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野先生》有关资料

【鲁迅对藤野的思念】

１９３５年日本岩波文库中要出《鲁迅选集》的时候，曾经来问鲁迅先生自己，选些什么文章好。鲁迅先生回答：“一切随意，但希望能把《藤野先生》选录进去”，目的是在借此探听藤野先生的一点消息。当这选集出版的第二年，译者增田涉到上海来访问鲁迅先生，鲁迅先生打听藤野先生的情况，增田涉说没有下落时，鲁迅先生慨叹地说，“藤野先生大概已经不在世了吧？”

（摘自许钦文《语文课中鲁迅作品的教学》）

【藤野先生对鲁迅的回忆】

周君来的时候是中日战争之后，又过了相当的年数，很可悲的是，当时日本人还骂中国人做猪头三。在有这恶骂风气的时候，所以同级生之中也有这样的一群，动不动就对周君加以白眼，另眼看待。

我少年的时候，曾承福井藩校出身的姓野坂的先生教过汉文，因此一方面尊重中国的先贤，同时总存着应该看重中国人的心情，这在周君就以为是特别亲切和难得了吧。如果周君因此而在小说里和友人之间把我当作恩师谈着，我要是早读到该有多好啊！既然他至死还想知道我的消息，倘早通了音信，他本人也该多么喜欢啊!

（摘自藤野严九郎《谨忆周树人君》）

（藤野先生的侄子藤野恒三郎说）４０年前，也就是鲁迅逝世的那一年，有一位记者拿来了一张鲁迅逝世时的照片给我叔父严九郎看。这时，我叔父才知道鲁迅逝世的消息，当时，严九郎正襟而坐，把那张照片举过头顶，然后提笔写了“谨忆周树人君”，由此可见，藤野严九郎对鲁迅的敬慕之情多么深切!

（摘自《心随东棹忆华年》，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７日《人民日报》）

【鲁迅留学日本期间的经历】

１９０２年４月，去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积极参加反清爱国活动，在《自题小像》诗中发出“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

１９０４年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两年后弃医从文，想从改变国民精神入手，挽救民族危亡。

１９０６年到东京开始文学活动。翻译、介绍俄国、东欧和其他一些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并写《人的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论文。

１９０８年从章太炎学《说文解字》，并加入光复会。

１９０９年８月，由日本回国……

（摘自《中国现代文学手册》）

【主题思想及其表现方法（颜雄）】

关于《藤野先生》的主题思想，近年来在教学和研究中论争颇为热烈。有说主要是以作者思想感情的演变为线索，爱国主义好比一条红线贯穿全篇，主题不在写藤野先生；有说主题思想即是藤野先生的优秀品质，表现作者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次要的；有的将此二者等同一律，认为主题思想既是歌颂藤野，又是记叙自己的爱国主义思想历程的。

任何作品的主题，都是和题材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寓于一定的题材之中的。《藤野先生》的题材，总起来说，就是作者留学仙台期间的生活片断，包括：初到仙台的生活状况；与藤野先生相识和先生帮助自己修改讲义的情形；学习期间两件难忘的事：试卷风波和“电影”事件，还有“惜别”等等。结论得从对作品的具体分析中引出来。且让我们沿着作者的思路，看看文章写了什么和怎样写的吧。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樱花烂熳的上野公园里，看到的是一群胸无救国之志、反以标志着民族压迫和封建统治的“辫子”为荣、浑浑噩噩的“大清”牌纨绔子弟的丑恶表演，留学生会馆的门房，本来值得去买几本书的，却也被他们弄得一团糟！鲁迅抱着“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志向渡海而来，没料到东京竟也像南京那样乌烟瘴气。失望、痛苦、厌恶、忿怼和急切地要求学到本领以报效祖国的强烈愿望，种种萃于一身的复杂心绪，都包容在这感触良多的一句话里面了。远大的抱负与灰色的环境之间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不得不离此他去了。所以，“待到在东京的预备学校毕业，我已经决意要学医了”。跟令人生厌的东京告别，一到仙台，颇受了“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还有教职员为食宿操心；当然，更使他高兴的，是从此“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了。就在这时，鲁迅认识了解剖学教授藤野严九郎先生。

