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至九十年代对鲁迅的批驳

【６０年代对鲁迅的批驳】

１９６１年：

夏志清：鲁迅离开北京后，特别是鲁迅“投共”后，他的创作能力丧失了，“不能再唤起写作他最优秀的作品所必须的真诚”。鲁迅的“思想基础比较薄弱”，是“琐碎的，好争吵的”。“鲁迅却只是把他的注意力集中于旧传统的明显失误，而纵容了，甚至后来还积极鼓励了那种幼稚而非理性的力量的活动，这种力量不仅使文化发展停滞衰落，而且毁灭了文化。”“他参与了一连串的个人或非个人的论争，以此来掩饰他创作力的消失。”他“更多的是他那个时代的牺牲品而较少的是他自己所认为的导师和讽刺家。”（原载《中国现代小说史》，１９６１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

周作人：“现在人人捧鲁迅，在上海墓上新立造像，—是在高高的台上，一人坐椅上，虽是尊崇他，其实也是在挖苦他的一个讽刺画，即是他生前所谓思想的权威的纸糊高冠是也，恐九泉有知不免要苦笑的吧。要恭维人不过火，即不至于献丑。”（原载《周·曹通信集》，香港南天书业公司１９７３年８月出版）

１９６６年：

曹聚仁：“笔者特别要提请读者注意，并不是鲁迅所骂的都是坏人，如陈西滢、徐志摩、梁实秋，都是待人接物很有分寸，学问也很渊博，文笔也很不错，而且很谦虚的。有人看了鲁迅的文章，因而把陈西滢、徐志摩、梁实秋，看做十恶不赦的四凶，也是太天真了的──在鲁迅的笔下，顾颉刚是十足的小人，连他的考证也不足道。其实，顾颉刚是笃学君子，做考证，十分认真；比之鲁迅，只能说各有所长，不必相轻。”（原载《鲁迅年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１９７０年１０月出版）

１９６７年：

蒋梦麟：“我所知道他的早年作品，如《狂人日记》、《阿Ｑ正传》都只为了好玩，舞文弄墨，对旧礼教和社会现状挖苦讽刺一番，以逞一己之快。”（原载《新潮》，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７年９月出版）

【７０年代对鲁迅的批驳】

１９７１年：

夏济安：“鲁迅是一个病态的天才，被他本人和中国左翼运动所浪费掉。”“仅仅把鲁迅看作一个吹响黎明号角的天使，就会失去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个极其深刻而带病态的人物。他确实吹响了号角，但他的音乐辛酸而嘲讽，表现着失望和希望，混合着天堂与地狱的音响。”“鲁迅未能以他对非意识世界的认识写出一部诸如《荒原》《尤利西斯》那样的杰作，也许是由于他的恐惧，他太热衷于摆脱这类梦境的挣扎了。”“在白话杂文的发展中，要靠机智，要靠仇恨和轻蔑的词汇，以至中国语言的表现力日益狭窄，这一切鲁迅都负有很大的责任。”（原载《黑暗的闸门》华盛顿大学出版社１９７１年出版）

１９７９年：

夏衍：“这是干部向领导人汇报工作，是战友间的会见，也不是拜谒，那么不自觉的轩昂了一点，也不致犯了什么不敬罪吧。”（《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原载《文学评论》１９８０年１期）

胡菊人；“近数十年来，对于鲁迅的研究和歌颂，有如黄河的决堤和泛滥，已经给我们造成了一种印象……近代作家惟一值得谈的，就只有一个鲁迅，惟一值得学习的亦只有一个鲁迅，甚至近代中国如果有作家，亦只是鲁迅一人。”“千篇一律的、万音如一声的、千声如一响的单调的‘鲁迅赞’交响乐使人听得又厌又怕。”“从来不为人加以道德上的人格评断的鲁迅一段生活。他在东三省‘九一八’事变之后，以及整个华北受日本蹂躏的日子里，受日本人的保护，与日本人的关系这样好，即使时势不得不这么做，但是在人格的完整上，是污点呢？还是非污点呢？”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至２月６日鲁迅的日记“失记”“空白”“这恐怕是鲁迅整个生命里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令他心里最难过的，最恐惧的，到死也不能释然于怀的极端隐蔽的是……”如果这件事一“泄露出来”，鲁迅的“偶像性”就会马上粉碎。 （原载《文学的视野》香港明窗出版社１９７９年出版）

