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进中举》有关资料

【作者与《儒林外史》】

吴敬梓（１７０１～１７５４），字敏轩，号粒民（现存吴敬梓手写《兰亭叙》中盖有印章：“全椒吴敬梓号粒民印”），晚年又号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人。

吴敬梓著有《文木山房诗文集》十二卷，今存四卷。

在吴敬梓的一生中，生活和思想都有极大的变化。生活上，他由富裕坠入贫困；思想上，对于功名富贵表示了截然相反的看法。他生长在累代科甲的家族中，一生时间大半消磨在南京和扬州两地，官僚豪绅、膏粱子弟、举业中人、名士、清客，他是司空见惯了的。他在这些“上层人士”的生活中愤慨地看到官僚的徇私舞弊，豪绅的武断乡曲，膏粱子弟的平庸昏聩，举业中人的利欲熏心，名士的附庸风雅和清客的招摇撞骗。加上他个人生活由富而贫，那批“上层人士”的翻云覆雨的嘴脸，就很容易察觉到。他在《儒林外史》中对这种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的腐朽作了彻底的揭露，真是“如大禹之铸九鼎，神妙无循形”（旅云《钵山志》卷四）。更由于生动的艺术形象的塑造，使他的作品分外具有吸引和感人的力量。

他一生经历了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当时，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社会呈现了某种程度的繁荣，但，这也不过是即将崩溃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表面的繁荣掩盖不了大厦将倾的事实。雍正、乾隆年间，清朝统治者在逐渐镇压武装起义的同时，就采用大兴文字狱，设博学宏词科以作诱饵；考八股、开科举以牢笼士人，提倡理学以统治思想等方法来对付知识分子。其中，以科举制为害最深，影响最广，使许多知识分子堕入追求利禄的圈套，成为愚昧无知、卑鄙无耻的市侩。吴敬梓看透了这种黑暗的政治和腐朽的社会风气，所以他反对八股文，反对科举制，不愿参加博学宏词科的考试，憎恶士子们醉心制艺，热衷功名利禄的习尚。他把这些观点反映在他的《儒林外史》里。他以讽刺的手法，对这些丑恶的事物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批判，显示出他的民主主义的思想色彩。

《儒林外史》原本仅５５回。根据程晋芳《怀人诗》，可以证明在吴敬梓４９岁的时候已经脱稿（《春帆集》收《怀人诗》十几首，中有一首注：“全椒吴敬梓字敏轩。”全诗最后四句说：“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但是直到作者死后十多年才由金兆燕给他刻了出来。这个刻本，今已失传。现在通行的刻本是５６回，其中最末一回乃后人伪作。

《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的长篇讽刺小说。鲁迅先生评为“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冯沅君、陆侃如合著的《中国文学史简编》认为“大醇小疵”。全书故事情节虽没有一个主干，可是有一个中心贯穿其间，那就是反对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毒害，讽刺因热衷功名富贵而造成的极端虚伪、恶劣的社会风习。这样的思想内容，在当时无疑是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的。加上它那准确、生动、洗练的白话语言，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塑造，优美细腻的景物描写，出色的讽刺手法，艺术上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作者在书中虽然批判了黑暗的现实，却把理想寄托在“品学兼优”的士大夫身上，宣扬古礼古乐，看不到改变儒林和社会的真正出路，这是应该加以批判的。

【鲁迅论《儒林外史》】

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感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时距明亡未百年，士流盖尚有明季遗风，制艺而外，百不经意，但为矫饰，云希圣贤。敬梓所描写者即是此曹，既多据自所闻见，而笔又足以达之，故能烛幽索隐，物无遁形，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

──《中国小说史略·清之讽刺小说》，《鲁迅全集》第８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版

【关于科举制度】

我国科举制度古已有之，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据记载始于汉代。以下各朝，在此基础上，或继承，或变化，但大体都有一套较为完整的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

明、清两代的科举制度大致相同。下面只就清代的科举制度加以简单的叙述。

清人为了取得参加正式科举考试的资格，先要参加童试，参加童试的人称为儒生或童生，录取“入学”后称为生员（清代有府学、州学和县学，统称为儒学）。儒学和孔庙在一起，称为学宫。生员“入学”后即受教官（教授、学正、教谕、训导）的管教。清初生员尚在学宫肄业（有月课和季考，后来变成有名无实了），又称为生，俗称秀才。这是“功名”的中国。