以上，写的是与藤野相识之前，自己的生活环境与思想状况。接着，便转入记叙的重点：直接写藤野了。

作者通过初见时藤野的相貌、穿着、声调，尤其是为“我”添改笔记、修正血管画图和鼓励“我”大胆解剖尸体等真切感人的细节描写，正面赞颂了藤野先生朴实厚道、待人以诚、忠于学术、潜心研究等优秀品质和个性特征。藤野对“我”的关怀，表现出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和循循善诱的教师的特点，与前面所写的以“物以希为贵”为出发点的职员们，形成一种对照。这之后，具体地叙写了仙台经历中两件终生难忘的事件：试卷的风波和电影的教训。这两件事可以说是“穿插”的；但绝非与写藤野“无关”。这里用受了狭隘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毒害和嫉妒心很重的部分日本青年，来反衬藤野先生的正直无私、心胸广阔的品德，通过对比，藤野的形象显得更高大了。时事影片事件的侮辱和刺激，从此“我的意见却变化了”：毅然决然弃医从文，这样自然只好与藤野先生“惜别”了。“惜别”这个细节，写得格外婉切动人，学生的“慰安他的谎话”和先生的凄然的叹息，以及接受邀约，赠送相片与临别叮嘱等等，有限的文辞之中蕴含着无限的深情！离开仙台之后，仍然没有离开写藤野先生，不过改变了角度：写先生对“我”的影响，写“我”对先生的眷念，写“我”从先生身上得到的启示和汲取的“勇气”和力量。──总之，写了埋藏在“我”心中的“永久的纪念”。

可见，全文实如标题所示，自始至终是写藤野先生的。歌颂和怀念藤野先生的优秀品质是全篇的中心内容。全文依照与藤野相交的经过记叙，自然地形成三大部分：结识藤野之前的情况，结识藤野之后的种种，与藤野惜别以后的怀念。文章是顺着到仙台之前、到仙台之后、离别仙台之后的时间次序记叙的。

然而，这篇作品在思想的容量上，比上面说的要丰富得多，它的主题思想也不止于对藤野个人的赞颂和怀念。如果我们进一步思索一下：藤野先生为什么能如此关怀爱护一个中国学生？是什么力量决定了鲁迅与藤野之间如此深厚的情谊？形成这种情谊的根基是什么？为什么鲁迅对藤野先生特别感激在心？我以为这是作品所告诉我们的更为深刻的内容，是作品的主题开掘得更深之所在，自然也就成为我们理解作品的主题思想更需探究的地方。

作者在严谨的结构和精练的文字里，偶或直接点明，更多是委婉透露：藤野对鲁迅这个异域学生的特殊关怀和精心培育，是基于对他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同情和尊重，或者不妨说，是鲁迅的救国救民的抱负吸引了、感动了藤野先生。这在文章直接记叙藤野的那些细节里虽未大事铺陈，可是，这个唯一的中国留学生发愤图强的精神，表现在学习上的不用说了，就是生活上，比如睡觉不畏蚊虫叮咬、吃饭能喝下难以下咽的芋梗汤的艰苦生活，作为老师的藤野，即便未曾目睹，也不会从不耳闻。事实上，鲁迅逝世之后，藤野回忆起当年的学生时，就有这样的印象：尽管他身在异乡，却不以为苦。可见他是看到了这个青年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的志气的。透过一些细节的含蓄的描写，我们不是可以窥见藤野的思想了么？文章在记叙了与藤野的交往以后，更有一段明白地写出了藤野先生的思想动机的话，便是：“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这段精彩的议论是全篇的画龙点睛之笔。作品的主题思想当然是通过全篇的叙述、描写和议论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并不仅仅表现在这段议论里；但是这里的议论却是主题的升华，它将前面对于藤野先生品德的赞颂，作了更深入的开掘。作为学者的藤野，他的目光望着世界范围内的医学，自己希望能为新医学的发展贡献力量（故说“大而言之”）。“为学术”是他的全部思想行为的准则。他是从“为学术”的总目标出发来“为中国”的──“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在他身上，“为中国”与“为学术”是一致的。这正是一个对来自“弱国”的学生抱着同情与尊重而又矢志于医学事业的正直学者的伟大“性格”的最集中的表现。而鲁迅去仙台学医，想用医学来“为中国”图富强，所以，“为中国”与“为学术”也是一致的。总之，“为中国”与“为学术”，既是藤野爱护鲁迅的出发点，也是他们师生之间产生友谊的基础。这六个字实在把藤野的思想品德和性格特点上升到更高的境界了。藤野先生“最使我感激”的，说到底，正是感激他的“为中国”“为学术”的崇高思想和品德。尽管先生善良的愿望只是出于科学救国论，而鲁迅所持有的这种救国论在仙台已经被无情的现实所击碎，因而弃医从文，他的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尽管藤野对于鲁迅中途辍学改变志愿并不很理解，但是，对于一位善良正直的日本学者来说，能如此同情和尊重一个“弱国”学生的抱负，并且持着同情的态度，实在是非常可贵的了。