【８０年代对鲁迅的批驳】

１９８０年：

王蒙：“看样子，‘缓行’快要变成了超时间、超空间的真理，快要变成了‘永不实行’了。”（《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原载《读书》１９８０年１期）

１９８５年：

刑孔荣：“《狂人日记》的致命弱点在于模仿，而不是创新。……其次，作品锋芒直露，缺乏内在美感。”“《阿Ｑ正传》的漫画式的倾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开创了一个危险先例，即以所谓的本质代形象。”“《故事新编》是三流作品”（《论鲁迅的创作生涯》原载１９８５年８期《青海湖》）

１９８８年：

严家其：“鲁迅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但并不是一个伟人。鲁迅的作品主要是通过描写社会现象来表达他对国民党统治的看法，但他一不骂国民党要人，二不公开接近共产党人；所以共产党认为他是揭露国民党的，而国民党也不能公然对他怎样。这方面鲁迅是了不起的。但另方面他比较心胸狭窄，不容异见。”（《严家其谈政治与人》，原载１９８８年３月１６日香港《大公报》）

柏杨：“我讲过，我写杂文比鲁迅好。这在大陆讲起来，是一种很大的冒犯。但是，我并不是实质上比鲁迅好。我觉得，下一代应该比上一代好，你们应该比我好！我们是个很有尊严的民族，不是黑社会，不是武狭小说里的祖师爷……谁都没有祖师爷好，这是很危险的。”（《柏杨答记者问》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２２日《陕西政协报》）

１９８９年：

李欧梵：“鲁迅杂文在最后一个阶段明显地呈现出一种新的模式，一种好斗和论战的写作方式。”这种模式“刻薄，好斗、毁灭性打击，甚至恶毒”，“因过于关注社会而受到一定的损害”“同鲁迅其他众多的泄私愤的文章的价值一样是值得怀疑的”。（原载１９８９年第９期《鲁迅研究月刊》）

【９０年代对于鲁迅的批驳】

１９９１年：

柏杨：“我认为鲁迅是可以批评的。如果变的不能批评，鲁迅也就丧失了生命。鲁迅的价值如果用不许批评来维护，那就会变的没有价值。我们应该在批评中发掘出一个真正的鲁迅，有价值的鲁迅！”（原载１９９１年第５期《鲁迅研究月刊》）

１９９２年：

千家驹：“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即与一日本女人姓羽太的同居。羽太如即为信子的姓，那么作人的老婆原来是鲁迅的旧好，鲁迅自日本返国后，还每月负担羽太的生活费用。既称羽太为家信，又经常寄款，……可见羽太与鲁迅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关系，而是夫妇关系。”（《读〈鲁迅日记〉》，原载１９９２年１月香港《明报月刊》）

１９９４年：

余英时：鲁迅的特点第一个是“高度的非理性”，他“不但是反中国的传统，也反对西方的东西。”“他没有正面的东西，正面的东西什么都没有”，“他没有一个积极的信仰，他要代表什么，他要中国怎样，他从来没说过，尽是骂这个骂那个的。”第二个特点是“很悲观”、“很世故”、“很复杂”。第三个特点是“在文体风格上，表现出一种流氓的风格，就是乱骂人，骂人骂得刻薄，越刻薄越好”。第四个特点是“不深刻”“光看到坏处，那是尖刻。纯负面的东西不可能是深刻的。”（原载１９９４年９月８日香港《联合报》）