生员分为三种：成绩最好的是廪生，有一定名额，由公家发给粮食；其次是增生，也有一定名额；新“入学”的称为附生。每年由学政考试，按成绩等第依次升降。

正式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乡试，会试，殿试。

乡试通常每三年在各省省城举行一次，又称为大比。由于是在秋季举行，所以又称为秋闱。参加乡试的是秀才（生），但是秀才在参加乡试之前先要通过本省学政巡回举行的科考，成绩优良的才能选送参加乡试。乡试考中后称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

会试在乡试后的第二年春天在礼部举行，所以会试又称为礼闱，又称为春闱。参加会试的是举人，取中后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会试后一般要举行复试。

以上各种考试主要是考八股文和试帖诗等。八股文题目出自四书五经，略仿宋代的经义，但是措辞要用古人口气，所谓代圣贤立言。结构有一定的程式，字数有一定的限制，句法要求排偶，又称为八比文、时文、时艺、制艺。

殿试是皇帝主试的考试，考策问。参加殿试的是贡士，取中后统称为进士。殿试分三甲录取。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第一甲录取三名，第一名俗称状元，第二名俗称榜眼，第三名俗称探花，合称为三鼎甲。第二甲第一名俗称传胪。

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儒林院编修。其余诸进士再参加朝考，考论诏奏议诗赋，选擅长文学书法的为庶吉士，其余分别授主事（各部职员）、知县等（实际上，要获得主事、知县等职，还须经过候选、候补，有终身不得官者）。庶吉士在翰林院内特设的教习馆（亦名庶常馆）肄业三年期满举行“散馆”考试，成绩优良的分别授翰林院编修、翰林院检讨（原来是第二甲的授翰林院编修、原来是第三甲的授翰林院检讨），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或分发到各省任知县。……

──王力《古代汉语》下册第一分册，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版

【被严重扭曲的人格──《范进中举》评析（郭英德）】

“范进中举”这个片断选自《儒林外史》的第三回“周学道校士拔真才，胡屠户行凶查捷报”。这一回写的是范进中举的故事。小说描写广东学道周进，到广州上任，先考两场生员，考完两场以后，第三场是南海、番禺两县的童生来进行考试。童生里就有范进，范进考完这场考试后就进了学，取得了第一名，人们称他为“相公”。范进进了学以后想进一步考举人，考上举人后人们就会称他为“老爷”。中举是科举考试的一个过程，在我们讲评这个故事之前，先简单介绍一下清代的科举考试制度。

清代的科举考试制度分两个阶段，一个是科举的初步考试，一个是科举的正式考试。科举的初步考试有这么三种，一种叫童试，一种叫岁试，一种叫科试。童试，一般又叫做“小考”。凡童子开始应初试的时候称做“童生”，童生经过一定的考试选拔，在县里面选拔了以后到督学进行考试，督学考试合格就可以称做“秀才”了。范进是多年的童生，最后终于考上秀才了。秀才每一年考一次，这也是一个选优的过程，这叫“岁试”。每三年还要参加一次大的考试，叫“科试”。每三年考一次，主要是为了推举举人考试的资格，通过这个考试的提名，便有资格参加举人的考试。范进刚好赶上童试这一年也是科试的同一年，他考上了童试的第一名秀才，自然就有资格参加举人的考试。这是科举的初步考试。

接下来是科举的正式考试，它也有三种：乡试、会试、殿试。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即在子、卯、午、酉这四个年中的八月举行乡试。乡试考中了以后就称为举人，举人实际上是候补官员，有资格做官了。按清代的科举制度规定，举人可以到吏部注册，可以取得一定官职，可以当县官、县太爷了。当然这个职位很少，每年大概就４０人到１３０人的名额。举人的名额很少，那么举人当中候补做官的人就更少了，这样就往往有候补官。这是第一种──乡试。接下来是会试。会试是紧接着乡试，在第二年的二月份举行。乡试是头年的八月份考完，第二年的二月是春天，到京城考试，叫“春试”，这就是会试。会试如果考中了，称为进士，进士每年的名额大概有３００名左右。会试考完以后还要进行第三场考试──殿试，在会试以后的第二个月，大概在４月份前后。殿试是皇帝在太和殿亲自考试，考中后就是钦定的进士，可以直接做官了。这是清代的科举考试制度，自明代开始形成的一套很严格的科举考试制度。