如上所述，一面是爱国主义的抱负和志向，一面是对于这种爱国主义的同情与尊重。爱中国、“为中国”是沟通两颗心的渠道，是维系两人友情的纽带，是作品的内在线索（或者说主心骨）。全篇的基本内容是记叙作者与藤野的师生情谊，赞颂藤野的崇高品德，作为贯穿全篇的内在线索则是爱国主义──说完整些，是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和藤野对它的尊重。二者是明与暗，外在与内在的关系，如此看来，写爱国主义精神与写藤野的品质，非但不相对立，而且是相得益彰的了。这正是理解主题思想的关键。

总之，鲁迅这篇关于留日生活的“回忆的记事”，以记叙藤野先生为中心内容，以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为内在线索，通过直接描写和间接表现、正面记叙与反面衬托，深情地赞颂了藤野先生正直高尚的思想品德、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特别是“为学术”“为中国”的伟大精神，以及他对作者自己的深刻影响。这篇文章，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朴实无华的，它不依靠惊人的题材、离奇的故事和俏丽的语言，却开掘了如此深刻的主题。古人论文有言：“惟造平淡难。”《藤野先生》可谓范例。

（摘自《〈藤野先生〉三题》）

【《藤野先生》教学难点试析（薛绥之柳尚彭）】

１、藤野严九郎其人其事：

藤野严九郎生于日本福井县，世代为医，藤野严九郎是藤野家第六代医生。他生于１８７４年７月１日，９岁时父亲亡故，由大哥二哥抚养。严九郎排行老三。他在读小学时，同时跟酒井藩校教师野坂先生学习过汉学。１８９２年４月，从福井学校中途退学，进入爱知医学校，１８９６年１０月毕业，留校作解剖学教师奈良坂的助手。１８９７年５月，得到医生开业证明书。同年７月后，在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学习解剖学一年。１９０１年１０月，藤野应聘到仙台医专任解剖学讲师，其时藤野刚刚满２７岁。他和敷波重次郎教授担任一年级的解剖学理论，他还担任二年级的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一年级的专业课只有解剖学，一年级的正副班主任大体上照例由敷波和藤野担任。班主任管理的范围很广，据当时仙台医专规定，诸如学生的学习态度、学生的管理教导、出席情况、考试成绩的统计以及教室的整理和保管，都由正副班主任负责。

１９０４年７月６日，即大约鲁迅到仙台前两个月，藤野由讲师升为教授。

藤野生活朴素，当时教授上课，来回都坐人力车，而藤野则是步行，他住在空堀町，离仙台医专有步行三五分钟的距离。鲁迅离开仙台前曾到他家去过，他送给鲁迅一张照片，背面写上：“惜别藤野谨呈周君。”鲁迅为了安慰藤野，曾故意说：“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是有用的。”据说后来藤野跟侄子藤野恒三郎说过：“周君是个好学生……但不是当医生的人。看来是为研究生物学才学生理学和解剖学的。”恒三郎说，听藤野先生的口气，他是相信了鲁迅分别时为安慰他而说的想学生物学的话。

１９１１年，东北帝国大学成立，１９１２年仙台医专并入，成为东北帝大医学部，所有校舍、教职员、学生原班未动。１９１５年决定成立东北帝国大学医科大学，藤野因学历不够，被迫于６月底提出“请求免职”，７月１日降为临时讲师，８月９日被解除讲师职务。

藤野因生活关系，认为可以搞一搞耳鼻喉的工作，到东京三井公司的慈善医院就业。１９１９年回故乡自立诊所，１９４５年在福井逝世。

２、《藤野先生》的主题：

《藤野先生》的主题是什么，这两年争论颇多，大体有四种意见：

第一种：表现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

第二种：主要是写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其次也赞扬了藤野先生。

第三种：怀念歌颂藤野先生。

第四种：主要是怀念歌颂藤野先生，其次也写了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

分歧点主要是：《藤野先生》是怀念歌颂藤野先生，还是写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

主张《藤野先生》是写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的，理由如下：第一，《藤野先生》写于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１２日，地点在厦门大学。鲁迅原来准备在厦门工作两年，结果只住了半年。他一方面坚持斗争，一方面写了《藤野先生》回忆散文，清理自己从１９０４年到１９２６年２０多年来思想感情变化的轨迹，回顾了自己爱国思想的发展，以此来激励自己，增强同反动势力斗争到底的信念。第二，全文按地点转移，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用讽刺的笔调，痛斥了在日本东京的清国留学生的腐败状况，表现了青年鲁迅的爱国主义思想。第二部分，作者回忆了自己在仙台医专与藤野先生的交往，着重追述了自己弃医从文的原因，充分表达了青年鲁迅热爱祖国、积极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可贵精神。第三部分，写鲁迅怀念藤野，藤野不仅没有民族偏见，给了鲁迅无限的温暖和极大鼓舞，而且藤野的思想与鲁迅的爱国主义思想完全是相通的。第三，鲁迅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高潮中回头总结自己２０年前弃医从文，走上革命道路的战斗历程，本身就是对洋务派、改良派、复古派“科学救国”滥调的批判。如果说写作者的爱国精神是次要的，既不符合作品的内容，也降低了写作此文的战斗意义。

