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明初人罗贯中不是小说作家

元末明初人罗贯中作为一位杰出的小说作家，早已是现行各种中国文学史和小说史上的定论，也已经被社会所“公认”。事实上，他是一个生活在元末明初的杂剧作家，而根本就不是什么小说作家。

１、把罗贯中当成小说作家是一种误解：

元末明初人罗贯中是一位杰出的小说作家，这是现行各种中国文学史和小说史上的定论，也是已经被社会所“公认的事实”。事实上，他是一个生活在元末明初的杂剧作家，而根本就不是什么小说作家。

关于罗贯中的生平和创作，见于记载的可信的史料只有明初无名氏的《录鬼簿续编》中的数十字：

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

这算是罗贯中的小传，传后列其所作杂剧共三种：

《忠正孝子连环谏》、《宋太祖龙虎风云会》、《三平章死哭蜚虎子》。

这记录者是罗贯中的“忘年交”，且年纪比罗贯中小的，他所记录的罗贯中就是这样一个生活在元末明初的杂剧作家，其中并没有任何关于罗贯中创作小说的记载。明代其他一些关于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的记载都出现在明中叶以后，也就是在罗贯中生活的时代大约２００年以后，所以都不能算是可靠的文献。

元代乃至元末明初，是杂剧创作流行的时代。这一时期民间的另一种文艺形式就是说书艺术，但这一时期还没有成熟的长篇小说出现，今人所能见到的只有一本说书艺人使用的底本性质的《三国志平话》，全书也只有６万多字。到了明中叶，也就是罗贯中之后大约２００年，各种长篇小说才陆续出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其中的一些小说，如《三国演义》、《三遂平妖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上都出现了罗贯中“编次”的字样。到了现代人编写的各种文学史和小说史中，元末明初人罗贯中就俨然成了一位“伟大的小说家”。这实际上是因疏于考证而造成的一种误解。

标明为“罗贯中著”的那些明代的小说，人们早就看出许多都是冒名假托。至今被信为罗贯中所著的小说只有《三国演义》和《三遂平妖传》两种。所以，我们只要能够拿出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两部书并不是罗贯中作，罗贯中作为“小说家”的桂冠就应当被取消。

２、《三国演义》成书于明中叶，是在说书艺术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作者不可能是元末明初人罗贯中：

要澄清罗贯中是不是《三国演义》的作者这一问题，相关的文献资料需要调查，其中最关键的还是要搞清《三国演义》的版本源流。目前，在国内大体上可以看到１７种明清时期刊行的各种版本的《三国演义》。笔者自１９８６年开始涉足《三国演义》研究领域，十多年来详细调查并系统阅读了这１７种版本，基本摸清了《三国演义》的版本源流。经过仔细阅读校勘这些版本，初步澄清了这样的事实：

⑴《三国演义》是在自北宋至明中叶的说书艺人不断说唱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不是某个人的创作。其祖本亦即最初写定的本子是明代建阳书坊的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证据是：只有该本保留着根据说唱艺术作原始记录所造成的方音错误，如将“秦始皇”误写成“秦始王”、将“黄权”误作“王权”，并且从该书中找到了大量的“虽”、“须”混用的例子。“王”、“皇”不分或者“王”、“黄”不分，“虽”、“须”混用，从方言语音上看，只能是南方方音造成的。这类错误在其他各本中都基本得到了纠正。由此可以断定，这是一个最早写定的本子。其最初写定者自然应是南方人，而决不会是元末明初的太原人罗贯中（详请参阅《光明日报》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７日所刊拙文《〈三国演义〉的最初写定者应是南方人》）。