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八股文。八股文主要测试的内容是经义，《诗》《书》《礼》《易》《春秋》，五经里选择一定的题目来进行写作。题目和写作的方式都是有一定格式的。八股文中有四个段落，每个段落都要有排比句，有排比的段落，叫四比，后来又叫八股。八股文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它关系到一个人能不能升官，能不能科举考试中进士升官。所以在小说中说：“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汉”是指汉代的文章，“唐”指的是唐诗，汉代的文章也好，唐代的诗歌也好，都不如当今皇帝所看重的八股文，八股文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时的人们都一门心思地扑在八股文上，只有八股文章才能敲开科举考试的大门。

以上是对清代的科举制度的一个简单的介绍。知道了清代科举制度的基本情况，我们就知道范进在科举仕途上的跋涉是多么艰难的，也可以知道范进在科举仕途上都学了些什么书，他学问上的训练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这是了解小说的一个基本背景，就是科举考试弥漫天下，八股文弥漫天下，在这样的一种社会文化背景当中出现了范进这样一个很特殊的，但在当时又是很普遍的人物。

范进是广东南海县人。小说对范进这个人物的描写分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写他中举之前，第二个段落写中举之时，第三个段落写中举之后。通过这三个段落，我们可以看看在当时科举制度下，在以八股文来衡量人的学问、文章的这样一种社会风气下，一般的读书人、文人士大夫，他们的心灵是什么样的情况。小说通过范进这个人很生动地揭示了当时读书人的心灵。

下面我们先看第一个段落，范进中举之前。范进中举之前又分两个小段：一个是进学之前，就是考中秀才之前；一个是进学之后，即考中秀才之后。进学之前是范进经历的很漫长的阶段。小说写范进在２０岁的时候就开始应考了，在３０多年当中，他经过十几场科举考试。他在小说中一出场，年纪已经是５４岁了。从２０岁到５４岁，范进整整考了３５年的时间。在这３５年中，他经历了十二三场的考试，但他始终是一个童生，童生是刚刚起步，参加初试，还没有真正获得科举考试的名分。要有一定的名分，得是秀才，才算进了学。没有秀才的身份就不能进学，还是一个老童生。像范进这样的老童生在当时是很多的。小说前面描写的周进也同样是个老童生。范进也好，周进也好，他们名字都有一个“进”字，可他们通过这么漫长的科举道路的跋涉，却一直进不了学，小说这样描写是很有意味的。虽然是普普通通的人名，但名字中有一种意味。

小说描写范进一出场，写他面黄肌瘦，花白胡须，穿着麻布的直裰，头戴破毡帽。这个时候已经是１２月上旬了，他却穿着很薄的单衣，所以他冻得乞乞缩缩的，非常猥琐、非常悲凉的图景。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进入考场以后，因为年纪大了，走路又不小心，磕磕碰碰的，把破衣服又扯破了几块。这是非常悲凉的形象。这种悲凉的形象一出场就给人一种非常深刻的印象，让人产生一种疑问：为什么范进从２０岁到５４岁一直参加这样的科举考试，一考再考？这要了解当时的实际状况。当时的读书人要改变自己的生活境况，并不像现在有这么多的路可以走，他所能走的路是非常狭窄的，就读书应举这么一条路。天下的读书人很多，这么多人都挤在一条小胡同里，为什么不去找别的路呢？比如去经商，去学医什么的。为什么就非得走科举考试这条路呢？因为科举考试对读书人来说有极大的诱惑力，这诱惑力就是，科举考试就像龙门一样，“鲤鱼跃龙门”，你跃过了它，就改变了一生，社会地位、家庭境况，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但是你跃不过它，又怎么样呢？小说写范进，虽然这么多年的科举考试一直考不上，但他还是希望通过进学这样一种最艰难的道路，来彻底地改变自己的生活地位。从这里可以看到，当时的读书人的确是非常可悲的，当然也是非常可怜的。但他们到底有一种精神，“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经历了很多生活的苦难、磨难，才能最后翻身做“人上人”。这是他们为什么能长时间地忍受外在的衣食之苦，也能长时间地忍受心灵上的磨难，内在的、外在的种种的压迫、种种的折磨，都得忍受，忍受的最后结果就是能够跃过这个龙门，成为“人上人”。