主张《藤野先生》是怀念歌颂藤野先生的，理由如下：第一，这篇散文的标题是“藤野先生”，一般说，文章的标题是作者对全文思想内容最鲜明和最精练的概括。这篇散文抒写的中心应该是藤野先生，文章的主题，自然应该是和藤野先生有直接关系的，而不可能抒写的中心是藤野先生，要表达的主题却是“我”的某种思想。在文章的结尾部分鲁迅说：“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鲁迅写《藤野先生》，正是为了寄托自己对具有“伟大的”性格的藤野先生深沉的怀念。第二，从整篇文章的结构看，是围绕藤野先生这个中心来组织材料的。开首写作者对一些专事享乐的“清国留学生”的不满，正是这种不满，促使鲁迅离开东京去仙台，因而有机会结识藤野先生。接下去写仙台生活，写藤野先生，写泄漏试题的流言，当然与藤野先生有关。写看幻灯片后终止学医，是交代离开仙台的原委。后面几段是写和藤野先生的分离及分离后对藤野先生的怀念。总之，这篇文章不是“以鲁迅的思想变化为线索”，也很难说是“作者回忆藤野先生，只是为了清理自己从1904年到1926年20多年来思想感情变化的轨迹，明确自己是如何生活、战斗过来的。”

我们是主张《藤野先生》的主题是怀念歌颂藤野先生的。从作品的效果看，这篇作品留给读者印象最深的，是藤野先生的容貌和言行，是藤野先生的性格和品德。鲁迅所以建议增田涉把《藤野先生》译出编入《鲁迅选集》，也是因为这篇散文怀念歌颂了藤野先生，而不是因为它写了自己的爱国主义思想。

３、鲁迅在仙台的生活和学习：

仙台在本州东北部，宫城县首府，临太平洋仙台湾。１８８９年设市，１９０５年鲁迅在仙台读书时，仙台市有１０万人口。当时市区还遗留着树木葱郁的武士宅第，又没有工厂的煤烟，因此，被称为绿树成荫的城市。鲁迅初到仙台，正如他在《藤野先生》中所说，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离仙台医专约有１０分钟的路程。鲁迅住的客店围有矮矮的扁柏篱笆，是木板屋顶的两层楼房，楼上是公寓和旅店，鲁迅就住在楼上。楼下一部分租给别人“包办囚人的饭食”。鲁迅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提到：“此地颇冷，晌午较温，其风景尚佳，而下宿则大劣。……人哗于前，日射于后。日日食我者，则例为鱼耳。”大约在１９０４年１１月，鲁迅又“搬到别一家”，《藤野先生》一文中讲：是受一位先生好意的劝告。据《鲁迅在仙台的记录》一书引用鲁迅的班级代表铃木逸太推测，这位先生很可能就是藤野先生。第一，藤野先生是鲁迅这个班级的副级主任，管理学生的生活及学习。藤野１９３７年２月２５日写给鲁迅当年同班生小林茂雄的回信中曾谈到他对鲁迅的照顾：“与同学之交际，公寓生活之处理……等，皆尽可能设法为之提供了方便。”第二，在新公寓里，有几个仙台医专学生与鲁迅同住，其中有两个都是藤野先生作保证人，可以看出，藤野和公寓的经营者宫川信哉有联系。

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提到：“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鲁迅所以在这里只提一位先生，而不提藤野之名，从全文布局看，是为了更好地突出藤野先生，如果这里提到藤野之名，下边那一段对藤野先生的描写，给人的印象就不会像现在这样鲜明突出。两个“几次三番”，写出了藤野先生对鲁迅生活的殷切关怀。

仙台医专１９０４年规定，采用三学期制（一年里有三学期）。１９０６年９月以后采用两学期制，鲁迅在仙台医专读书期间，正是学校采用三学期制的时候。

１９０４年９月１２日，鲁迅入仙台医专学习。敷波重次郎是鲁迅这个年级的年级长，即班主任。第一学年敷波教解剖学理论，第一学期每周五节，第二三学期每周各四节。另一位教解剖学理论的是藤野，第一学年第三学期中每周授课四节。鲁迅在《藤野先生》中说，“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指的就是敷波重次郎和藤野严九郎。

