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宗曹操

钟嵘在《诗品》中说：“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诗人之风，顿已缺丧。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在汉代文坛沉寂数百年之后，产生了建安文学，它以崭新的风貌崛起，带来了我国文人诗歌的第一次大丰收，并以其特有的“建安风骨”彪炳诗史。这都是与曹操的创作密不可分的。

建安是我国历史上一个不平凡的年代。时势把曹操这样的人物推上了历史舞台。他“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被造就成一代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外定武动，内兴文学”，又是一代杰出的文学家和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他一方面凭借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广泛罗致文士，蜚声建安诗坛的“建安七子”除孔融以外都被网罗在邺下文人集团里，杰出的女诗人蔡琰也聚于其麾下，因而造成了彬彬之盛的局面。另一方面，他用自己富于创造性的作品开创了文学上的新风气，以其诗歌中慷慨悲凉的独特风格，奠定了“建安风骨”的基调。

东汉末年，政治黑暗，豪强割据，战乱频仍，赋敛繁重，连年灾疫，民不聊生。各地群众纷纷揭竿而起，形成了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沉重地打击了东汉王朝的统治，使之名存实亡。从初平元年董卓之乱到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国家分裂，田地荒芜，连续十九年的军阀割据，混战不已，造成了“城邑空虚，白骨蔽野，旧土人民，死丧殆尽”的惨状，面对这种现实，曹操深刻地感受到人民的疾苦，因而他的诗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民要求统一、反对分裂和安居乐业的愿望。他继承了《诗经》和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但又往往不同于作为民间创作的乐府，而具有文人的特点，他往往以政治家的视角来反映现实，体察民情，因此立足点更高，视野更开阔。他的诗歌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痛苦，而且反映了军国大事；不仅有现实社会生活的特写镜头，而且有俯瞰全局、纵横古今的壮阔的历史大画卷。他的《苦寒行》、《却步东西门行》反映了军旅生活的艰难，真切感人，历历如见。而《薤露行》里用“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来刻画野心勃勃的外戚擅权；“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突出了董卓作乱京师，朝政混乱的局面；“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极写国家的残败景象；“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再现了哀鸿遍野的惨象。《蒿里行》不仅直接反映了军阀混战给社会造成的灾难，而且直接落笔到征人“铠甲生虮虱”的征战之苦，更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作结，直抒胸臆，充分抒发了诗人对军阀混战给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愤懑，表达了对人民痛苦的感慨和深切同情。无怪乎被明钟惺誉为“汉末实录，真史诗也”的。他对现实不是纯客观的刻板描述，而是寄托了自己的感情，从而铸成了这些史诗式的作品。

曹操及其他建安作家诗歌中的现实主义精神给后世，尤其是唐宋那些推崇“建安风骨”的诗人们以重大影响。同时，凄苦动乱的社会生活以及对这种现实的深刻感受，这本身就是建安风骨所形成的现实基础。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正是凄苦动乱的现实生活本身给当时的诗歌涂上了一层苍凉的色彩。

建安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自秦汉以降，直至鸦片战争的两千年中，中国社会处于一种虽有缓慢发展但日趋停滞的状态，其间以统一与分裂、安定与战乱、恢复发展与破坏倒退交替出现为特征，前者固然是主流，后者的影响也颇为严重。在汉季建安以至其后近四百年分裂战乱的形势下，人民的意愿集中反映在统一与安定的要求上。曹操削平割据、致力于统一；实行屯田，抑制兼并；兴办水利，恢复生产；敢破敢立，唯才是举。这些举措无疑是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他在《度关山》、《对酒》等诗中表达了自己的理想和政治态度。

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更激发了曹操搏击中流、回转乾坤的英雄抱负。他作品中成就最高的那部分抒情诗，突出地表现了他积极用世、不断进取的人生态度。—这些诗有如他进击中的豪迈宣言和悲壮号角，表达了他为理想事业的奋斗追求。《短歌行》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作。诗中既抒发了对时光流逝、功业未成的深沉感慨，又表现了他钟爱人才、思贤若渴的心情。全诗经过几个低昂回旋，把诗人起伏不平的心情、复杂多端的感慨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深沉的忧郁中激荡着一股慷慨激昂的情绪。我们可以从中体察到混乱的现实中建功立业的艰难和诗人坚定的信心与积极的人生态度。此诗气魄雄伟，情感沉郁，风格苍凉悲壮。尾韵写道；“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他直抒胸臆，一吐为快；锋芒烁烁，自况周公，毫无遮遮掩掩、忸怩作态，真是“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步出夏门行·观沧海》写“东临碣石，以观沧海”。诗人笔下的大海是“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文如其人那吞吐宇宙、囊括八荒、“豪迈纵横，笼罩一世”的气势，正是一位杰出政治家的恢宏气度、壮阔胸襟的具体体现和生动反映。