那么，为什么范进这样的人，这么长的时间考不中秀才呢？问题出在哪儿呢？当时的人认为问题出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外在的，怎么我的文章很好，但考官看不上呢？所以只要文章能中考官的意就行了，要揣摩考官的意图，这是一方面的原因。另外一方面的原因是考生自己的文字能力，这也是很重要的。虽然八股文的写作是一种很古板、很死板、很教条的写作，但这种很死板的写作也能体现某种文学的或文字的才能，所以很多十来岁、二十来岁的人，也能考中进士。那么范进到底有多大的能力呢？我们看看小说中的描写：小说中有一段精彩的描写：周进来考童生，已经有了一种先验之见，因为周进很长时间的科举考试连童生都没考上，后来他做生意的朋友为他捐款买得了一个秀才的资格，他才能考上举人，考上了举人他才考上了进士。所以他非常同情老童生，在考试中特别注意老童生。他一看到范进就油然产生一种怜悯的心情，觉得范进和自己的遭遇非常相似，所以在考试的时候他特别关照范进。小说有很生动的描写：周进看范进的卷子，用心用意地看了一遍，但他感觉的是，这样的文字，都说的是些什么话！根本看不懂，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所以他心里想，怪不得三次都没有进学。但他想还是再看一看，所以从头至尾又看了一遍，而这一看看出点门道、看出点意思来了，所以又硬着头皮再看第三遍，看了第三遍后，他才恍然大悟，说了这样的话：“这样文字，连我看一两遍也不能解，直到三遍之后，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天地间之至文”就是天底下最好的文章了。那么好到什么程度呢？他说：“真乃一字一珠！”那一字一珠的文章他怎么第一遍就没看出它真金的闪光呢？这就很奇怪了。他也在讽刺自己，实际上文字到底有多好呢？读了一遍、两遍、三遍，要试官读了三遍才读懂的文字，恐怕未必是好的文字。看完后他就感叹了：“可见世上糊涂试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所以，别的卷还没看，他就给范进填了第一名，范进就中了秀才。

范进的个人生活是非常贫困的，那么他的家庭生活又怎样呢？小说里又有一段描写：他住在茅草棚的屋子里，这个屋子破破烂烂的，没有什么家具，没什么豪华的摆设。他的岳父是卖肉的，叫胡屠户。本来卖肉的社会地位也不高，但在范进面前他有特殊的富态，因为他有钱，范进没钱，经常要靠他的资助，范进一家才能勉强度日。这个时候范进对他说：我中了秀才了，我想到省城里去考举人。胡屠户把他臭骂一顿说：你能考上秀才就是你的福分了，这就是你的命了，再想考举人，那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别说吃天鹅肉，连天鹅屁也吃不到了。他看不起范进。于是范进悄悄地向别人借了钱，就去考试了。这是范进中举之前，主要写他的悲惨的境遇，同时也写了造成这种悲惨境遇的社会原因。