１９９５年：

王蒙：“世人都成了王朔不好，但都成了鲁迅也不好──那会引发地震！”（原载１９９５年２月５日《中国青年报》）

１９９６年：

王蒙：“我们的作家都像鲁迅一样就太好了么？完全不见得。文坛上有一个鲁迅那是非常伟大的事。如果有五十个鲁迅呢？我的天！”（原载《世纪之交的冲撞》，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１月出版）

１９９７年：

董桥：“所谓‘过于沉重’，想来是指鲁迅作品所涵容的时代意义，包括他的杂文所宣示的战斗精神。纯粹从语文的观点看，鲁迅的作品肯定可以列为范本。他的长篇短篇小说尤其写的好；杂文里那股火辣刻薄的笔调倒未必适合选入课本，恐怕失之悖逆。当然，后人对他的作品的重视、吹捧、研究、诠释，也增加了鲁迅文字的重量。”“鲁迅笔下文字向来‘周鼎’，手抄的这部《游仙窟》竟成了‘康’，实在好玩。”（原载《文字是肉做的》，１９９７年８月文汇出版社出版）

１９９８年：

韩东：鲁迅是一块老石头。他的权威在思想文艺界是顶级的不证自明的。即便是耶和华人们也能说三道四，但对鲁迅却不能够。因此他的反动性也不证自明。对于今天的写作而言鲁迅也确无教育意义。于坚：我年轻时，读过他的书，在为人上受他的影响。但后来，我一想到这位导师说什么“只读外国书，不读中国书”、“五千年只看见吃人”，我就觉得他正是“乌烟瘴气的鸟导师”，误人子弟啊！

徐江：鲁迅一向看不起做“导师”的人，可老天嘲弄他，让权力话语奉他为当代圣人。他老人家一定不高兴。正好我对此也不高兴。他对当代文学的指导意义多数是负面的，是幌子和招牌的意义。

朱文：让鲁迅一边歇一歇吧。（原载《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北京文学》１９９８年１０期）

１９９９年：

葛红兵：“发生在他留日期间的‘幻灯事件’已经成了他弃医从文的爱国主义神话，然而他真的是这么爱国吗？既然爱国，他为什么要拒绝回国刺杀清廷走狗的任务？……难道他不是怯懦吗？……一个号称为国民解放而奋斗了一生的人却以他的一生压迫着他的正室妻子朱安，他给朱安带来的痛苦，使他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压迫者。因为童年长期的性格压抑及成年以后长期的性压抑，鲁迅难道真的没有一点儿性变态？……我们不必忌讳他的嫉恨阴毒，他的睚眦必报。仔细想一想难道鲁迅的人格真的就那么完美吗？他为什么在‘文革’期间成了唯一的文学神灵？他的人格和作品有多少东西是和专制制度殊途同归呢？他的斗争哲学、痛打落水狗哲学有多少和现代民主观念、自由精神想统一年呢？鲁迅终其一生都没有相信过民主，在他的眼里中国人根本不配享有民主，他对胡适的相对自由主义信念嗤之以鼻，因为他是一个彻底的个人自由主义者（‘文革’中红卫兵那种造反有理的观念正是这种思想的逻辑延伸。）

“鲁迅实际上是一个半成品大师，他的短篇小说我们可以举出许多绝对优秀的作品，但找不到一部让人一看就彻底奠定了鲁迅的地位的，他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篇，更没有长篇小说。……现在看来这种‘拿来主义’思想已经构成了整个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和思想的总体欠缺，它使２０世纪中国文学一直处在西方化之中，没有对东西方的双重否定进而建立超越与东西方既有传统的第三种文学的气魄和胆识。”（原载《芙蓉》１９９９年６期）

朱健国：“鲁迅先生之局限，关键在于他当年对于苏俄革命的全盘赞同，奋力歌颂。”“我们应该明确，人们所赞赏的鲁迅杂文，是不包括其后期有所迷失的文章的。鲁迅精神，主要指青年鲁迅的自由独立批判精神。所谓鲁迅后期杂文较少片面性的说法，恰恰是在歌颂‘生病的鲁迅’。新中国以后一直以病中鲁迅’为宣传要点，所以愈宣传鲁迅，愈无鲁迅。鲁迅后期感染的‘新基调病态’，带来一场历时半个世纪的杂文的悲哀。”（原载《不与水合作》文化艺术出版社１９９９年出版）