和一切封建地主的政治家一样，时代与阶级的局限也给曹操带来了一些不可克服的矛盾。他的一生也是坎坷不平、不乏失意与曲折的。那种急于成就功名、实现理想与路途多阻、建业艰难的矛盾，使他“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进一步促成了他诗歌慷慨悲凉的抒情风格。英雄非无泪，原由自不同。他的诗歌中也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一类的年命之叹，表露出人生苦短、虚掷光明而功业未成的愁结，这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风气的影响和他自身的阶级局限，然而就本质而论，这并非汉季文人中那种没落的伤感，而是一种追求的苦闷，他是“不戚年往，忧世不治”。他在《步出夏门行》的四解中，看到了“神龟虽寿，犹有竟时”，却仍坚信“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尽管已是“老骥伏枥”、“烈士暮年”，仍“志在千里”、“壮心不已”。这样的诗“如摩云之雕，振羽捷起，排炎烟，指霄汉，其回翔扶摇，意取光上，不肯乍下，复高作起落之势”。这种苍郁勃发、昂扬直上的奋斗精神，加上悲凉慨怆的真情实感，使得一股慷慨悲壮之音油然而生，以其内在的力量撼动人心！

乐府民歌以叙事为主，《古诗十九首》虽然是叙事向抒情过渡的先导，而内容上则无非是离情别恨、年命哀叹而已。到建安时代，抒情诗才一跃而居主要地位。曹操这些抒情的篇章不仅是他自己诗歌中的佼佼者，也突出体现了建安风骨的基本特征。

曹操的诗“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风格“清峻”、“通脱”，“跌宕悲凉”，个性鲜明，贯穿着强烈的反传统精神。他以情胜辞，以质胜文，擅长以质朴的形式披露胸襟，绝无浮华靡丽的辞句追求。他自觉地向乐府学习，运用乐府古题写新的时代内容，富有创新精神。旧瓶装新酒，虽然在语言形式上接近汉乐府，却有自己的鲜明个性和独特风格。他的《短歌行》被后世誉为“四言极品”，使《诗经》之后已逐渐衰落的四言诗发出了新的夺目光彩。他还改造四言、杂言古辞为五言，并获得成功，因此，鲁迅先生赞誉他是“改造文章的祖师”。

曹操以自己诗作的这种独特风格濡染建安诗坛，风流一代。通过以曹操父子为骨干、以“建安七子”为羽翼的邺下文学集团共同的创作实践，逐步形成了后世所盛称的“建安风骨”。曹丕兄弟，“建安七子”，虽是长短互异，各领风骚，但他们的基本特点大都与此相连。曹植作为“建安之杰”，其创作数量最丰、成就最高、影响最大。《诗品》称他不似“曹公古直”，而是“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不过他虽不那样古朴苍劲，却也显得少壮清新。诗中反映了他《与杨德祖书》中那种“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的远大抱负。汲汲于建功立业的进取精神，慷慨多气的风格，都无不与其父的清风一脉相承。较之于曹丕兄弟，曹操则更多慷慨悲凉之气，其沉郁顿挫的韵律感和廓大恢宏的空间感为二子所不及。曹操虽以四言诗为表情达意的工具，但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也使二子只能望其项背。曹操才是“建安风骨”的主要代表者，是标领建安诗坛的一代宗师。

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中说：“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又说：“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建安诗歌中常有一种豪迈壮烈之情与悲凉哀怨之感相融合而产生的慷慨悲壮之音，在表现上是“以情纬文，以文被质”，语言则刚健有力，并由此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现实性、抒情性与气壮美的结合，这就是被后世盛称的“建安风骨”。诗坛泰斗李白诗云：“蓬莱文章建安骨。”陈子昂也说：“汉魏风骨，晋宋莫传。”他们正是以“建安风骨”来反对六朝文学的绮丽积习，从而开拓出了唐代诗歌新风气的。

诗言志。曹操诗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他的人格、抱负、理想和情操，特别是他对动乱时局的进取态度和“哀民生之多艰”的高尚情怀。不充分地肯定曹操诗所反映的人格力量和非凡气度，就不能真正认识到曹操诗真实的人民性和进步的历史性，也就不能正确地评价“建安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