下面再来看看范进中举之时，小说采取的是先抑后扬的写法。先写范进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家里已经好几天没吃的了，母亲也饿得两眼昏黑看不见。无可奈何，他只好把家里惟一一只老母鸡抱到集市上去卖。这个时候有人说他中了举人，他根本不相信，被人硬拉回家来。一拉回来，便看到他家里高高地张贴了他中举人的报帖，这个时候范进不得不信，在这个信与不信的犹疑之间，他突然痰迷心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高声地说了一声：“噫！好了！我中了！”说完之后，他往后一绊就跌倒了，不省人事。人家把他灌醒后，他还是迷迷瞪瞪地，笑着就往外跑。这里有一段很详细的描写，对他的“疯”的描写。“疯”到什么样呢？疯到自己到集市上摔了好几跤，浑身血淋淋的，拍着笑着，还在一个庙的门口站着，满身满脸都是污泥，鞋也跑掉了一只，还在那儿拍着，一直叫：“中了，我中了！”范进为什么疯了呢？好好的一个人，这么好的事情，他高兴还来不及呢！原来这是喜极而疯，他盼望的中举这一天对他来说是十分漫长的时间，整整３５年过去了，到第３６个年头他才盼到了中举这件大事，对他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他没有任何的心理准备。他只有原来的一次次考不上的心理准备，考不上再考，他没有想过一旦考上了怎样。一旦他考上了，脆弱麻木的神经无法经受巨大的欢喜，所以他是喜极而狂，喜极而疯。旁人也说：“他只因欢喜狠了，痰涌上来，迷了心窍。”欢喜过头了，一口痰涌了上来，迷了心窍。从这儿可以看出，科举考试对读书人来说的确具有巨大的诱惑力，但同时对他们的心灵也是一种巨大的摧残，这种摧残是潜移默化的，摧残到什么样呢？摧残到了人不像人的样子，丧失了人格，散着头发，满身满脸的污泥，鞋也跑掉了一只，还跑到集市最热闹的地方，在那儿当众宣布：我中举了！生怕别人不知道。他甚至都不相信自己中了。这种摧残人性的描写，让我们在笑的同时，心底也冒出一种悲凉。范进是非常可笑的，但更是非常可悲的。而且这种可悲不是范进一个人，在当时是千千万万的读书人。小说里描写，前有一个周进，这儿又有一个范进。这里写的是范进中举的时候，而周进还没中举时，就几乎是疯了。他到南京看到举人考试的考场，觉得自己根本没有资格跨进那个考场，他一头撞在了考场中隔断的板子上，撞得头破血流，心里悲伤自己连踏进这个门的希望都没有。可以想见当时很多的读书人都要经受这个科举考试，很长时间考不上，但这是惟一可走的一条狭窄的路，忍受巨大的痛苦和折磨他也得走。

中举以后的范进就不是一般的人了，这里头有个寓意性的描写。范进虽然身份低，但毕竟是个举人了，中举给他带来的是什么呢？是整个人的社会地位的改变。范进疯了后，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打他两巴掌，让他把口里的痰吐出来，他就能够清醒过来了。那么由谁来打呢？谁也不敢打，只有请他的岳父胡屠户来打：他的岳父平时对他任打任骂是常有的事儿，刚才讲了，他在范进中举前还经常骂范进呢。可这个时候胡屠户也不敢打范进，他说，中了举可是老爷了，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了，不是随便可以打的。但现在为了救他，没有办法，非打不可，只好壮起胆来打了他一巴掌。这一打，范进就清醒过来了。可胡屠户的胳膊却像不听使唤了，怎么抬也抬不起来，隐隐作痛，自己看时，把个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所以他明白了，文曲星果然是打不得的。范进还是范进，可是中举给他带来了整个身份地位的变化，像有神附身一样，整个身份就发生了焕然一新的变化。这当然是一种夸张寓意性的写法，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当时的人的一种普遍心态。这种普遍的心态造成一种社会舆论、社会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下，范进才会闷着头，一门心思地走科举考试的道路。因为这条道路一旦走成了，他就能够身价百倍。小说写范进在疯的时候像在梦里一般昏昏沉沉的，什么都忘了，可醒来以后他还能记住一件事，“我也记得我中的是第七名”，别的什么也不记得了，但中了举人这件事他是横亘于心，所以才逼得他疯了。相信又不敢相信，在巨大的心灵挤压下，他的精神承受不了。这是讲范进中举之时的情况，也是小说中最精彩的一段描写。