⑵明中叶出现的以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为代表的各种坊本，如朱鼎臣本《三国志史传》、乔山堂本《三国志传》、双峰堂本《批评三国志传》、联辉堂本《三国志传》、汤宾尹本《三国志传》等，都与元刊《三国志平话》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证据是：由于古代说书艺人缺乏历史知识，连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点在“许昌”都不知道，而误认为曹操当时的大本营在“长安”。元刊《三国志平话》中说曹丕代汉所筑的受禅台在“长安西南五十里有一村，名凤凰村，此处筑一台，名受禅台”。上述几种版本中也都有个别处将“许都”误写成了“长安”（如《关云长刮骨疗毒》一节中有“却说关公自斩了庞德，威声大震，华夏皆惊，报到长安，曹操大惊”的说法）。我们可以想象，明中叶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最初形成时，由一个不知名的下层文人根据说书艺人在书场上的讲说记录而成，随后又根据《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史书对其进行加工，而后刊刻问世。由于这样一部书文字加工的工作量太大，结果导致了上述错误的存留，上述其他几种版本直接或间接承黄正甫刊本而来，又都因袭了这样的错误。

⑶学术界公认的最早刊本明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其实并不是最早出现的版本。证据是：上述方音和地理错误，在嘉靖壬午本中都得到了纠正。从目前所能调查到的版本来看，在嘉靖壬午本出现以前，起码已经有６种版本在民间流传着。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的出现要比它早２０年以上，在这段时间里还有若干种刻本出现，上面所列的几种版本都具有早于嘉靖壬午本的特征。当然，上述几种版本中，有的是万历年间刊印的，但它所依据的版本却是早于嘉靖壬午本的，而不是根据嘉靖壬午本删改而成。到了明末清初，各种经过加工修改的《三国演义》版本继续不断涌现，直到毛宗岗评本《三国志演义》出现，这些版本才逐渐被取代，而形成毛评本独统天下的局面。搞清楚《三国演义》版本演变的基本线索，对我们澄清罗贯中究竟是不是《三国演义》的作者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传统的观点认为罗贯中就是《三国演义》的作者，证据就是认为明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就是该书的最早刻本，并且根据该书的题署和序确定其作者就是元末明初人罗贯中。现在，我们通过版本调查知道了《三国演义》一书的版本演变情况，知道该书其实是在说书艺术的基础上加工成的，知道了明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并不是该书的最早刻本，也不可能是元末明初人罗贯中的原作，所以对这个传统的说法就有必要重新审视。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演变的情况是：保留着说书艺术的明显痕迹的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作为明中叶最早出现的版本，全书从头至尾都没有书作者的名字。紧承该书而来的朱鼎臣本《三国志史传》和乔山堂本《三国志传》所依据的底本，这两个早期出现的版本上也没有作者的署名。题作“罗贯中编次”的至少已经是第四个版本了。为什么会如此呢？一个基本事实是，对于看重仕途的明代读书人，最初没有人愿意以小说作家自居。但一部大书已经出现，没有一个作者也说不过去，在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出现以后，又有其他书坊对其进行加工翻刻，也许是某一书坊的老板出此奇招：干脆借一个古人的名字。于是乎，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就这样阴差阳错地被拉出来，作了明中叶才出现的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的作者。后人不察，遂信以为真，岂不可叹！

３、《三遂平妖传》是明中叶以后才出现的一部抄袭模仿之作，与元末明初人罗贯中毫无瓜葛：

题署“东原罗贯中编次，钱塘王慎修校梓”的明万历刻四卷二十回本《三遂平妖传》，１９８３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整理出版时，标明为“罗贯中著”。该书第一卷全部和第二卷第１８页以前的部分系后人补刻，姑且置之不论。我们将除此之外的原刻部分与明容与堂刻本《水浒传》作对勘，却发现《三遂平妖传》（以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为准，以下简称《平妖传》）有不少内容抄袭了《水浒传》（以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影印版为准）。《平妖传》原刻部分有“赞词”１２首，其中８首见于《水浒传》，因篇幅所限，此不一一摘引原文，仅将题目位置罗列如下：

