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自杀的前前后后

虽然从没有见过邓拓的夫人丁一岚，可在电话里已经感受到她待人的谦和与友善。因为要采制一个关于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的节目，我打电话找到了丁一岚，讲明自己的采访意图，她答应我去她家里采访，她非常详尽地告知我乘车和骑自行车的线路，并且提出了三个时间供我选择。我选择了６月１５日，碰巧１９９８年６月１５日是《人民日报》成立５０周年。在这样一个日子，在挂着邓拓遗像的书房里，听着丁一岚追忆往事，我好像总是感觉到墙上相框里的逝者俯视我们的目光。《人民日报》也没有忘记邓拓这位总编辑，特别敬献了一只花篮。也许是这个日子，也许是这些鲜花，丁一岚时不时因为哭泣而不得不中断谈话，我不知道该如何劝慰这位历尽沧桑的老人。我想，她心中的创痛，是我无法劝慰的。我只能默默地递上餐巾纸，默默地聆听，默默地等待她的平静。第二天一大早，丁一岚就传呼我，我急忙回电话。她很客气地向我抱歉，说她昨天情不自禁，在采访过程中，哭了许多次，增加了我做录音访谈的难度。她说，她是很坚强的，很少在记者面前流泪。她担心自己由于情绪激动说了过激的话，对党造成不好的影响，让我好好地把一下关。说完这些，她放心地挂断电话。我仔细地听了她的全部谈话录音，那些浸透着泪水的历史，一幕一幕在我眼前铺展开来。

“三家村”无非就是一个导火线：

文化大革命这场历史浩动最早的牺牲品就是写作《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所写的知识性强、文笔生动、针砭时弊的文章，被称作是向党和社会主义射出的“一支支毒箭”。抛出“三家村”，成为引发文革的导火索。丁一岚对３０多年前的往事记忆犹新：

从邓拓、吴晗、廖沫沙３个人的问题说起来，比“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间要早一些，因为最初是有一个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那时还没有和“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然后，就是１９６５年开始的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

当时，毛主席大讲海瑞，所以，有些领导人就示意吴晗写关于海瑞的剧本，吴晗接受了中央的要求写了《海瑞罢官》，但后来居然变成吴晗借此反党了，我们都觉得实在是有点冤屈吴晗。当时北京市委是想保护吴晗的，希望能把事情说清楚。所谓文化大革命，就是从文化这上面挖，那时候，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３个人给北京市委的机关刊物《前线》写专栏，题目叫“三家村札记”，最后把邓拓的《燕山夜话》也连上一块批判，这３个人就这样被捆在了一起，就成了“三家村反党集团”。

１９６６年报上公开提出，没有人支持，他们３个人怎么敢于这样进行反党活动？他们背后还有人，得挖出来。大家也逐渐看清楚了，其实这“三家村”无非就是一个导火线，而真正它的目标是后面的北京市委，而北京市委后面又是彭真、少奇同志和周恩来总理，他们对于国家建设的意见是比较一致的，所以，批判“三家村”的矛头是对着刘、周，就是从“三家村”这条线转过来的。我们总还以为批判一段时间就结束了，我记得杨述（文革前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北京市高教党委书记，韦君宜的丈夫）同志去看邓拓，邓拓说，嗨，好好检讨吧，有一年也就过去了。杨述还说，哎呀，我怕一年还结束不了，恐怕得两年三年。所以大家总还想着这是一段时间的理论斗争、政治斗争，然后结束了嘛，也就完了，最后，根据过去的经验还有一个甄别平反，但是没有想到这场批判后来发展到那么残酷，简直不讲任何道理，并且还引起全国的混乱以及武斗。

直到１９６６年初，中央点名批评北京市委对“三家村反党集团”是假批判、真包庇，邓拓可能才真正明白他和他的两位朋友在这场党内政治斗争中扮演的角色。早在１９５６、１９５７年，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在关于国家经济建设的诸多问题上有过严重分歧，邓拓也是在不知不觉中被扯进党内高层领导之间的斗争。丁一岚回忆──