那么紧接下来就是中举之后。中举后，顺理成章地，范进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小说中有这样的一段话：“自此以后，果然有了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人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的奴仆、丫环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又搬了新房。这又有一个问题：范进才刚刚中举，为什么这么多人给他送房、送钱、送粮食，甚至来他家当仆人呢？刚才说了，中了举人就意味着做官当老爷了。而在清代，做官当老爷就意味着发财。清代有句谚语，《儒林外史》中也写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范进中举就意味着做官，做官就有权，有权就可以发财。这么多人给他送钱、送房子，都是要求有报答的，就是他做官后，给他们一定的利益，大家都有利，这个利当然比他们原先送的钱财要多多了。从中也可以看出，中不中举是大不一样的。吴敬梓在一首诗中写道：“贵为乡人畏，贱受乡人怜。”一贵一贱是身份的变化，是实实在在的权势变化。所以范进中举后，他和胡屠户的关系就完全不一样了。中举之前他要靠着胡屠户的救济才能生活，可是中举之后他就可以给胡屠户送银子了。他有权了，他是大官的“预备役”了，当然这也显示出了他的地位，体现他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范进自身地位的变化也引起了他人格的变化。当他经过了那么艰苦的科举道路的跋涉，终于做官以后，是不是更加爱护百姓，更加珍惜自己的地位呢？并不是，相反，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科举的跋涉，一旦当了官，他要找补回来，补偿他３０多年失去的这些利益，所以他整个的性格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举之前，范进是个唯唯诺诺、老实巴交的人，小说中描写“是个烂忠厚没用的人”，自己吃不饱穿不暖，有点钱还想到救济邻居，见到平头百姓还和他们拱手作揖，和他们平起平坐，因为他本身是个平民百姓。那么中举之后呢，他就完全不一样了。中举后连称呼都发生了变化。在中举之前，他称胡屠户是“岳丈”，是尊称，可中举之后，他称他的岳父为“老爹”了。虽然是长辈，但他的地位已经高于人家，他就不那么称呼了。小说第四回紧接着写范进一系列丑恶的表现。在张静斋的教唆下，他不顾戴孝在身，跑到高要县汤知县那儿去打秋风。在酒席上还扭捏作态，不肯用银镶的杯子和筷子，以显示守孝，用木筷子，可夹起的却是大虾元子，送到嘴里吃。这是非常生动的描写，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范进中举以后，他的人格被扭曲了，这种扭曲意味着他当官以后在仕途上将会怎么做，恐怕他会更多地去找回自己所失去的。那么对百姓、对国家，他究竟能作出什么贡献呢？这就很难说了。从中也可以看出科举考试是怎么选拔人才的，真正选拔出的人才又是什么样的。从范进中举前后的经历，从他人格发生变化的这样一种现象，可以看出当时千千万万的读书人的精神面貌。

鲁迅在评价这部小说时说：“其文戚而能谐，婉而多讽。”这从小说对胡屠户的描写可以看出来。胡屠户在小说中的表现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就叫做“前倨后恭”。前面非常倨傲，后面又很恭敬。当范进穷困潦倒的时候，他没事儿就骂他，甚至觉得把女儿嫁给这么一个穷鬼，简直是倒了一辈子的运。这么多年，不知道贴了多少钱去资助这一家人，因为这是他女儿家，没有办法。他说：“不知我积了什么德，才让你考中秀才。”范进向他提出考举人的时候，他破口大骂，把范进骂了一个狗血喷头，吐了一口痰到他脸上，说：“不要失了你的时了！……这些中老爷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抛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口气非常傲慢。可是在范进中举的时候，他把范进送回家，看见范进的衣服都破破烂烂、皱皱巴巴的，一路上不知给范进的衣服扯了多少下，想把它扯平了。小说写范进中举后送给他银子，他当时就吹牛说：“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我自己觉得女儿像有些福气的，毕竟要嫁与个老爷，今日果然不错。”他的嫌贫爱富表现得极为真实。正是在这种社会风气下，才有范进不懈地跋涉在科举的道路上的表现。当然这里也写出胡屠户这个特殊的人，这是一个很生动的描写。

小说还有一个很生动的讽刺，也是描写特别精彩的，就是对范进本身的描写。讽刺有不同的程度，较低程度就是诙谐的笑，较高层次是像火一样非常辛辣的讽刺。在范进中举前，作者主要是写他既可悲又可怜；在范进中举之后，作者则更多地采用“婉而多讽”的写法，没有直接写他，而是通过他的言论和行动揭示出他的丑恶内心，这时候更多地是用冷峻的讽刺的笔调，不留情面地揭示他内心的丑恶。特别是第四回，写范进中了举人之后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后来又中了进士，中了进士更是忘乎所以。本来没有什么学问，但是他到处卖弄自己的学问，让人家对他仰慕，甚至恬不知耻地说：“苏轼是我朝的普普通通的人，凭什么大家都夸扬他呢？”他连苏轼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都不知道。就是这种淡淡的描写，通过人的言论，人的行动，揭露了他既无知又无耻的嘴脸。这体现了作者对科举制度扭曲人的人格、心灵的社会现象的入木三分的揭示。