一年级的重点是基础课和理论课，第一二学期的基础课化学、物理学、独逸学、伦理学、体操等，占全课程的三分之二。解剖学理论，每周有八至九小时，占有很大比重。

《藤野先生》提到：“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作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这件事在《呐喊·自序》中也提到。

这里提到的电影，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幻灯，日本的鲁迅研究者，把这一事件称为幻灯事件。

日俄战争爆发后，各地兴起观看战争幻灯的风气。当时当地报纸经常报导仙台市及宫城县所属各地举办幻灯会的事，当时学校放映幻灯，受到文部省的奖励。

中川教授给鲁迅这一年级讲细菌学，从１９０６年１月开始，其时日俄战争已经结束。据鲁迅同班同学铃木谈：“幻灯的解说由中川教授亲自进行，也许有中国人被日本军杀死的场面，学生大体却是静静地看着。后来才听说这件事成了周树人退学的理由，当时周树人却没有说过这件事。”

４、难句试析：

⑴使我很为难：

鲁迅在谈到藤野先生担任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的时候，曾说：“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关于“使我很为难”，目前有三种解释：

第一种，认为是鲁迅因中国有这种落后野蛮的习俗被外国人知道而感到难为情，由此表现了鲁迅的爱国主义思想。

这种观点显然站不住脚，因为鲁迅１９２５年写的《灯下漫笔》中明确表示：“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奉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可见鲁迅绝不会因为藤野先生问到裹足一事而感到难为情。

第二种，认为主要是由于没有见过到底“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所以说不具体和清楚而感到“为难”，以自己的“为难”衬托了藤野先生尊重科学、重视调查的可贵精神。

第三种，认为这句话表现了鲁迅对旧中国弊病的深恶痛绝。许寿裳曾回忆，鲁迅学医，还有一个愿望，就是：“救济中国女子的小脚，要想解放那些所谓‘三寸金莲’，使恢复到天足的模样。后来，实地经过了人体解剖，悟到已断的筋骨没有法子可想。这样由热望而苦心研究，终至于断念绝望，使他对于缠足女子的同情特别来得大，更由绝望而愤怒，痛恨起宋以后历代摧残女子者的无心肝，所以他的著作里写到小脚都是字中含泪的。”从这一点出发，鲁迅回答藤野先生的问题，不是因不具体不清楚而“为难”，而是以沉痛而又复杂的心情具体回答了藤野先生提出的问题。藤野的叹息，表示他对中国缠足女子的深切关注和无限同情。

我们以为第二种和第三种意见都可以“言之成理”，第三种意见似更符合原文含义，不过要作一点补充，即“为难”似可解释为“难过”，鲁迅因藤野问及此事，又已经知道对已缠足的女子无能为力，因而有难过的感觉。

⑵呜呼，无法可想：

鲁迅写到日本同学看到中国人给俄国人做侦探而被枪毙的幻灯照片之后，欢呼“万岁”，而鲁迅却感慨万分：“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采，──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鲁迅用“呜呼，无法可想”这一感慨，来说明中国群众的愚昧和落后，说明长期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思想统治所造成的后果多么严重。也说明，经过２０年的观察和实践，仅仅用文艺来启发人民的觉悟，究竟能有多大效果，鲁迅已持怀疑和否定态度。但是他在仙台学医时却不同，年青单纯，爱国心切，听到日本同学为中国人作侦探被枪毙而欢呼“万岁”，“特别听得刺耳”，而且因此觉得学医不是首要任务，正像后来在《呐喊·自序》中说的：“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鲁迅这一段话，和《藤野先生》中提到的，“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可以互相印证。

⑶关于“日暮里”的各种解释：

《藤野先生》中有这样几句话：“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

这两年报刊发表了不少关于“日暮里”的文章，略举如下：

其一：“日暮里”是从东京去仙台的一个火车站，这个站名其所以给鲁迅深刻的印象，是因为这个站名同日本在甲午之战打败清朝、在日俄战争中打败沙俄后的军国主义气焰，很不协调。日本是一个战胜国，而这个地名却叫“日暮里”，所以给人以难忘的印象。再从受欺凌的清朝看，甲午海战吃亏的固然是中国，就是日俄战争，因为战场在我国东北，倒霉的也是中国。鲁迅作为一个“弱国”的留学生，就受到那些深中军国主义思想毒害的日本学生的歧视，并在时事画片中深受刺激。离开仙台以后的20年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更是日甚一日。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作为一个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战士，当然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日本尽管是所谓强国，是“列强”之一，但是在日本却看到过“日暮里”这样的地名，这不能不使青年鲁迅产生预感，军国主义的日本总有一天要没落，像日落西山那样吧，这应该是鲁迅记得“日暮里”“这名目”的主要原因。