毛主席为什么批邓拓：

当时邓拓是《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少奇同志要求《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既不要左倾盲动，也不要右倾保守。当然，按照少奇同志的意思，主要是以反左反冒进为主。这篇文章作为社论必须要经过总编辑发稿的，邓拓很明白，毛主席是不同意发表这样的文章的，所以夹在中间很为难。社论大样送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批了一句：我不看了！这么重要的社论都是要经过毛主席批准才发表的，毛主席批了个我不看了，这意思也很明显，就是不同意社论的观点。因为以前发社论同意不同意，毛主席看完以后都会发表意见。但他这次说我不看了，也不是说我不看了，你们就去发，不是这个意思。面对毛主席退回来的社论大样，邓拓陷入冥思苦想。你说发了吧，毛主席不同意。不发吧，少奇同志和周总理那边又没法交代。邓拓本人也同意社论的观点。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发表这篇社论。可是，他毕竟还是书生气十足，原来社论是４号字，他改成了５号字，想着字小一点，这样可以避免特别醒目，引人注意，其实这无济于事。因为这件事，毛主席对邓拓很不满意，就批评他是：书生办报。“书生办报”是缘于这里。说邓拓是“死人办报”是从反右开始的。毛主席要钓大鱼，让《人民日报》刊登一些批评我们党和国家的比较尖锐的文章，不加任何按语就登出来。邓拓认为党的机关报这样登不妥，影响也不好，就还是在这些文章上加上了按语登出来。这样做不符合毛主席的那个钓大鱼的思想了，把阴谋阳谋稍微暴露了一些，所以，毛主席又说邓拓是“死人办报”。有了毛主席的这两句话，邓拓就没法再在《人民日报》干下去了。邓拓跟毛主席的路线和做法都跟不上，他也理解不了，最后连总编辑也给撤了，邓拓本人也要求辞职。有了这些历史上的原因，等到最后“三家村”的问题拉出来的时候，邓拓也觉得在劫难逃了。延伸阅读邓拓与首部《毛选》的故事。

邓拓夫妇都凭良心讲过真话：

邓拓带着毛主席的两句评语：“书生办报，死人办报”，离开了《人民日报》，回到北京市委。他终究还是一个文人，他离不开他所热爱的写作，他用杂文的形式，写一些对现实有针对性的文章，这些杂文很多是批评当时不实事求是的作风、缺乏民主的作风和官僚主义作风的。像《一个鸡蛋的家当》、《“推事”种种》等等都是借古喻今。这些文章在《北京晚报》周二、周五刊登，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也招来了最后的杀身之祸。邓拓的这段沉浮，似乎并没有使他和丁一岚认识到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否则，他就不会写出《废弃“庸人政治”》这样尖锐辛辣的文字。

当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我深深地钦敬邓拓的勇气和犀利。而丁一岚在１９５９年的遭遇，也可以使许多并不了解她的人，认识到她的刚直和执着。当人们把目光聚集到邓拓这个名字时，我觉得，我们是多么不应该忽视了丁一岚的存在。

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写了万言书。庐山那边就传来指示，让北京的三大新闻单位（《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讨论时事问题，号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提倡向党交心。我那时在中央台总编室，也思考社会上的一些问题和国家经济面临的困难。我想，人民公社是不是办早了？大炼钢铁是不是得不偿失？毛主席说过，我们的粮食多了怎么办？即使我们先进入共产主义，我们也不要宣布，我们还是推崇苏联老大哥，把他们摆在前头。这个提法对不对？毛主席常常说，小资产阶级容易头脑发热，把事情搞糟，毛主席自己是不是也有些头脑发热了？我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在座谈会上谈出来，这些话太尖端了，在当时这么说话，实在是有点冒犯了。可是我想，经过１９５７年反右，许多党外人士都不说话了，我１６岁就到了延安，也是老党员了，这个时候我们共产党员不挺身出来讲真话，好像从良心上也说不过去。我真觉得，党很想了解下面的意见和情况，我确实也是以向党交心这种心态来谈这些问题的。结果，我的发言被看作是向党进攻，说我是反党，在中央台食堂的饭厅里，贴满了对着我的大字报。这以后把我下放到“穷棒子”合作社劳动改造了一年多。延伸阅读 彭德怀的“万言书”手稿幸存始末。

两年后，丁一岚才被调入当时的国际广播电台，重新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这对于一个忠于党的革命战士来说是多么重要啊！但是，她没有想到，几年后，她将和邓拓一起，再次被贬斥出革命的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