总体上看，在《范进中举》这个片段当中，作者塑造了范进这个典型形象，让人们思考，在科举制度盛行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文人、读书人是怎样一年又一年地跋涉在科举的漫漫长途上，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心灵、他们的人格又是怎样受到巨大的扭曲。由范进这样一个个案，我们可以想像当时很多文人共同的命运。当然造成这种命运不是他们个人的原因，而是社会的原因，是那个社会逼他们这样做的，这是那个社会提供给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惟一途径。所以他们极力步入科举之路，而在极力的步入科举之路后，他们又忘乎所以，忘记去改变这种制度，忘记去改变这个社会，而且与社会风气同流合污。作者并不是采取很尖锐的批判的态度，而是采取客观的、冷静的描写方式，在这种描写当中，让读者在笑的同时感受到非常深沉的悲哀，对社会、对文人的道路都引起了思考。我希望通过这个小说片段的讲评，可以使同学们进一步了解当时的社会制度，了解清代的社会文化和读书人的社会状况。

──选自《新讲台：学者教授讲析新版中学语文名篇》，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投向科举制度的匕首（吴微）】

《范进中举》节选自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三回，是全书最精彩的片断之一。它通过范进中举喜极而疯及中举前后生活遭遇的变化，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科举制度腐蚀读书人灵魂、摧残人才及败坏社会风气的罪恶，穷形尽现地表现了封建末世的世道人心，对各类市侩小人，进行了有力的鞭笞和嘲讽。

全篇大致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自开头至“又骂了一顿”，写范进在考中秀才后胡屠户对他的“贺喜”和教训以及后来范进瞒着岳丈参加乡试而被骂的情形。作者借胡屠户之口，介绍了范进中举前贫寒的家境、困顿的生活：吃的是“每日小菜饭”，“这十几年，不知猪油可曾吃过两三回。”住的是“茅草棚”。穿的是破烂不堪的麻布直裰。同时，又利用胡屠户“贺喜”时对女婿的教训，反映了范进精神的猥琐和麻木不仁。屠户岳丈一顿市侩的教训竟然使范进“唯唯连声”，“千恩万谢”。而当范进向其借钱参加乡试时，又被夹七夹八的骂得“摸不着门”。偷试回来，又遭其痛骂一顿。这样，从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刻画了范进科场乞丐的典型形象，也揭示出社会风气对人的灵魂的扭曲和异化。为下文中举发疯作了铺垫。第二部分从“到出榜那日”至“邻居各自散了”。写范进喜极发疯，再被“打”醒的情景。形象、深刻地刻画了范进、胡屠户及众人的心态，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文中先宕开一笔，让范进斯文扫地，为解家中无米之炊而去集市卖鸡换米。再写报录人报喜，邻居急告。范进确认自己“中了”后，喜极而疯。紧接着围绕救醒范进，描写了众人的活动和神态，惟妙惟肖地刻画了胡屠户前倨后恭的态度和势利小人嘴脸，第三部分从“范进迎了出去”至篇末。主要描写张静斋对范进的攀亲贺喜，送钱送房，极尽恭维拉拢之能事。进一步展示世态炎凉。