其二：不同意把“日暮里”的“日暮”二字理解成“日本国的没落”，并把这种理解加在鲁迅身上。理由是鲁迅反对从名称上判吉凶。他曾批评过北京市民把“绳匠胡同”改称“丞相胡同”之类事情的无聊。这种意见认为“日暮里”的“日”，不看作同日本的“日”双关，应当作“天日”“时日”理解，就是黄昏、傍晚、天色暗淡，就是“日暮乡关何处是”的日暮。鲁迅看到“日暮里”地名的心情，不是对异邦日本将来的国运产生什么预感，而是联系故国当时的处境，很自然地兴起一种“日暮途穷”之感。当时中国国运衰败没落，正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何况鲁迅赴仙台求学之前，在东京书赠好友许寿裳的《自题小像》诗中，已经表达了“风雨如磐暗故园”的忧国伤时的心情。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在途中看到“日暮里”这个地方，很自然会产生忧念祖国“风雨如晦”之感。这同想到水户这个地方，心中就升起对朱舜水这位爱国者的敬慕之情是一致的。鲁迅对日暮里和水户怀有深刻的印象的原因都出之于他的爱国主义思想。

其三：当时，鲁迅告别挚友，远离较熟悉的东京，只身去异域的一个偏僻小城，途中见到的第一个驿站之名“日暮里”时，兴起“满目萧然”“去国怀乡”的览物之情，即“日暮乡关何处是”的感触与深情，以至相隔２０多年后在厦门岛上回忆起当时情景时，“还记得这名目”。

鲁迅１９０２年到东京不久曾有照片三张寄家人，其中一张后有“会稽山下之平民，日出国中之游子”“走五千余里之邮筒”这些词语；到仙台不久在给友人蒋抑卮的信中又有“形不吊影，弥觉无聊”之感，和“遥思吾乡，想亦久作秋气”之念。又１９００年作《别诸弟三首庚子二月》中有“日暮新愁分外加”句。……鲁迅在日本时，的确时时有对祖国“风雨如晦”的忧念，……而怀念祖国的亲人和家乡，也是爱国主义思想感情的内容和方面之一。不必作因见“日暮”之名而有祖国“日暮途穷”之忧的那样的引申了。

我们查阅了一下日本有关材料，提出以下解释：

日暮里原是东京府北丰岛郡的一个町（相当于我们的镇），东京扩大后，划入市区，现是荒川区的一个町。在市中心的北方，开往东北的火车经过此处。据许寿裳回忆，鲁迅往来东京仙台都坐夜车，“一夜就到”。又据《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记载，当时仙台至上野（东京的一个主要车站），行车约１２小时。那么，鲁迅从上野搭车，路过日暮里，很可能恰是日暮时分，看到站牌，触景生情，留下了经久不灭的烙印吧。

其实这个很有诗意的地名是文人墨客后改的，此地原名新堀，即新渠的意思，《新编武藏》一书说，小田原北条的家臣远山的庭园里，新挖了一条渠，因此，这一带就以此命名为新堀。当时这里设新堀村，只有６３户人家。到了江户中期，新堀这个土气的名字才被改为读音相近的日暮里（新堀读作ニヒボソ，日暮里读作ニツボソ），这正如同北京的狗尾巴胡同被改为高义伯胡同一样。在日本，汉字一般都有音读和训读两种读音，日暮里三字，音读时是落日余晖中的乡里，很富诗意。训读时（ヒグラシノサト）却是度过岁月的故里，带有实务意味了。现在，这个地名就兼有音训两读。

日暮里在文字资料中最早见之于享保十八（１７３３）年林信充所著的《武州日暮里诹访净光寺八景诗歌》。宝历、明和年间，在《江户名胜》《江户名胜二十四景》中，日暮里也都作为一景载入，描绘了这一带的道灌山、净光寺的山林和古迹。

在行政区划上，明治十一（１８７８）年新堀村开始改为日暮里村，大正二（１９１３）年改为日暮里町。日暮里车站是明治三十七（１９０４）年开始营业的，鲁迅乘车路过时，这里还是刚刚设置的新站。