⑴《平妖传》第七回中圣姑姑宴请卜吉的“赞词”与《水浒传》第二回写王都尉宴请端王的“赞词”基本相同；

⑵《平妖传》第十回描写圣姑姑在莫坡寺作法化出的境界文字与《水浒传》第五十三回中描写“紫虚观”仙境的文字有一部分相同；

⑶《平妖传》第十一回咏包待制的“赞词”与《水浒传》第二十七回咏陈文昭的“赞词”基本相同；

⑷《平妖传》第十三回，写胡永儿在贝州身着孝服卖泥蜡烛的“赞词”与《水浒传》第三十二回，咏刘高妻的“赞词”仅异一字；

⑸《平妖传》第十七回，写文彦博早朝时所见景象与《水浒传》第一卷写“天子驾座紫宸殿受百官朝贺”的景象，两处所用文字亦仅一字之异；

⑹《平妖传》第十七回，写文招讨（文彦博）“落阵逃走”、“慌张愁闷”的情形与《水浒传》第五十六回写“徐宁纳闷”两处所使用的文字亦基本相同；

⑺《平妖传》第十九回，写文招讨在“帐中忧虑”，不觉“天色夜深”，咏月夜情景的文字与《水浒传》第二十一回写宋江与阎婆惜“在灯下对面坐着，都不作声，各自肚里踌躇”，看看“天色夜深”写外面月夜情景的文字亦无多少出入。

这些内容，如直指为《平妖传》抄袭《水浒传》，有人会问：为什么不会是相反？或者还会有人说：罗贯中曾经参与了《水浒传》的创作，会不会是他在创作《平妖传》时重复使用了这些“赞词”？这其实都是不可能的。请看《平妖传》第二十回，写王则和胡永儿被押往法场时的情景所用文字，与《水浒传》第六十二回写卢俊义被押往法场的情景所用文字，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平妖传》：两声破鼓响，一棒碎锣鸣。皂纛旗招展如云，柳叶枪交加似雪。犯由牌高贴，人言此去几时回；白纸花双摇，都道这番难再活。长休饭，喉内难吞；永别酒，口中怎咽？高头马上，破法长老胜似活阎罗；刀剑林中，行刑刽子犹如催命鬼。

《水浒传》：两声破鼓响，一棒碎锣鸣。皂纛旗招展如云，柳叶枪交加似雪。犯由牌前引，白混棍后随。押牢节级狰狞，掌刃公人勇猛。人言此去几时回；白纸花双摇，都道这番难再活。长休饭，喉内难吞；永别酒，口中怎咽？高头马上，监斩官胜似活阎罗；刀剑林中，掌法吏犹如追命鬼。可怜十字街心里，要杀含冤负屈人。

两首词相比之下，前者比后者少了三句，另外加了几句。但相同的句子仍然占了大半。很明显，这两首赞词是带有感情色彩的。在《水浒传》中，作者是站在卢俊义的立场上来写官府杀“含冤负屈人”的。况且，有石秀劫法场在后，这人终不能杀成，所以，作者对杀人者的“威严”和“可恶”抱了一种嘲骂的态度，因而才有“破鼓响”、“碎锣鸣”等句子。在《平妖传》中，作者自始至终都是站在大宋王朝一边来写的，杀王则、胡永儿等又是奉圣旨而杀，因而这杀人不仅正当，而且也应是极威风的。然而，其中却也用了“破鼓响”、“碎锣鸣”等带有明显嘲讽意味的句子，这就不免露出了它是抄袭来硬加进去的痕迹。

《平妖传》中还有一段文字与《醒世恒言》第十三卷《勘皮靴单证二郎神》的文字相仿佛。先看《平妖传》第十一回：

两边摆着做公的众人，见温殿直眉头不展，面带忧容，低着头不则声。内中有个做公的，常时温殿直最喜欢他。其人姓冉名贵，叫做冉土宿；一只眼常闭，天下世界上人做不得的事，他便做得，与温殿直捉了许多公事，因此温殿直最喜欢他。