鲁迅先生评价《儒林外史》“婉而多讽，感而能谐”。本篇突出地体现了这样的讽刺艺术。

首先，运用对比映衬手法塑造人物形象，在不经意中强化讽刺效果。例如，在描写胡屠户这个人物形象时，作品主要是通过他两次“贺喜”的对比，勾画出他的形象特征。第一次“贺喜”：当范进考中秀才时他来了，“手里拿着一副大肠和一瓶酒”，坐下便挖苦范进“现世宝”“穷鬼”，说范进中相公，是靠他“积了甚么德”，然后居高临下地教训范进，虽中了相公，不可在他这样“正经有脸面的人”面前“装大”，要立起“规矩”，不能有失“体统”。吃、喝加教训到日西时分才离去。临走的神态是“横披了衣服，腆着肚子”，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第二次“贺喜”，是在范进中举发疯的时刻。听说女婿中举，立即带着烧汤的二汉“提着七八斤肉，四五千钱，正来贺喜。”当众人要他打醒范进以治其疯病时，这个平日百般辱骂、讽刺女婿的他今日却犯难惶恐了：女婿中了举人，“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否则阎王要让下“十八层地狱，永不得翻身”。经过众人怂恿、劝说，他连喝两碗酒壮胆，才颤着手“打”了范进一下，却不敢再打第二下。范进醒来，胡屠户更怕了，“不觉那只手隐隐的疼将起来”，而且“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他很懊悔打了“文曲星”。回家途中，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到了家门”，又高叫：“老爷回府了”。二次“贺喜”，态度前倨后恭，这样，通过鲜明的对比，就轻松地、活灵活现地勾画出了胡屠户庸俗势利的市侩小人嘴脸。

对篇中主要人物范进，文中通过他中举前后境遇和心态的变化，也进行了对比描写。中举前，范进是饥寒交迫，受尽人间白眼和嘲讽，“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去参加乡试，回来“家里已是饿了两三天。被胡屠户知道，又骂了一顿”。出榜那日，家里已经断炊。他不得不去集上卖鸡换米，邻居找来报喜，他却怎么也不信。而当确认“中了”后，终于喜极而疯。然而毕竟中举了，马上一切都变了。醒来后的范进对平日惧怕的岳父胡屠户也不怕了，由先前称其“岳父”改呼为“老爹”；时常嘲弄他的众邻居、素不相识的张乡绅也都来套近乎了。范进“洗了脸”，开始接受众人的朝贺。立即，房子、田产、金钱、奴仆，不招自来。这样，通过前后生活境遇和心态的强烈对比，把范进醉心功名、灵魂卑劣的腐儒形象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来。

第二，细节描写生动真实，极具讽刺性。最精彩的莫过于篇末对胡屠户接受范进赠银的描写。胡屠户一边“把银子攥在手里紧紧的，把拳头舒过来”，一边假意推辞道：“你且收着”。并不等范进说完，“连忙把拳头缩了回去，往腰里揣”，“千恩万谢”之后，“低着头，笑迷迷地去了。”用“攥”“舒”“缩”“揣”四字，使这个见钱眼开、虚伪做作的市侩小人丑态跃然纸上。细节的真实生动、语言的简洁准确，传神地刻画了人物性格特征，极大地增强了讽刺艺术的魅力。

第三，以客观的态度，描摹人物言行，展示内心世界、刻画人物性格。这是本篇讽刺艺术的突出之处。其中对范进中举后“疯”态的描写，就是明显一例。初听邻居报喜，他道是哄他，嘲弄他，“只装不听见，低着头往前走，”央求邻居“莫误了我卖鸡”。几十年的科场困顿、贫穷潦倒，形成了他卑微猥琐的心理，他不愿再受令人难堪的奚落。当他回家看到报帖“已经升挂起来”，心灵便震颤了，不看便罢，看了一遍，又念一遍。那种如梦如醒、如痴如醉的神情，包含着多么复杂的心理活动。接着，“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灌了几口水，“爬将起来，又拍着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随后，往门外飞跑，掉在泥塘里，“挣起来”继续“拍着笑着”跑着。他发疯了。最后，他“在一个庙门口站着，散着头发，满脸污泥，鞋都跑掉了一只，兀自拍着掌，口里叫道：‘中了！中了！’”反复写他拍手、大笑，笔锋深刻而委婉，活活勾画出了他神魂颠倒、亦痴亦狂的丑态。这里，作者以白描的手法，通过个性化的语言和行动，把一个醉心科举的腐儒描画出来。作者将主观情感融于客观叙述之中，虽无一贬词，但却使读者在哑然失笑的同时，深感他的可怜、可悲、可鄙。从而不露声色、不着笔墨地鞭挞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的罪恶和整个封建社会制度的腐朽，因此全篇的讽刺力量也就显得更加深刻感人。

也正是由于这种高妙的讽刺艺术，才使得《儒林外史》成为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高峰，并对后世讽刺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选自《中国文学名作欣赏》，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