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雎为什么能不辱使命？

这是他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同秦王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结果。在这场斗争中，唐雎十分讲究说话的技巧，主要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

一是“巧”在言辞委婉，言之有“节”上。秦王要求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纯是诈骗。当遭到安陵君拒绝后，“秦王不悦”，于是当着唐雎的面露出威胁之意，并盛气凌人地责备安陵君“轻寡人”。对此，唐雎先用屈从的口吻说：“否，非若是也。”这一回答，既缓和了秦王以强凌弱的气势，使会谈能够继续下去；又强调了不肯易地的原因。然后从容地说明安陵君不肯易地是因为“受地于先王而守之”，并非故意违背秦王的意愿。这一句答得委婉，言之有理，言之有“节”，一个“守”字，含义丰富；既说明愿忠于先王的遗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宁“守”不“易”，这是一种崇仰先王、不为利诱的明显反映；又表明安陵国并无扩张之意，倒有御敌之心，这不仅婉言拒绝了秦王的易地要求，还暗暗告诫秦王不要轻举妄动。“守”是一种坚持正义，不畏强暴的具体表现，显示出安陵国土的神圣不可侵犯。“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这一反语，十分有力，表明安陵国非但不想易地，而且根本不愿意易地。因为安陵君明白秦王的“易”即是“抢”的同义语。可见，“守”是不畏强暴、坚守国土的具体表现。由于唐雎坚持原则，言之有“节”，从“道义”方面暗刺了秦王的不义，触犯了他的尊严，难怪他要“怫然怒”了。

二是“巧”在针锋相对、言之有“据”上。秦王见诈骗不行，便用“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所谓“天子之怒”进行威吓。唐雎正气凛然，针锋相对，用“伏尸二人，流血五步”的“士之怒”进行回击。在这场围绕天子与布衣之“怒”的交锋中，唐雎很快就由被动而变为主动。当秦王以“亦……尔”的口吻鄙视“布衣之怒”时，唐雎立即驳斥：“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提醒秦王正视“士之怒”。接着用语势强烈的排比句，列举专诸刺王僚、聂政刺韩傀、要离刺庆忌的史实，对“士之怒”加以渲染说明。这三个史实，犹如锃亮锋利的匕首，直刺贪生怕死的秦王心窝；又好似撼天动地的警钟，警告秦王必须吸取历史教训，不要自蹈死地。但是，这些有根有据的“士之怒”，毕竟是历史上的事，已经过去了，它对秦王虽有所触动（威胁），但还不足以使利令智昏的秦王幡然悔悟。于是，唐雎又逼近一步：“此三子者”，“与臣而将四矣”。这是暗示他将效法三人，刺杀秦王。这样就把血淋淋的史实，变成对秦王的直接威胁，迫使秦王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危急处境。

三是“巧”在以行证言，言之有“力”上。倘若唐雎只用文战，不辅以武攻，秦王势必会存侥幸心理，绝不会轻易折服。以行证言，就能使“言”更富于慑敌的威力。唐雎辅以“挺剑而起”这一义无反顾的行动，来证明“今日”欲刺秦王之“言”的实在性和尖锐性，这就从根本上彻底打破了秦王的一切幻想，迫使秦王不得不“长跪而谢之”。

总之，在这场斗争中，唐雎的说话技巧是十分高明的。他善于抓住对方的弱点，从“道义”和“威力”两个方面，针锋相对，据理力争，从而震慑论敌，不辱使命。当然，如果唐雎手中没有真理，没有尊重客观实际的科学态度，那么，说话技巧再高明，充其量也只能是诡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