再看《醒世恒言》第十三卷《勘皮靴单证二郎神》：

却有一个三都捉事使臣姓冉名贵，唤作冉大，极有机变，不知替王观察捉了几多疑难公事。王观察极是爱他。当日冉贵见观察眉头不展，面带忧容……

在《平妖传》中说冉贵叫做“冉土宿”，但下文紧接着也就同《勘皮靴》一样。叫他“冉大”了。两个故事降服妖僧的办法是一样的，《平妖传》第十三回中是一个道人出来向包大尹献计道：“他（弹子和尚）是妖僧，可将猪羊二血、马尿、大蒜蘸在箭头上，那妖僧的邪法便使不得了。”在《勘皮靴》中，是滕大尹自己说：“我闻得妖人善能隐形遁法，可带些法物去，却是猪血、狗血、大蒜、臭屎，把他一灌，再也出豁不得。”此外，两个故事中的大尹在捉了妖僧以后升厅时说的话也非常一致。《勘皮靴》中写到妖僧孙神通被捉后，府尹大怒喝道：“叵耐这厮，帝辇之下，辄敢大胆，兴妖作怪，淫污天眷，奸骗宝物，有何理说！”《平妖传》第十三回中，弹子和尚被捉，包大尹亦说道：“叵耐你这妖僧，敢来帝辇之下使妖术搅害军民，今日被我捉回，有何理说？”由此可见，这两个故事中的相同之处，决然不会是巧合。那么，到底是谁模仿了谁呢？可以肯定地说，是《平妖传》模仿了《勘皮靴》的故事。一个重要的证据是《平妖传》的作者在模仿《勘皮靴》的故事时，失手将只有《勘皮靴》中才会有的东西，误抄到《平妖传》中来了。《勘皮靴》中的缉捕使臣是王观察，观察是职称，所以其中写到王观察无计奈何，冉贵劝他时说“观察且休要输了锐气……”而《平妖传》中的缉捕使臣是温殿直，殿直亦是职称。按理冉贵对温殿直说话，只能称他为“殿直”，但在第十一回中，写冉贵劝他时，却也说了“观察不要输了志气”、“观察稍等”之类的话。这也显然是模仿时粗心大意所致。

需要说明的是，容与堂本《水浒传》刻于万历四十年，冯梦龙的《醒世恒言》成书于明天启七年（１６２７），都晚于《平妖传》的刊刻时间，所以《平妖传》所抄袭的的内容，不可能是上述二书。但学术界公认，在容与堂本《水浒传》之前早已有《忠义水浒传》流传；《醒世恒言》出版以前，早在《宝文堂书目》中就有《勘靴儿》一目。《平妖传》中的这些文字定是从这些早期刊本中抄来的，肯定不会是出自罗贯中之手。

类似的抄袭模仿的例子还有很多，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列举。

总之，《三国演义》作为我国古代最早出现的长篇小说，它其实是由说书艺人不断演说、经过世代累积在明中叶才形成的；《三遂平妖传》则是一部明嘉靖以后才出现的拙劣的抄袭模仿之作。元末明初人罗贯中既不可能是《三国演义》的作者，也绝不是《三遂平妖传》的作者，他也就不可能是什么小说作家。那么，罗贯中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还是明初无名氏所作的《录鬼簿续编》中的记载最可靠：他是一个生活在元末明初的杂剧作家。

──本文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文学博士，所著《透视三国演义三大疑案》一书，对该问题有详尽考证，该书已于２００２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卷十三《关云长刮骨疗毒》一节中，将“许都”误为“长安”（见左起第四行），这种错误在其他《三国志传》版本中也有，但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中这类错误都已纠正过来了。这是黄正甫刊本早于嘉靖壬午本一个重要证据，也是其他一些万历以后出现的《三国志传》所依据的底本早于嘉靖壬午本的重要证据。

嘉靖壬午本中与黄正甫刊本相对应的“虽”、“须”二字混用的讹误均已改正。此是该本卷五《玄德匹马奔冀州》一书中将“必虽”改正为“必须”（见右起第三、四行）之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