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具有“天才”的稀有品格

当鲁迅的名字被提起的时候，或者当我想起他的时候──那是常常有的事──我的心就要唤起一幅图画来。那幅图画老是那个样子，不会有变化，至于为什么如此，我也不知道。我老是看见鲁迅那个脆弱却有活力的身影，进出走动在上海虹口区的他的那间房里，他的面孔一径燃点着一种强作幽默的表情，那就是他的存在的一部分。

从这幅图画里面，又透露出一些有定形的特殊事迹来，曾经在我的记忆上留着一个深刻的印象。有一次，他和他的一个朋友写了一篇关于杀戮一些革命青年的抗议。他们把这篇抗议交给我拿到一个美国报纸上去发表。当时我想这份抗议也许会招致他们的逮捕、监禁或处死，就问他们，把他们的名字签在上面是否妥当。鲁迅略略一抬他的下额，用平静的声音说：“这几句话是必须要说的。拿去发表吧。”我还是怀疑地询问着。“不要紧的，”他回答。“发表去吧。”他带着坚强的信心说。

又有一次，上海有一个反动的编辑，正在着手翻译鲁迅的一部分小说，陆续在他的杂志上发表，目的无非要借这为中国的青年们所尊崇敬仰的一个名字来号召而已。鲁迅想要制止这件事，我就替他写了一个给出版家和一般读众的公告。我的公告的措辞太温和。而鲁迅一谈起那个编辑，便愤怒得连声音也发抖了。他对我说：

“在那公告里你替我补上一层意思，说我讨厌并且憎恨那个人，和他的所有的作品！”

鲁迅的绝笔之一，是一篇题为《深夜作》的文章，他把它交给我，要我译成英文。这篇文章，不但他写时一点没有顾到对于他自己会有什么后果，并且还是一篇显示一切天才迹象的散文。这实在是一篇壮丽的作品，一面是表现他对中国一般创造的革命青年的至深的爱，同时又充满着他对于当时一般反动势力的强烈的憎恨，因为这种反动势力正在断送中国大多数优秀青年的生命。

我说这是一件显示着天才迹象的作品。因为照我的想法，鲁迅是中国现代作家当中惟一具有我们所谓“天才”的那种奇异和稀有的品格的人。中国原有许多有才华有能力的作家，但鲁迅是惟一天才的作家。就是他在《申报》文艺栏或其他刊物发表的那些“小评论”，也表现着这种品性。为了这种品性，他虽是用着一大串的笔名，也终于瞒不了人。人们总知道是谁写的，那些给反动势力为钱而服务的作家们，也都能够明明白白地看出来，那一行，那一句，那一节，那一篇是谁写的。

当我去看他的时候，我常常看见他蓬松着头发，穿着一件旧汗衫，踏着卧室的拖鞋坐在那里。在这样的时候，我总要想起俄国革命以前的那些作家。因为据人们所描写，那些作家也是同样憔悴而严肃的人，并且在和鲁迅所生活所工作的同样荒凉的房间里工作的。他们也同鲁迅一样，或是藏匿起来，或是过着半公开的生活，一径面对着被拘捕被监禁的可能。

我认识鲁迅已有好几年，而他是我生平最珍贵的朋友之一。在这许多年中，我想不起来他曾经表示过一次恐惧。他似乎并不知道怎样叫做恐惧。他具有一种极深的轻蔑心，那是难以形容的。他对于反动、对于不进步的、革命的组织、个人和制度，都憎恨。他又擅于讥嘲和讽刺。可是我想他甚至连“恐惧”这词的意义也不懂得的。

我第一次会见他，是在他５０岁生辰的庆祝席上。我想那是１９２９年吧。

有一些青年作家要我去租一个外国小饭店，可以让我们在那里开一个下午的茶会，并且吃一顿晚餐。中国人要有这样一个集会，是危险的。我是个外国人，我可以租了那地方，来请我的客。不过等到客人都来齐了，那外国饭店的主人看看所有的客人都是中国人，又大多是贫穷的，并且中国的侍者们也要听到我们的谈话和演说，于是就要发生危险了。

在鲁迅生日的那天下午，客人陆续来到那小饭店的花园中。他们有单独来的，有成群来的。有许多没有钱，因而不能留到晚上吃晚饭。鲁迅和他的夫人（他的夫人抱着一个孩子），在园里一张桌子旁边坐着或是站着，招待着进园来的向他们致敬的客人。那天鲁迅真是神采奕奕，─—因为当他快乐的时候，或是对于什么东西发生兴味的时候，他总是神采奕奕的。他的脸老是那么动人，他的眼睛老是带着智慧和兴味闪耀着。他那件长的绸袍增添了他的丰采，增添了成为他的一部分的那种尊严。