【《藤野先生》析疑（节选）（邱文治）】

１、本文开头两段为什么要描写东京中国留学生生活？

作者在本文开头两段中，以极其厌恶的情绪和辛辣讽刺的笔触，描写了东京中国留学生浑浑噩噩、糜烂庸俗的生活。他们白天迷恋樱花，并把象征种族压迫的辫子弄成各种花样，不以为丑，反以为美；晚上则学跳舞，震得地板咚咚地响，造成“满房烟尘斗乱”。通过这些描写，清楚地表现这批“清国留学生”到日本留学的目的。他们是属于“速成班”，根本不想学什么本领，纯粹为了镀金，回国后可以求得一官半职。这种人的生活态度与鲁迅正好相反。鲁迅到日本留学，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他以“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表示要把自己的生命和热血献给祖国的解放事业。而在本文中，也正是表现了他强烈的爱国热忱，文中刻画藤野先生关心中国命运的可贵精神，感谢他对自己的教诲与激励，这也是和作者爱国主义思想一致的，所以本文开头描写东京中国留学生这种腐朽糜烂的生活，正是反衬出一个爱国志士忧国忧民的悲愤。这两段话，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属于游离成分，实际上是紧扣主题思想的，这也正好体现了散文的形散神不散的特点。

２、“日暮里”和“水户”这两个地方为什么给作者留下深刻印象？

鲁迅在弘文学院毕业后，于１９０４年８月底由东京到日本东北部的仙台医专学习。东京和仙台相隔数百里，所经的驿站很多，为什么“日暮里”和“水户”这两个站名给作者留下深刻印象，以至二十余年后写本文时还没有忘却呢？

关于“日暮里”，顾名思义，含有“日暮途穷”的意思。处在异国他乡的鲁迅，路过此地，必然联想到正处在“风雨如磐”中的祖国，因而留下深刻的印象。鲁迅回国后，国家仍受宰割，人民依然遭殃，他曾在《彷徨》的扉页上题了屈原《离骚》中“日忽忽其将暮”的诗句，表示了对祖国前途的十分关切，因此在写本文时，很自然地又想起“日暮里”这一地名。

至于“水户”，是明末遗民朱舜水客死的地方。朱舜水是浙江余姚人，明亡后，不肯为清政府效劳，去日本讲学，力图复明，百折不挠，“自誓非中国恢复不归”，以致老死异国。鲁迅对他很敬仰。后来，鲁迅有一次去东京，特意在水户下车，瞻仰了朱舜水的遗迹，弄得几乎付不出店钱。由此可见，鲁迅对水户的地名有深刻的印象，是他具有强烈的反对满清统治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表现。

３、如何理解“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这段话？

对于“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这段话如何理解，目前意见尚不统一。有的认为鲁迅在仙台受到特别的照顾，表现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有的则相反，以“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为据，说明仙台医专职员的“操心”是虚伪的；有的则以“物以希为贵”这句话引申为鲁迅孤寂之感的表现。我们认为，这些意见各有偏颇，与文章原意不符。

文中主要谈到作者在仙台受到优待和实际生活情况。所谓“优待”，就是“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几个职员”是指教务科的宫崎荣造和桑原寿等人，他们受学校领导之命，认为那个兼办囚人饭食的客店让鲁迅住不合适，就叫鲁迅搬到别一家。但是这种“优待”，鲁迅认为“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的缘故。这也是符合实情的。因为当时日本正在侵略中国，作为受侵略的“弱国的国民”，来到日本，往往受到歧视。鲁迅的民族自尊心是很强烈的，他深以祖国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为耻，他绝不认为自己受到“优待”，就是对中国人的尊重，所以他以北京的白菜到浙江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的芦荟到北京得到“龙舌兰”的美名作比喻，说明自己所受到“优待”，仅仅由于在仙台医专他是唯一的留学生，是“物以希为贵”罢了。就是在这样的“优待”下，鲁迅的生活也是艰苦的。先是蚊子太多，没有蚊帐，睡觉时“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后来“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但是，这种十分艰苦的生活条件，丝毫没有动摇鲁迅“科学救国”的意志。由此可见，鲁迅把自己受到“优待”当作“物以希为贵”和对艰苦生活的描述，都隐约地贯串一条爱国主义思想的线索。他身处异国，一举一动，无不系念着风雨飘摇中的祖国，一情一感，无不闪耀着炽热的爱国主义火花。

４、作者是怎样具体描述藤野先生的可贵品质的？

鲁迅在仙台医专学习了两年，接触的老师很多，但给鲁迅留下深刻印象并使他受到鼓舞和激励的是藤野先生。作者以敬佩的感情，按照时间顺序，从各个侧面具体展示了藤野先生的可贵品质。