【２０００年对鲁迅的批驳】

２０００年：

张闳：“在这个鲁迅独创的文体中，自然不乏佳篇，比如说，他前期的那些（多少带有尼采风格的）格言式的随感和一些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的文章。但也有许多（特别是晚年的杂文）充其量只是一些时文，或者是一些与论敌之间缠夹不清的口舌之争。这些作品美学上的趣味恶劣，内容上无非是一些平庸的‘真理’，或一些自相矛盾、强词夺理的‘宏论’。这些文章在现代中国文化批评领域内开创了一种粗暴的和简单化的风气。”“最让人感到难堪的是，鲁迅也是‘文革’时期的思想偶像之一。他的思想与‘文革’的‘造反哲学’之间的关系暧昧。”

“对鲁迅来说，他的‘国民性批判’的观念无异于一把双刃剑。它既是鲁迅思想中最深刻和最有活力的部分，同时又是其局限所在。具体表现在小说写作方面，因为常常过于拘泥于‘国民性批判’的观念，以至其小说的艺术空间显得极其狭隘，主题和表现手段方面也常常过于单调、呆板。我们固然可以找到种种客观上的理由为鲁迅辩护，但他在艺术上的缺陷也是事实。……在我看来，鲁迅对世界的理解比较单一、狭隘，他不是那种无论什么都去经验、都能包容的人。他的写作方式也根本不适合写篇幅太长，内容太宽泛的东西。倘若勉强写了出来，肯定也是十分枯燥乏味的货色。（《走不近的鲁迅》，原载“澳大利亚新闻网·新思想档案”）

朱大可：“仇恨的话语鞭子飞舞起来的时候，也就是在殖民地罪恶遭到清洗之后，他才能感到肉体上的慰藉和欢娱。”

“鲁氏仇恨政治学的七项基本原则”：

１、坚拒世人的物质恩惠：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

２、彻底否认肉体生命的意义：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３、坚拒世人的精神恩惠：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

４、彻底否认夫妻感情；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真是糊涂虫。

５、彻底否认自己毕生经营的事业；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文学家和美术家。

６、彻底否认爱、承诺和信赖等基本道德元素：别人应许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７、弘扬以牙还牙的仇恨：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王朔“老实讲，当时很容易崇拜个谁，《艳阳天》我都觉得好，但是并没觉得鲁迅的小说写的好……鲁迅的小说就显得过于沉闷。……鲁迅那种二三十年代正处于发轫期尚未完全脱离文言文影响的白话文字也有些疙疙瘩瘩，读起来总有些含混。”“鲁迅写小说有时是非常概念的，这在他那部备受推崇的《阿Ｑ正传》中尤为明显。”“鲁迅这个人，在太多人和事上看不开，自他去了上海，心无宁日，天天气得半死，写文章也常和小人过不去。愤怒出诗人，你愤怒的对象是多大格局，你的作品也就呈现出多大格局。”“我认为鲁迅光靠一堆杂文几个短篇是立不住的，没听说有世界文豪只写过这点东西的。”“我坚持认为，一个正经作家，光写短篇总是可疑的，说起来不心虚还要有戳得住的长篇小说。”“在鲁迅身上，我又看到了一个经常出现的文学现象，我们有了一个伟大的作家，却看不到他更多优秀的作品。”（《我看鲁迅》，原载《收获》２０００年２期）

冯骥才：“鲁迅在他那个时代并没有看到西方人的国民性分析里所潜伏着的西方霸权话语。……他那些非常出色的小说，却不自觉地把国民性话语中所包藏的西方中心主义严严实实地遮盖了。”“这个把西方人的东方观一直糊里糊涂延续至今的过错，并不在鲁迅身上，而是在我们把鲁迅的神话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