。

有这样一种积极而充实的政治生涯，似乎就无暇去做任何其它事情。但是培根不朽的名气和在本册中占有的名次皆因他的哲学著作，而不是他的政治活动。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随笔》最初发表于１５９７年，以后又逐年增补。该书文笔言简意赅、智睿夺目，它包含许多洞察秋毫的经验之谈，其中不仅论及政治而且还探讨许多人生哲理。以下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话：

青年人更适之发明而非为判断，更适之实干而非为商议，更适之创新之举而非为既定之业……老年人否定之多，磋商 之久，冒险之少……若青老两结合，必将受益匪浅，……因为彼此可以取长补短……──《谈青年和老年》

有妻室儿女者已向命运付出了抵押品……──《谈婚嫁与单身》（培根自己结过婚，但没有子女）

但是培根最重要的作品是论述科学哲学的。他计划分六个部分来写一部巨著《伟大的复兴》。打算在第一部分重申我们的知识现状；第二部分描述一种新的科学调查方法；第三部分汇集实验数据；第四部分解释说明他的新科学工作方法；第五部分提出一些暂定的结论；最后一部分综述用他的新方法所获得的知识。可想而知，这项宏伟的计划──可能是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最有抱负的设想──从未得以完全实现。但是可以把《学术的进展》（１６０５年）和《新工具》（１６２０年）看作是他的伟大著作的头两个部分。

《新工具》也许是培根最重要的著作。这部著作基本上是号召人们采用实验调查法。由于完全依靠亚里士多德演绎逻辑方法的荒诞可笑，因而需要一种新的逻辑方法──归纳法。知识并不是我们推论中的已知条件，而是要从条件中归纳出结论性的东西，更确切地说是我们要达到目的的结论。人们要了解世界，就必须首先去观察世界。培根指出要首先收集事实，然后再用归纳推理手段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结论。虽然科学家在每一个细节方面并不都是遵循培根的归纳法，但是他所表达的基本思想对观察和实验有重大意义，构成了自那时起科学家一直所采用的方法的核心。

培根的最后一部著作是《新西特兰提斯岛》，该书描写了太平洋的一个虚构的岛上的一个乌托邦国家。虽然书中的背景令人想起托马斯·摩尔爵士的乌托邦，但是其整个观点则截然不同。在培根的书中，他的理想王国的繁荣和幸福取决于而且直接来自于集中精力所从事的科学研究。当然培根是在间接地告诉读者科研的明智应用可以使欧洲人民与他的神秘岛上的人民一样繁荣幸福。

人们完全可以说弗朗西斯·培根是一位真正的现代哲学家。他的整个世界观是现世的而不是宗教的（虽然他坚信上帝）。他是一位理性主义者而不是迷信的崇拜者，是一位经验论者而不是诡辩学者。在政治上，他是一位现实主义者而不是理论家。他那渊博的学识连同精彩的文笔与科学和技术相共鸣。

虽然培根是一位忠实的英国人，但是他的洞察力远远地超过了他自己的国界。他划分出三种雄心：

其一类者，朝思暮想，惨淡经营，在本疆之内，得陇望蜀，觊觎青云；其二类者，官衣旰食，机关算尽，图他人之邦，扩己国之势，拜倒称臣者愈多愈善，此辈虽贪婪无度，然却至尊至贵；若一人披荆斩棘，努力登攀，以求人类享有经天纬地之略，驾驭宇宙之才，此实属雄心大志，…尽臻尽善。

虽然培根是科学的指路人，但是他自己却不是一位科学家，也跟不上他的同时代人所取得的进展的步伐。他忽略了纳皮尔（新近发明了对数）和开普勒，甚至还有他的英国同伴威廉·哈维。培根正确地指出热是一种运动形式──一个重要的科学学说，但是在天文学上他却拒绝接受哥白尼的学说。不过人们应该记住培根不是要提出一套完整、正确的科学定律，而是要提出一个应该学什么的概说。他的科学猜想意在作为进一步探讨的中国而不是作为终极的结论。

弗朗西斯·培根并不是最先认识到归纳推理用途的人，也不是最先理解科学会给社会带来各种可能利益的人。但是在他以前没有人如此热情而广泛地发表这些思想。而且部分由于培根是一位好作家，部分由于他作为一位主要政治家的名气，他对待科学的观点在实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１６６２年当为了促进科学知识的增长而创建伦敦皇家学会时，创建者们称培根为他们的启灵人。而且当在法国启蒙运动期间编纂大部头的《百科全书》时，主要的编纂者们如狄德罗和阿朗贝尔赞誉培根是他们的作品的启灵人。如果说《新工具》和《新亚特兰提斯岛》今天比过去一度曾有的读者少了，这是因为它们的寓意已被广泛地接受。

人们有理由把培根与另一位即将来临的科学时代的先驱勒内·笛卡尔相提并论。培根比笛卡尔早一代人（三十年）。他比笛卡尔更多地强调观察和实验的重要性，但是这位法国人重大的数学发明使这种对比的天平稍微向有利于他的一边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