我在中国的时间不久，这种景象使我惊异了。在那个时代，就是少数人集合在一处地方，也是有危险的。我们的周围一径都有侦探，有许多集会他们似乎都知道。可是那一天，来给鲁迅致敬的不下２００人，而且其中有许多人，要是给警察知道的话，他们的脑袋都要难保。可是２００人来了，并没有一个侦探知道。我还记得有一群贫苦演剧家，站在那里和鲁迅谈话。不知为什么，他们似乎比其余的客人都要穷些。在当时，有许多革命团体正在组织之中，因为有许多小剧团也正在组织成一种全中国的组织。此外的客人之中，有许多左翼的或革命的作家、许多艺术家、少数新闻记者，有一些教员、学生和从各大学来的教授。还有一个是红军协助会的代表，一个刚刚出狱的反帝同盟的代表，一个当时上海共产党党报的编辑。我还记得有一个守旧的哲学教授也来参加鲁迅生辰的庆祝。。

整个下午，客人不断地来来去去，到晚上只有５０个人留下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宴会。我看着那外国店主在房间里不住走动着，亲自照料一切，每一回那个侍者走出房去的时候，我都注视着，倾听着，留心着他是否去打电话给警察。因为当时在场诸人的演说，要是给警察知道的话，是大可以引得他们带着机关枪和捕人车而来的。并非那些演说是“狂妄的”或是“凶险的”。不，他们不过是谈着近代的思想，谈着中国的解放，谈着文化团体的组织，谈着鲁迅的领导的必要。他们谈到了鲁迅的可宝贵的５０年生活，而仍旧还是年轻而健壮，成为一个青年和革命思想的领导人。他们请求他出来切切实实地做个领导。

我那天晚上第一次听见鲁迅演说。我的耳朵一面侧向外面的街道，担心着警察的捕人车的可能的隆隆声的到来，一面却仍倾听着一个翻译替他译出来的话。不久，我忘了有关捕人车的顾虑。因为鲁迅正在那里讲他生平的故事。他站着，一个平静而严肃的形象，从容而平静地说着话，说得所有的侍者都静听着他的每一个字，有时竟至客人也忘记侍候了。

鲁迅讲到他在前清时的青年生活，他在一个半封建的小乡村里的青年生活。他讲到他起先怎样在日本学医，后来怎样认明了今日的医学只是替富人服务。只有富人能够给得起医生的诊费，而中国的问题，他以为，并不是由替富人医肚痛可以解决的。因此，鲁迅弃医从文，试图通过文学来唤醒青年。他倾向于俄国的革命作家，并且向他们学习。

最后，鲁迅讲到了世界各国的普罗列塔利亚文学。他是一个学问渊博的人，而且我以为他是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教养最深的一个。这一天晚上，他把他对于世界文学的知识在他的朋友们面前展示出来了。但是，鲁迅说，他自己并不是一个普罗列塔利亚作家。他的根底，他的创作生活，开始在一个半封建的乡村里，他除了那个乡村和知识阶级之外，对于其他任何的知识集团知道得很少。可是，他一直是和学生及其他知识者思想中的封建主义奋斗的，而这件事，他仍然还在做，而且能够继续做下去。关于普罗列塔利亚文学，他正在把许多苏联作家的重要作品译为中文，还有许多许多他也预备要译，这些作品，他说，应该用作中国青年作家的指导。同样，在艺术上，他要把西方近代刻绘艺术家的第一流作品搜集起来，在中国刊布，中国青年艺术家可以从中学习。他用这样的方法教导中国的青年。

我们知道，在后来几年里面，鲁迅已经不止实践了他的约诺。他已是一般革命作家和艺术家的拥护中心了。他已搜集了许多优美的刻绘艺术品，是一切国家都包括的。他已出版了许多册各国刻绘艺术家的作品。这一项工作，他是用着一种热爱，甚至于迷恋的心情去进行的。他爱好书，和有活力的健劲艺术。他爱好创造的和进步的一切，至于腐败的、愚蠢的，他一概都憎恨鄙薄。他的作品就是这态度的活的证据。他的笔蘸着无情的批评的汁液，许多人都感觉到它的刺。可是他所有的作品里，是从来没有一处地方不袒护着青年的。他爱青年，他了解青年的烦闷，了解青年对于一种新的生活和一个新的世界的奋斗。

在他的一生的最后的几个月里，他的夫人和朋友曾劝他出国，但他总是不肯离开中国。他说，他不能在中国这种危急的历史关头离开。他知道他自己病已很深，可是他不能离开他所爱的这片国土。他说中国需要每一个人。我们回答他说，除非他出去休息一年，否则他是不能帮助中国了。但是他希望能够好起来，而他这人是很执拗的。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执笔的战斗者，他是天才，但这天才太执拗了。也许他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所以他情愿死在自己的国土上。

当报上传来他的去世的消息时，我在西安。一时每个人都谈起这件事来。我的同伴们是在一个荒僻小市镇里的最最守旧的人物，而甚至于他们也在谈鲁迅的去世了。一个伟大的人，一个伟大的中国人死了。当时我正卧病在床。人们拿了几本杂志给我看，上面印着他的葬仪的照片。我连话都说不出来，一个伟大的精神，一个以笔为刀而不知何谓恐惧的人物，与世长辞了。我曾经以做他的朋友为荣誉。所以，也同在上海和不远处地方的数千万人一样，我俺着面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