首先，作者描写了藤野先生的外貌和首次讲课的情况：他的脸“黑瘦”，“戴着眼镜”，表明他经常潜心研究；他“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居然概括地将这些书的内容向学生讲述，说明他的知识渊博；他“穿衣服太模胡”，有时竟忘了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几乎被人疑心他是扒手，说明他因忙于教学而不修边幅，具有艰苦朴素、平易可亲的优良品格。其次，作者描写了他认真检查“我”的讲义的情况：他主动检查自己抄录的讲义，嘱咐“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而每一次都是认真批改，不但补上“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些都表现他诲人不倦和一丝不苟的教学态度。其三，描写了关于解剖学的三次谈话。第一次谈话，是因鲁迅所画的解剖图把下臂的血管“移了一点位置”，藤野先生就主动地、和蔼地向鲁迅指出错误，这表现他对鲁迅的要求既严格又耐心。第二次谈话是藤野先生说中国人“敬重鬼”，怕鲁迅“不肯解剖尸体”，现在看到鲁迅敢于解剖，“算是放心了”，这里从“担心”到“放心”，说明他无微不至地关心来自异国的鲁迅的学习。第三次谈话是询问中国女人缠足的情况。藤野先生虽然是从解剖学的角度了解女人缠足后足骨变化的情况，但他对中国这种野蛮的习俗丝毫没有嘲弄的意思，而是“叹息”地表示对中国妇女的同情。

作者在描写藤野先生可贵品质时，也写出自己的心理活动。如写藤野先生讲课时，作者见到他使用的参考书有“翻刻中国译本的”，就特别提到：“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这正是作者强烈民族自尊心的流露；在写藤野先生认真检查自己讲义时，作者“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这里的“感激”和“自责”交织着作者对藤野先生的衷心钦佩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这样就把藤野先生毫无民族偏见，真诚对待鲁迅这样的弱国国民，热切关心鲁迅学习的可贵品质和鲁迅的高度爱国主义热忱交融在一起。

５、怎样评价鲁迅“弃医从文”的思想转变？

鲁迅对自己到仙台学医的动机，曾在后来写的《〈呐喊〉自序》中作过解释，他说：“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可见他是怀着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选择医学这一职业的。可是就在医专学医时，有一次看枪毙中国人的电影，说是由于“给俄国人做侦探”，而围观的“也是一群中国人”，这使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于是促进了鲁迅“弃医从文”的思想转变。他“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提倡文艺运动了。”

看电影受刺激，固然是鲁迅“弃医从文”的直接原因，但不能理解为偶然的因素，如果我们分析当时的社会状况，鲁迅的思想转变还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这就是当时革命潮流推动了鲁迅。远在弘文学院学习时，他常和许寿裳探讨如何改变“国民性”问题，考虑如何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当时，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日本东京集中了许多革命志士，孙中山也到日本进行革命活动。鲁迅为这种革命热潮所鼓舞，经常“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鲁迅在仙台医专学习时，曾给友人蒋抑卮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树人到仙台后，离中国主人翁颇遥远，所恨尚有怪事奇闻由新闻纸以触我目，曼思故国来日方长，载悲黑奴前车如是，弥增感喟。”表现了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心。信中还说：“校中功课，只求记忆，不须思索，修习未久，脑力困顿，四年而后，恐如木偶人矣!”这些都透露出他急于投入革命浪潮的信息。所以鲁迅的“弃医从文”，不单纯是看电影受刺激，更主要是他顺应当时中国革命潮流的表现。

６、怎样理解“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采”这句话？

鲁迅在文中写道：“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采……”“酒醉似的喝采”原来是指日本学生在影片中看到枪毙中国“犯人”时兴高采烈的表现，他们拍掌欢呼“万岁”，使鲁迅感到“特别刺耳”。鲁迅回国后，看到一些闲人围观反动统治者屠杀革命人民时，也像日本人一样在“喝采”，说明这些闲人的精神已经麻木到令人震惊的程度。所以这句话表现了作者极其沉痛的情感。

鲁迅曾写了一系列文章批判这些精神麻木的闲人，他在小说《药》中以厌恶的情绪描写闲汉们观看屠杀革命者的丑态：“颈部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在《阿Ｑ正传》中，他写阿Ｑ夸耀自己在城里看到杀革命者时说：“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而后来阿Ｑ自己被当作抢犯示众枪毙时，吴妈也挤在人丛中看，观看的人发出豺狼的嗥叫一般的声音“好！！！”在《示众》里，鲁迅全文刻画示众场面，对围观的群众予以辛辣的讽刺。在《娜拉走后怎样》里沉痛地说：“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在散文诗《复仇》及《复仇（其二）》中以愤激的笔触，批判了赏玩“他人的苦”的那些闲人。鲁迅前期这种思想，一方面表现他对人民群众的革命性估计不足，另一方面也和鲁迅希望用文艺的武器来改变“国民性”的创作指导思想有关。